外资经济与制度变迁——晚清中国经济结构与制度变迁探讨_1000000135981511

杨小凯教授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一：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晚清的经济历史》中探讨了“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

其解释是：“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关的就是对晚清洋务运动的评价。

笔者看到的资料显示，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

”本人对于上述观点略有异议，在此提出几点商榷。

一、清末的两次制度变迁杨小凯教授认识上偏差的根本就在于对清末历史上的两次制度变迁的混同。

第一次是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第二次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所讨论的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但我们知道，第二次制度变迁在清末历史上遗憾的最终未能完成，其原因也就是在此争论的焦点。

（一）第一次制度变迁：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在第一次制度变迁中，外资经济是制度变迁的创新主体。

在鸦片战争前，其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是与当时的既得利益集团———清政府及其代表的封建地主官僚阶级对立的，他们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利益冲突。

外资经济的政治代表———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以强有力的“炮舰”完成了第一次制度变迁，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

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形成了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次社会制度变迁。

尽管这场制度变迁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但英国在造成这场制度变迁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二）第二次制度变迁：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第二次制度变迁不是第一次制度变迁的延续，而是一次全新的制度变迁。

在第二次制度变迁中，谁将成为制度变迁的创新主体呢？杨小凯教授给出了两个明显的主体和一个隐含的主体。

两个明显的主体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所谓国有企业和私人自由企业；一个隐含的主体是外资经济。

!"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所谓国有企业诚如杨小凯教授所说的那样，这种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所谓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完成促进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使命的。

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所谓国有企业不是第二次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主体，其不是以一个制度创新主体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

这样，它的失败也不能用于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完成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

洋务运动正如杨小凯教授所提到的那样，在清末经济史上是一个彻底失败的运动。

但我们必须认清，它是一场什么样的运动，是否如杨小凯教授所说的是政府出于“国家机会主义”，而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以完成促进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洋务运动是在清王朝遭到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起步的，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而发起的活动。

不管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外资经济与制度变迁———晚清中国经济结构与制度变迁探讨周健摘要：本文考察了清末的两次制度变迁：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而指出杨小凯教授以“洋务运动”为案例，对“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分析的偏颇。

本文通过对私人自由企业进行第二次制度变迁失败原因的探寻，揭示了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真正原因就在于外资经济对清末中国经济的控制，进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外资经济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影响。

关键词：制度变迁制度创新主体外资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沈阳!!##$%）觉或不自觉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他们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

可以说在洋务运动的初期，其体现着制度创新主体的特征。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洋务派兴办洋务运动的根本动机和目的是为了拯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要求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时，洋务派却非但不适应这种要求而变，进行新的制度变迁，反而从中法战争后加强了专制统治，并把这种反动倾向渗透到军队和企业管理等方面去。

这种逆历史潮流的做法，导致甲午战争失败是必然的。

在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所谓国有企业缺乏完成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动机和激励，其不是第二次制度变迁的制度创新主体，其归于失败，被淘汰出历史舞台也就成为必然。

!"私人自由企业真正在第二次制度变迁中扮演制度创新角色的是正如杨小凯教授所寄予无限惋惜的私人自由企业。

清末中国的私人自由企业是在外资经济与官商经济的夹缝中生存的。

切身的“悲剧”决定了其对于一个自由、平等制度的渴望与追求远胜过其他存在的利益集团。

他们才是真正最有动力去推动制度变迁，促进中国从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

因此，我们研究“为什么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不能发展到现代资本主义”，就必须从私人自由企业的“悲剧”中寻求答案。

私人自由企业“悲剧”的答案就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断强化，从而压制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

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不断强化的罪魁祸首就是外资经济。

#"外资经济杨小凯教授对外资经济的赞美之词溢于言表：“清朝与外国冲突产生的条约制度其实对中国经济有其正面影响。

条约制度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之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特别是条约制度打破了官方对商业的垄断和对私商的任意侵夺，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

”“过去的很多史书都指称清朝卖国的证据是将海关权利让与外人，其实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政治宣传。

清末海关虽由英国人赫德管理，但他是作为清政府的雇员，行使他的职权。

他的管理不但使中国海关迅速现代化，而且使海关成为最有效率，最少贪污的清朝官僚机构。

他保证了条约制度对关税率的限制，因而促进了自由贸易及公平税收……”鸦片战争后，外资经济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与清政府及其代表的封建地主官僚阶级相勾结，以一副反对制度变迁的嘴脸出现，对第二次制度变迁的创新主体———私人自由企业无情地排挤和压迫。

如果，诚如杨小凯教授所说的那样，外资经济所需要的最好的制度环境应该是现代资本主义，但其为何没有在第二次制度变迁中继续充当制度创新的主体，而蜕变为“绊脚石”了呢？外资经济没有再次成为制度变迁的创新主体，完全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比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更有利于其自身最大利益的获得。

鸦片战争后，外资经济对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固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忽视外资经济对清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强化，以及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事实。

（三）外资经济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强化杨小凯教授认为“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因素是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

”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阻碍原始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清朝末年的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不是孤立存在的。

如果清政府戒除“国家机会主义”，用鼓励私人自由企业的方式发展推动工业化，其是否可以促进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我们说不会的。

在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变迁中存在着除了清政府、私人自由企业以外，还存在第三个利益集团———外资经济。

我们在探讨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也正是它的存在，强化了清朝末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从而阻碍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发展。

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外资经济是如何形成对清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强化的。

外资经济进入中国为的只是一个永恒的“利”字，具有强烈的趋利性。

在这里我们抛开意识形态问题，尽管其在外资经济研究中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突出所要论述的问题，我主要强调从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与阐明相关问题。

鸦片战争的炮火敲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后，帝国主义经济也随之入侵，中国的自然经济基础被破坏，“不少自耕农破产为无地之人，小手工业者也逐渐失业，沦为游民，……由于资本主义不发达，转变为产业工人的只有少数，而大多数破产者都只能转变为佃农、雇农……”!。

我们知道，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了获得大量的产业工人，发动了“圈地运动”，从而迫使大量的农民沦为产业工人，资本主义因此也得到发展。

但为什么在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发展，而大多数破产者却只能转化为佃农、雇农？"我们应当注意到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入侵的目的在于对中国的农副产品和原材料的掠夺。

尽管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但在人满为患、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条件下，以资本、技术代替劳动力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来说是不可取的。

这样，尽管外资经济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基础，但其只是将农民由自耕农转变为雇农、佃农，却仍然禁锢在土地上，而同时又不断扩大这一队伍。

在这个意义上强化了封建土地制度的继续存在，维持着其生命力的延续，从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我想在这里赘述一下关于杨小凯教授提到的“海关”的问题。

清政府的官员是腐败的，其在海关中的存在增大了外资经济操纵海关的交易成本，所以其需要用有效率的管理和制度约束清政府的官员。

同样在外资经济所能控制的其他部门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这是外资经济作的制度创新的典范吗？不是，其只是为了以最小成本控制这些部门，以达到最大掠夺的目的。

而正是这最大掠夺的目的昭彰了其在第二次制度变迁中“绊脚石”的形象，而不是制度创新的主体。

夸大和扭曲局部制度创新的影响，往往会造成“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觉。

（四）小结清朝末年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是外资经济为追求自身经济最大利益而不断强化形成的。

但其不是“孤身奋战”，它是与清朝封建地主官僚及其代表———清政府联手完成的，他们一起扼杀了清末私人自由企业的“春天”。

清末私人自由企业尽管是第二次制度创新的主体，但其最终没有走在反抗外资经济压迫的最前线。

最终，只有最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是反抗外资经济压迫的最坚定者，中国也就越过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杨小凯教授在《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之一：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晚清的经济历史》中所提出的论断的主旨是什么呢!其是为了给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解释，并提供一个改革的思路。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这一系列文章#中看出来。

在他的这一系列文章中都贯穿着开放与私有化思想，并以此为标准判断一个社会的优劣。

尽管杨小凯教授的分析框架和思路对于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确实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对于清末中国经济结构与制度变迁却缺乏说服力。

二、外资经济对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影响如果说鸦片战争后，外资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和制度变迁的影响，我们是完全被动接受的话，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外资经济，则是我们主动地进行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