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_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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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创立道学派的程颢说：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 惟义利而已。［２］（《程氏遗书》卷十一）
程颐说：
所谓利者一而已。财利之利与利害之利，实 无二义。以其可利，故谓之利。圣人于利，不能 全不较论，但不致妨义耳。乃若惟利是辨，则忘 义也，故罕言。［２］（《外传》卷七）
并指名批评李觏 ：
只为后人趋着利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 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 也。［２］（《遗书》卷十八）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375(2004)01-0001-07
“义利之辩”，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我国孔、 孟、荀、墨诸学派思想家的争论话题。“义”是指 社会的伦理规范，“利”是指人的物质利益。所谓 义利之辩，是我国历史上如何对待伦理与物质利益 的关系问题的争辩。降及宋代，它仍然是一个引人 注意、引起争端的问题，基于政治改革需要，当时 各学派的思想家又展开争论，而且更向深度发展。
第 ２５ 卷 第 １ 期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JOURNAL OF WENZHOU NORMAL COLLEGE
Vol．２５ No．１ Feb. ２００４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
——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多，此当为第一焉”。［１５（］ 卷二一）漆器远销国内和海
二
北宋中期的温州，就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 城市，时人以“小杭州”相称。如宋哲宗绍圣二 年（１０９１），著名诗人杨蟠出任温州知州，他是王 安石、苏轼的诗友，《宋史》有其简略传记。他曾 描写当时温州州城（即永嘉县治）的繁华：
外，开封、杭州都有卖温州漆器的铺子，并深得 真腊（今柬埔寨）人的喜爱。［１６］全年打造的船舶六 百艘，与明州并居全国首位。［１７（］ Ｐ５，之４）海上交通便 利，航运业发达。陈傅良有诗道：“江城如在水晶 宫，百粤三吴一苇通”。［ １ ８ ］ 因此，早在绍兴元年 （１１３１）左右，温州正式设有市舶务，类似后世的 海关，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建有来远驿、待贤
·２·
第 １ 期
周梦江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
这里意思是，如果能够把利让给别人，而自己不
诗人并没有夸大温州城的繁华，它是有事实
居功，那是很好的道德行为。可是后世的道学家 根据的。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十六记载：
把这两句话了解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讲效益，这 北宋熙宁十年（１０７７），温州所属四县（永嘉、瑞
双方辩论了两年多，都坚持自己意见互不相 下。因为朱熹门徒众多，道学家势力庞大，纷纷 指责陈亮是异端邪说。陈亮感到自己势力孤单， 便要求陈傅良予以支持。这时浙东学派著名学者 薛季宣、郑伯熊、吕祖谦都已先后去世，只有陈 傅良年辈较高，学术上有地位。陈傅良却不过陈 亮数次要求，第一次给陈亮回信说：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烦琐的考证。
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影
朱熹这些道学家在金兵不断侵略的严峻形势 响人们的精神生活。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
下，还空谈性命、义理，因此受到叶适、陈亮的 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进过的物
批评。叶适说：
质的东西而已。”［１３］温州“元丰九先生”之一的周
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 举……皆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 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 空言也。［１１］（别集卷十，《始议二》）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 是处有花对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１２］（卷三三）
驿，招待外地和外国商人。而旅游业也相应发展， 日本、琉球、朝鲜和广东、福建等地僧侣、商人 也相继到乐清雁荡山的能仁寺、永嘉江心屿的龙
·３·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５ 卷
一
宋代（北宋和南宋）是个国势衰弱，内政不 修，外侮频仍，民生凋蔽的朝代。因此，一些有 识之士亟思改革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 ，于是义利 之辩也随之而起。早在北宋中期范仲淹提倡新政 时，支持新政的思想家李觏就尖锐批评当时社会 上非常流行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思想。他说：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 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 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性反人之情？世俗 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 义而不利者乎。［１］（ 卷二九，《原文》）
这里，李觏认为义和利是分不开的，孟子见梁惠 王所说的“何必曰利”，是过激的思想，这是人们 不能接受的。只要是在符合于“礼”的前提下，是 可以讲利的。
同时李觏又对儒家传统的贵义贱利观点进
行批判。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 贱利，其言则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 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１］（卷十，《富国策第一》）
行己，近人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推许 为“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其涉及 问题的广度及理论认识的深度，在北宋时期都是 首屈一指的”。［１４（］ 下册，Ｐ１５５，２７０）
陈亮说：
到了南宋前期，温州仍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城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 皆风痹不知痛庠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 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
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 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
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②
这些话表面上似乎每人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 正如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所说：“止斋（陈傅良） 之意，毕竟主张龙川（陈亮）一边过多。”［５］可是
呼，向政府上书要求革新时政。如薛季宣主张义 利双行，义利统一，提倡事功，讲求效益。他在 《大学解》中提出：
·１·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５ 卷
因循守旧，给社会造成种种弊端，冗兵、冗官、 冗费成为沉重负担，以致国家积贫积弱，士风颓 废，阶级矛盾严重，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金兵又 不时南下侵略。这一切使一些有识人士痛心疾 首，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永嘉学派 薛季宣、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人，更是大声疾
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秋天，朱熹与陈亮之间 发生了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辨。这年六月，陈 亮因被人诬告刚获释回家，朱熹以慰问为名，乘 机要求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 粹然以醇儒自律”。［４（］ 下册）希望陈亮能放弃过去主 张而归入道学阵营。陈亮回信认为应该“学为成 人”。陈亮的“学为成人”，就是要做个“有救时 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 不妨为一世之英雄”。［４（］ 之八）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 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 明其道而计其功。不知圣人将死，作一部书如感 麟涕泣，两泪沾襟，这般意见岂是徒然。［８］（卷八三）
这里，“今人”就是指属于浙东学派的永嘉、永康 学派学者而说的。所以他在批评“永嘉学问，专 在利害上计较”后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 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７］（卷七五，《送
洞书院学规》及《语类》中所说的话，都是班固 平均为三千五百八十一贯。永嘉县场务商税超过
在《汉书》中删改而成的话，叶适所批评的也仍 当时的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市），是全国各县场
然是这两句话。而且朱熹所引《汉书》中语，与 务商税的七倍。瑞安县的场务商税则相当于全国
《春秋繁露》载录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不必作 各县场务商税的两倍。
陈亮还认为陈傅良态度不够明朗，又将双方以后 辩论书信全部抄给陈傅良，要求“更为详复一看， 莫更伸理前说”。［６］（卷二一）于是陈傅良再回一信，明
《易》称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国用所出， 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聚敛 之臣不知义之所在，害加于盗，以争利之民也。 民争利而至于乱，则不可救药矣。言利而析秋 毫，必非养其大者之人也。所见之小，恶知利义 之和哉！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 财之道。［３］（卷二十九）
而继承道学派的朱熹却坚持重义轻利，反对以义 和利，主张以义抑利。他在淳熙九年（１１８２）任 浙东提举茶盐公事时，在浙江听到以义和利的功 利之说，就非常不满，在《答石天民书》中说：
平生为学，见得孟子论枉尺直寻意思稍分 明。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与 此不相似。……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 分别，此大可骇。当时亦曾辩论，觉得殊未相领， 至与孟子、董子（仲舒）之言例遭排摈。①
确支持陈亮，认为朱熹说汉唐是“人欲横流，是 霸道社会，不能令人心服”。②
朱熹不能说服陈亮，心情既忧又骇，在《语 类》卷一二三中说：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 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 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朱熹认为江西陆九渊兄弟的心学并不可怕，而浙 东学派功利之说，“学者习之，便可见效”，甚为 可忧。为了破除浙学的影响，他便极力推崇董仲 舒的“正其谊（谊与义古代相通）不谋其利，明 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说。他不仅将这作为《白鹿 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要求学生“处事”以此 为准则。［７］（卷七五）而且到处引用称扬。他既在《周易 注·上经第一》中引用，又在《语类》中誉为《春 秋》大法。他说：
两句话就成为无用的空谈。
安、平阳、乐清）场务的全年商税，共为四万一
有同志说，这两句话不是董仲舒《春秋繁露》 千八百九十八贯。其中永嘉县场务商税全年是二
中的原话，而是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删 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瑞安县场务商税全年
改而成的。他的考证是对的，［１０］但是朱熹在《白鹿 是六千二百八十七贯，而全国各县全年场务商税
张仲隆序》）
以后，叶适晚年居家研读群籍著述《习学记 言序目》（这时朱熹已亡故），论及董仲舒时，就 批评朱熹所标榜的董仲舒这话，是“无用之虚 语”。他说：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 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 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９］（卷二三，《汉书三》）
北宋灭亡，宋室南迁杭州，君臣仍旧优游度 日，没有接受亡国的教训。一位不知生平的诗人 林升（有说是温州平阳县人）有诗写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却把杭州作汴州。
汴州就是河南开封，是北宋首都所在地。南 宋君臣在杭州仍如当时在汴州一样，醉生梦死。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３－０９－０６ 作者简介： 周梦江（１９２２－ ），男，温州平阳人，离休教师。研究方向：宋史，温州地方史。
周梦江
（温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
Hale Waihona Puke Baidu
摘 要：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
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
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叶适；朱熹；义利之辩；永嘉学派；重商思想
市。南宋高宗绍兴六年（１１３１），中书舍人程俱在 他所撰的《席益差知温州制》的诏书中，就讲到 当时温州是一个“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城市。
乎！［ ６ ］ （卷一，《上孝言皇帝第一书》）
而且还是全国的大后方，南宋初年金兵南侵，一
南宋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以后在政治上逐渐得 直打到宁波。东南沿海城市如苏州、杭州、明州 势，不少人把持政权。他们空谈义理，反对功利， （宁波）等均遭焚毁，温州幸喜无恙。因此达官贵 反对富国强兵，其中有些人虽有心抵抗外侮，却 人、公子王孙纷纷避难于温，如秦桧第一次罢去 无能为力，而大部分信徒深受毒害，空谈仁义，不 丞相职位后，他是南京人，却来温州居住。这一 学无术，最后与南宋末年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结合 大批贵人到达温州，也刺激了温州商业的发展。 在一起，断送了南宋王朝。所以，对于他们的学 所以这时的温州商业、手工业都是相当发达的。 说，应作客观批判，不可脱离实际，一味推崇。 蠲纸、漆器驰名全国，蠲纸被认为“东南出纸最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 惟义利而已。［２］（《程氏遗书》卷十一）
程颐说：
所谓利者一而已。财利之利与利害之利，实 无二义。以其可利，故谓之利。圣人于利，不能 全不较论，但不致妨义耳。乃若惟利是辨，则忘 义也，故罕言。［２］（《外传》卷七）
并指名批评李觏 ：
只为后人趋着利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 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觏是 也。［２］（《遗书》卷十八）
中图分类号：B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375(2004)01-0001-07
“义利之辩”，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是我国孔、 孟、荀、墨诸学派思想家的争论话题。“义”是指 社会的伦理规范，“利”是指人的物质利益。所谓 义利之辩，是我国历史上如何对待伦理与物质利益 的关系问题的争辩。降及宋代，它仍然是一个引人 注意、引起争端的问题，基于政治改革需要，当时 各学派的思想家又展开争论，而且更向深度发展。
第 ２５ 卷 第 １ 期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
JOURNAL OF WENZHOU NORMAL COLLEGE
Vol．２５ No．１ Feb. ２００４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
——兼论温州商业社会与永嘉学派的关系
多，此当为第一焉”。［１５（］ 卷二一）漆器远销国内和海
二
北宋中期的温州，就是一个商业比较发达的 城市，时人以“小杭州”相称。如宋哲宗绍圣二 年（１０９１），著名诗人杨蟠出任温州知州，他是王 安石、苏轼的诗友，《宋史》有其简略传记。他曾 描写当时温州州城（即永嘉县治）的繁华：
外，开封、杭州都有卖温州漆器的铺子，并深得 真腊（今柬埔寨）人的喜爱。［１６］全年打造的船舶六 百艘，与明州并居全国首位。［１７（］ Ｐ５，之４）海上交通便 利，航运业发达。陈傅良有诗道：“江城如在水晶 宫，百粤三吴一苇通”。［ １ ８ ］ 因此，早在绍兴元年 （１１３１）左右，温州正式设有市舶务，类似后世的 海关，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并建有来远驿、待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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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 期
周梦江 宋代义利之辩与叶适对朱熹的批评
这里意思是，如果能够把利让给别人，而自己不
诗人并没有夸大温州城的繁华，它是有事实
居功，那是很好的道德行为。可是后世的道学家 根据的。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卷十六记载：
把这两句话了解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讲效益，这 北宋熙宁十年（１０７７），温州所属四县（永嘉、瑞
双方辩论了两年多，都坚持自己意见互不相 下。因为朱熹门徒众多，道学家势力庞大，纷纷 指责陈亮是异端邪说。陈亮感到自己势力孤单， 便要求陈傅良予以支持。这时浙东学派著名学者 薛季宣、郑伯熊、吕祖谦都已先后去世，只有陈 傅良年辈较高，学术上有地位。陈傅良却不过陈 亮数次要求，第一次给陈亮回信说：
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
烦琐的考证。
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影
朱熹这些道学家在金兵不断侵略的严峻形势 响人们的精神生活。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
下，还空谈性命、义理，因此受到叶适、陈亮的 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进过的物
批评。叶适说：
质的东西而已。”［１３］温州“元丰九先生”之一的周
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 举……皆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虽有 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 空言也。［１１］（别集卷十，《始议二》）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 是处有花对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１２］（卷三三）
驿，招待外地和外国商人。而旅游业也相应发展， 日本、琉球、朝鲜和广东、福建等地僧侣、商人 也相继到乐清雁荡山的能仁寺、永嘉江心屿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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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５ 卷
一
宋代（北宋和南宋）是个国势衰弱，内政不 修，外侮频仍，民生凋蔽的朝代。因此，一些有 识之士亟思改革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 ，于是义利 之辩也随之而起。早在北宋中期范仲淹提倡新政 时，支持新政的思想家李觏就尖锐批评当时社会 上非常流行的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思想。他说：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 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 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性反人之情？世俗 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 义而不利者乎。［１］（ 卷二九，《原文》）
这里，李觏认为义和利是分不开的，孟子见梁惠 王所说的“何必曰利”，是过激的思想，这是人们 不能接受的。只要是在符合于“礼”的前提下，是 可以讲利的。
同时李觏又对儒家传统的贵义贱利观点进
行批判。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 贱利，其言则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 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足食，足 兵，民信之矣’。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 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１］（卷十，《富国策第一》）
行己，近人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推许 为“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其涉及 问题的广度及理论认识的深度，在北宋时期都是 首屈一指的”。［１４（］ 下册，Ｐ１５５，２７０）
陈亮说：
到了南宋前期，温州仍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城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 皆风痹不知痛庠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 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
此老兄之说也。如此，则三代圣贤枉作功夫。 功有适成，何必有德；事有偶济，何必有理。此
朱丈之说也。如此，则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②
这些话表面上似乎每人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上 正如明末清初大儒黄宗羲所说：“止斋（陈傅良） 之意，毕竟主张龙川（陈亮）一边过多。”［５］可是
呼，向政府上书要求革新时政。如薛季宣主张义 利双行，义利统一，提倡事功，讲求效益。他在 《大学解》中提出：
·１·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 年第 ２５ 卷
因循守旧，给社会造成种种弊端，冗兵、冗官、 冗费成为沉重负担，以致国家积贫积弱，士风颓 废，阶级矛盾严重，农民起义接连不断，金兵又 不时南下侵略。这一切使一些有识人士痛心疾 首，要求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特别是永嘉学派 薛季宣、叶适，永康学派陈亮等人，更是大声疾
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秋天，朱熹与陈亮之间 发生了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辨。这年六月，陈 亮因被人诬告刚获释回家，朱熹以慰问为名，乘 机要求陈亮“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 粹然以醇儒自律”。［４（］ 下册）希望陈亮能放弃过去主 张而归入道学阵营。陈亮回信认为应该“学为成 人”。陈亮的“学为成人”，就是要做个“有救时 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自 不妨为一世之英雄”。［４（］ 之八）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春 秋》大法正是如此。今人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 明其道而计其功。不知圣人将死，作一部书如感 麟涕泣，两泪沾襟，这般意见岂是徒然。［８］（卷八三）
这里，“今人”就是指属于浙东学派的永嘉、永康 学派学者而说的。所以他在批评“永嘉学问，专 在利害上计较”后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 不计其功。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 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７］（卷七五，《送
洞书院学规》及《语类》中所说的话，都是班固 平均为三千五百八十一贯。永嘉县场务商税超过
在《汉书》中删改而成的话，叶适所批评的也仍 当时的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市），是全国各县场
然是这两句话。而且朱熹所引《汉书》中语，与 务商税的七倍。瑞安县的场务商税则相当于全国
《春秋繁露》载录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不必作 各县场务商税的两倍。
陈亮还认为陈傅良态度不够明朗，又将双方以后 辩论书信全部抄给陈傅良，要求“更为详复一看， 莫更伸理前说”。［６］（卷二一）于是陈傅良再回一信，明
《易》称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国用所出， 其可缓乎？虽然，为国务民之义而已。……聚敛 之臣不知义之所在，害加于盗，以争利之民也。 民争利而至于乱，则不可救药矣。言利而析秋 毫，必非养其大者之人也。所见之小，恶知利义 之和哉！惟知利者为义之和，而后可与共论生 财之道。［３］（卷二十九）
而继承道学派的朱熹却坚持重义轻利，反对以义 和利，主张以义抑利。他在淳熙九年（１１８２）任 浙东提举茶盐公事时，在浙江听到以义和利的功 利之说，就非常不满，在《答石天民书》中说：
平生为学，见得孟子论枉尺直寻意思稍分 明。自到浙中，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与 此不相似。……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不可 分别，此大可骇。当时亦曾辩论，觉得殊未相领， 至与孟子、董子（仲舒）之言例遭排摈。①
确支持陈亮，认为朱熹说汉唐是“人欲横流，是 霸道社会，不能令人心服”。②
朱熹不能说服陈亮，心情既忧又骇，在《语 类》卷一二三中说：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 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旦）无可摸索，自会转去。 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朱熹认为江西陆九渊兄弟的心学并不可怕，而浙 东学派功利之说，“学者习之，便可见效”，甚为 可忧。为了破除浙学的影响，他便极力推崇董仲 舒的“正其谊（谊与义古代相通）不谋其利，明 其道不计其功”的学说。他不仅将这作为《白鹿 洞书院学规》揭示出来，要求学生“处事”以此 为准则。［７］（卷七五）而且到处引用称扬。他既在《周易 注·上经第一》中引用，又在《语类》中誉为《春 秋》大法。他说：
两句话就成为无用的空谈。
安、平阳、乐清）场务的全年商税，共为四万一
有同志说，这两句话不是董仲舒《春秋繁露》 千八百九十八贯。其中永嘉县场务商税全年是二
中的原话，而是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删 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瑞安县场务商税全年
改而成的。他的考证是对的，［１０］但是朱熹在《白鹿 是六千二百八十七贯，而全国各县全年场务商税
张仲隆序》）
以后，叶适晚年居家研读群籍著述《习学记 言序目》（这时朱熹已亡故），论及董仲舒时，就 批评朱熹所标榜的董仲舒这话，是“无用之虚 语”。他说：
“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 好，细看全疏阔。后世儒者行（董）仲舒之论，既 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９］（卷二三，《汉书三》）
北宋灭亡，宋室南迁杭州，君臣仍旧优游度 日，没有接受亡国的教训。一位不知生平的诗人 林升（有说是温州平阳县人）有诗写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吹得游人醉，却把杭州作汴州。
汴州就是河南开封，是北宋首都所在地。南 宋君臣在杭州仍如当时在汴州一样，醉生梦死。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３－０９－０６ 作者简介： 周梦江（１９２２－ ），男，温州平阳人，离休教师。研究方向：宋史，温州地方史。
周梦江
（温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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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宋代义利之辩谈起，叙述叶适对朱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
批评。兼及南宋温州商业社会产生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的功利学说和重商思想，永嘉
学派的功利学说及其重商思想对温州社会的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叶适；朱熹；义利之辩；永嘉学派；重商思想
市。南宋高宗绍兴六年（１１３１），中书舍人程俱在 他所撰的《席益差知温州制》的诏书中，就讲到 当时温州是一个“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城市。
乎！［ ６ ］ （卷一，《上孝言皇帝第一书》）
而且还是全国的大后方，南宋初年金兵南侵，一
南宋以朱熹为首的道学家，以后在政治上逐渐得 直打到宁波。东南沿海城市如苏州、杭州、明州 势，不少人把持政权。他们空谈义理，反对功利， （宁波）等均遭焚毁，温州幸喜无恙。因此达官贵 反对富国强兵，其中有些人虽有心抵抗外侮，却 人、公子王孙纷纷避难于温，如秦桧第一次罢去 无能为力，而大部分信徒深受毒害，空谈仁义，不 丞相职位后，他是南京人，却来温州居住。这一 学无术，最后与南宋末年最腐朽的政治势力结合 大批贵人到达温州，也刺激了温州商业的发展。 在一起，断送了南宋王朝。所以，对于他们的学 所以这时的温州商业、手工业都是相当发达的。 说，应作客观批判，不可脱离实际，一味推崇。 蠲纸、漆器驰名全国，蠲纸被认为“东南出纸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