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原因及影响因素

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原因及影响因素对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的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机构和学者主要从要素供给、需求和国际经验等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1.从要素供给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从人口红利视角论证了我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根源。

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保证劳动力充分供给，抚养比下降产生了高储蓄率，提供了充足的资本供给，同时，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保证了高资本投入可以成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源泉。

因此，过去我国生产要素的供给与生产率的提高都与人口红利有关，推动了经济高速增长。

人口红利并非人口总量或人口增长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结构问题。

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抚养比(被抚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较低时，整个国家会出现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局面，此时就出现了人口红利。

但以出现劳动力短缺和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现象为标志，我国于2004 年跨越了刘易斯转折点，以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即人口抚养比上升为拐点，我国从2010 年开始人口红利消失。

而潜在经济增长率取决于供给方的能力，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减少和人口抚养比上升，引起储蓄率降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率下降。

因此，目前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一个自然的减速过程，而非受外部冲击的影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供给方面主要有三个因素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1978-2010 年的33年间，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

中国经济基本面已经发生了变化，实现了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

一是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中国总人口仍然处在缓慢上升过程中，但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达到峰值，15-59岁劳动人口最高值出现在2011年，15-64岁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峰值。

2011年末，我国总人口13.4735亿，其中60 岁及以上人口是1.85亿，占13.7%，比上年末提高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是1.23亿，占总人口比重9.1%，这个指标与上年相比提高0.25个百分点。

国际通行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超过7%就进入老龄化阶段。

二是老龄化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投资率下降。

而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

过去30年，我们反复引进、消化、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也就是集中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

30年后，在大多数产业领域，我们的技术装备水平接近、达到甚至超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就意味着全球没有现成的成熟技术可供引进、消化、吸收，我们被迫转入自主创新，要走上依靠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新道路。

转向自主创新意味着成本的上升、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明显增加。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促使我国潜在增长率下滑的主导因素一是人口转型，二是经济结构服务化。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和数量均呈现下降趋势，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在相当大程度上主导了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

我国经济结构服务化趋势逐步形成，使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中国经济减速势成必然。

北京、上海等东部发达省市已经进入经济减速通道。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发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与日本产业结构短期内的迅速变化相似，对经济过渡期间的冲击较大。

与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发生在相对较低收入水平上，进而对国民福利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影响。

2.从需求角度论证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和增长平台的转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将触及需求的“天花板”，导致潜在增长率下滑。

中国经济正经历着不同增长平台之间的转换。

供给面的变化将会对增长形成硬约束，同样值得重视的是需求面的变化。

在既定技术条件和预算约束下，任何一种需求都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都是有边界限制的。

即使供给能力充裕，当触及需求边界时，也会形成产能过剩。

2012年我国住房实际供给已经达到900万套，长期需求的年度性峰值约1300万套，预计出现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现负增长；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建设，在东部和部分中部省份其密度已经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汽车的长期需求年度峰值将在2020年左右出现，今后一些年将基本保持略高于GDP的增长率。

一旦长期需求峰值出现，过去曾多次出现的短期过剩产能被长期需求增长所吸收的情景将不再出现，就会形成真的产能过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认为，“十三五”期间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引致潜在增长率回落。

过去30余年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已经基本建成，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任务基本完成，未来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

德意志银行马骏认为，出口、房地产需求和城镇化放缓是导致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需求因素。

2000-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增速达22%，预计今后10年中国出口增长只有10%左右。

二是房地产需求减速。

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今后10年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增长率将下降一半。

三是城镇化速度放缓。

今后十年城镇化速度将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左右。

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政策措施（“保持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提高潜在增长率。

”蔡昉认为，通过提高劳动供给、资本供给和提高生产率的方法，可以改变潜在增长率，但这需要在各领域进行深化改革，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和工业改革。

）（现在的家庭登记或户口系统将劳动力市场分割成了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户口制度阻碍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合法性和持久性，因此，使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显著地稳定劳动力供给，增加潜在劳动力，进而提高潜在增长率。

）该书还指出，在向现代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市场竞争环境对于提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至关重要。

政府在提高中国的全要素增长率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一系列改革，中国政府应当强化制度建设，以此来促进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公司治理和政府系统的高效运转基于对“十二五”中后期潜在增长率开始下降的预判，专家和学者提出要接受经济增速下降的现实，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建议，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潜力，一是要消除双轨制改革时期遗留诸如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资源价格体系等各种扭曲政策，消除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诸如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资源利用低效和环境失衡、外部失衡、腐败和教育等各种社会问题，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完善相关的基础设施“硬件”(电力、电信、公路和港口设施等) 和“软件”(监管、法律框架和文化价值体系等)，以专利、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和政府采购等措施，来支持技术、产品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引导企业进入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部门，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

三是中国经济在未来20 年应以投资为主，一旦舍弃投资转为消费，中国将很快陷入危机。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认为，潜在增长率由劳动、资本和生产率等供给因素决定，不需要通过拉动需求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要通过改革稳定潜在增长率或避免潜在增长率下降过快。

一是要接受潜在增长率降低的现实，在判断宏观经济形势时，着眼于供给方因素而不是需求方因素。

二是通过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可以利用中西部的劳动力资源，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

推进深度城市化过程。

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劳动者技能，提高劳动者素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三是逐步减少和破除行业进入和退出壁垒，消除生产要素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通过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通过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世锦建议，增长阶段转换期宏观政策的主要基调是“托底”而非“推高”，能保持7%-8%的增长即可，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一是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公平就业机会，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

二是放宽准入，推动铁路、石油天然气、电力等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引入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外部投资者。

三是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立足于实质性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四是促进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改变速度效益型的企业盈利模式，加大兼并重组力度，使有竞争力的大企业规模更大，中小企业更专。

五是完善法治环境，加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建议，“十三五”之前的战略总目标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突破性进展。

要实施经济与社会并重的协调发展战略，创新驱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以消费升级为重点的扩大内需战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突破口的深度城市化战略，破除资源环境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容、平衡的经济大国战略。

为此，在关键领域的改革必须迈出实质性步伐。

一是推进以放松土地、利率、汇率等生产要素管制为重点的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二是统筹国企改革与社保体系建设；三是推进以重建国家能力为目标的政府改革；四是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为重点的收入分配改革。

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认为，应积极应对产业结构服务化对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影响。

一是要加快东部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与工业的结合，通过效率的持续改进来提升现代服务业的比重和扩大服务的规模，打破垄断、降低现代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其与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相结合。

二是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人力资本培育和创新，严格制定实施节能减排标准，以此激励新工艺、新技术的探索开发，挖掘增长的创新潜力。

德意志银行马俊认为，“十二五”至“十三五”期间，7%是经济正常、合理的增长区间，只要能保持7%左右的GDP增长，就不会加剧失业和影响社会稳定。

理想的名义GDP 增速是10%左右，M2和贷款增长幅度超过名义GDP增速2-3个百分点是比较合适的。

因此，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M2和贷款增长的最优速度应该是12%至13%。

汇丰银行屈宏斌认为，应通过改革释放制度红利，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一是加快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开放，推动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

利率市场化、债券市场发展、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是推动金融改革的重点，债券市场是金融领域改革的突破口，发展债券市场要加快预算法的修改，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加强对国内分割债券市场统一与有效的监管，培育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作为债券市场的主体。

二是放松准入与管制，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通过界定不同国企的功能，要做好公益性和自然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而一般竞争性行业应该交由市场鼓励民营企业的参与。

三是进一步对外开放，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放宽投资准入，推进服务业有序开放，放开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强调上海自贸区在推进改革开放方面的排头兵地位，建立开放性金融机构，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