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4《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

《氓》到《孔雀东南飞》──论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优质代写qq：2908224148一、前言当前，中国提出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其中文学复兴是重要的内容和途径。

从这个背景来看，对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进行研究，就不仅仅具备文学意义，而且还对当前中国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起到积极的启发，并可能为当前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提供有益素材。

古代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描述当时社会背景下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件，加之语言和表达技巧的运用通俗易懂，因而口口相传，得到民众的认可并引发民众的共鸣。

古代叙事诗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并且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与西方古代诗歌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不难发现，诗歌的发展要经历“从重叙事到重抒情”的发展脉络。

那么，我国古代叙事诗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历程？尽管叙事诗的形成时间不能确定，然而作为反映社会现象想文学作品，必然是基于当时劳动人民的创造实践，这种规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毋庸置疑的。

叙事诗基于特定的社会背景而产生，也会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了解古代叙事诗的发展，本文将选取春秋至东汉的代表作《氓》与《孔雀东南飞》进行研究。

二、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形成历程从原始社会开始便产生了描述生产生活情况的歌谣。

在进入奴隶社会以后，乐曲等更为复杂的文学形式得以产生。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语言更加成熟，对社会和自然的认知也更加广阔，相应的记录、描述和表达也更加成熟，叙事诗最终得以形成。

可见，古代叙事诗的形成大致经历了雏形、萌芽和发展这三个阶段。

（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雏形——乐曲在原始社会，部落或者氏族在劳动的过程中需要喊号子来鼓舞士气并统一节奏，这种号子经过发展逐渐具有一定的韵律。

在祭祀活动中，具有一定韵律的号子配上模拟的劳动场景，加之打击乐器（如敲打木头和石头等），便是的祭祀活动具有一定的神圣性。

在祭祀活动中的号子被记录下来便是早期的乐曲。

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生产规模扩大，部落及部落联盟向更高级、更复杂的形式发展，奴隶制国家得以形成。

在奴隶制国家的祭祀活动中，乐曲会在不同的场合填入不同的词，从而可以对不同的祭祀事件进行记录。

至此，乐曲具备了叙事的功能，这便是古代叙事诗的雏形，它会随着生产力及社会的发展不断演变。

（二）中国古代叙事诗的萌芽——农业社会的民间诗歌与原始社会不同，农业社会以更加复杂、更加高级和更加稳定的形态发展。

该社会形态下的语言和文字较为成熟，能够对生产、生活中的事物进行更好地记录和表达。

周朝代替商朝以后，原本禅让制被世袭制替代，社会结构更加稳定，经过近800年的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种植）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经济形态，在该经济形态下，人们能够对自身及社会的事务进行更多的思考，并能够更好地运用文字、乐曲进行记录。

这个阶段是古代叙事诗的萌芽阶段，从后来保存下来的叙事诗的形成时间来看，这个阶段产生了大量描述爱情、战争、生产和英雄的民间诗歌。

（三）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形成——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西周灭亡以后，东周继续扮演着“中央”的角色，然而天子的控制范围逐渐减小，到东周末年，各诸侯国逐渐征伐不断，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被动摇，国家与国家之间从各个层面展开竞争。

为了在争霸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各个诸侯国对各地的民俗进行了汇集，这些汇集的民俗、歌谣经过后人的编撰，以《诗经》的形式面世。

至此，叙事诗已经十分成熟，它对春秋战国及以前的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战争等事件进行了记录，经过传唱让当时的人们能够认识更加广阔的世界。

三、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以《诗经》为标志，古代叙事诗成为成熟的文学形式。

在此之后，叙事诗并没有停留在春秋战国的水平上保持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步伐的前行而不断变化。

从西周初年、春秋战国、到秦朝、两汉，叙事诗的形式和内容都越来越丰富。

接下来，围绕叙事诗的文化内涵，将对截止东汉的古代叙事诗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

（一）周朝叙事诗——《氓》的文化内涵《诗经·风·卫风》搜集了大量周朝时期的民间爱情叙事诗，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是《氓》。

《氓》的成诗年代大约在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卫是古国名，即今河南淇县一带。

而西周最早建都镐京，成王时期兴建洛邑，后周平王迁都洛邑，史称东周，周平王即东周第一代君王。

洛邑即是今天的河南洛阳，在古代，洛邑与卫国同属中原地区，因此，《氓》同样也能够代表周朝的文化。

《氓》体现出周朝时期民间男女浓厚、淳朴、烂漫而原始爱情味道。

尽管周朝被后世推崇为礼乐盛行的时期，然而这并未压制男女之间的情爱。

从《氓》的内容可以看出，在表达对意中人的思念时，主人公没有羞于表达，而是“不见复关，涕泣涟涟”。

在被男主人公“背叛”后，女主人公的怨恨情绪也是直接而形象的表达出来——“及尔偕老，老使我怨”。

这表明，在两周时代，整个社会的文化并不追求繁复，也不需要借助典故来阐述主人公自身的思想、观点和态度。

同时也表明，在周朝时期的民间情感没有过多的掩饰、包装和压抑，较为原始和质朴，。

（二）东周末年的叙事诗——《楚辞》的文化内涵作为诗歌汇集作品的《诗经》为诗人提供了良好的阅读和创作范本，然而这并没有促进古代诗歌的发展，相反，诗坛在此后长时间沉寂。

直到东周末期，屈原（公元前340-278）将楚辞发扬光大，从而使得古代叙事诗迎来了第二个高峰。

当时在楚地（今两湖一带）流行着一种句子长短参差、形式较为自且多用“兮”字的民歌，屈原充分运用了这种民歌形式，创作了以《离骚》为代表的许多优秀诗篇，这种带有浓郁楚国地方色彩的文学体裁，被后人称为楚辞。

东周末年的民间诗歌有了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方面在保留叙事色彩的同时具备了更多的抒情功能，另一方面，民间诗歌更多的是由文人创作的，其创作者不再是以“无名氏”为主体，而且这些创作者的贵族身份明显。

屈原本人来自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严格来说屈原算是文人，而他创作的诗作也有别于民间诗歌，是我国最早的文人诗作。

在屈原的作品中，有些几乎全是抒情，叙事功能不明显，因而不被后世认为是叙事诗。

然而，他的作品仍然有大量的优秀叙事诗，其代表作品有《东皇太一》、《湘君》、《湘夫人》等。

屈原的叙事诗多描写楚地的祭祀场景，通过“神化”的形式刻画了东周末年楚国的社会人文，并带有强烈的抒情氛围。

以《湘君》和《湘夫人》为例，这两首诗歌来自《楚辞·九歌》，是为了祭祀楚国水神而创作。

湘君和湘夫人是传说中楚地的水神，两首诗歌分别以湘君思念湘夫人的语调去写，描绘出那种驰神遥望，祈之不来，盼而不见的惆怅心情。

《湘君》和《湘夫人》是由一次约会在时间上的误差而引出的两个悲剧，但合起来又是一幕两情相悦、忠贞不渝的喜剧。

说它们是悲剧，是因为赴约的双方都错过了相会的时间，彼此都因相思不见而难以自拔，心灵和感情遭受了长时间痛苦的煎熬；说它们是喜剧，是由于男女双方的相恋真诚深挚，尽管稍有挫折，但都没有放弃追求和期盼，所以圆满结局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

当他们在耐心平静的相互等待之后终于相见时，这场因先来后到而产生的误会和烦恼必然会在顷刻间烟消云散，迎接他们的将是湘君在幻觉中所感受的那种欢乐和幸福。

可见，到东周末年，叙事诗已经具有了强烈的抒情功能，以《楚辞》为代表的作品表明叙事诗不再是单一的“叙事”，而是朝着更加多元的内容、形式和功能发展。

（三）秦汉时期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的文化内涵秦朝建立后，政府设置了专门的机构——乐府，来采集民间诗歌，对诗歌进行配乐并进行演奏训练。

灭亡秦朝而建立的西汉继承了这一机构的设置，在《汉书·礼乐志》中对此进行过记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汉乐府再次推动了古代诗歌的发展，并再次对诗歌的作品进行汇总整理。

在被编入《乐府》的大量叙事诗中，代表作有《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由于该诗歌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因而被称为《孔雀东南飞》。

秦汉时期的诗歌既有大量的文人诗歌，又有大量的民间诗歌，且这两种诗歌交融发展，因而很难说某一诗歌的具体创作者。

经过长期（西周初年到东汉末年）的发展，秦汉时期的诗歌体裁较为独立，能够对某一事件进行完整而深刻的描述。

以典型作品《孔雀东南飞》为例，全诗共357 句，1785 字，其代表了汉乐府诗的最高成就，与北朝的《木兰辞》合称为“乐府双壁”。

从“孔”诗的内容形式来看，其在延续《诗经》叙事诗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叙事”的内涵，全文概括了一个完整的事件，既有人物刻画，又有语言描写，标志着叙事诗经过从西周初年到东汉末年一千多年的演变，已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诗歌体裁。

此外，从诗的内容来看，其叙述了一个发生在民间的爱情悲剧故事，反映出了汉代的民间思想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封建思想的形成。

四、结语叙事诗在长期的阶级社会中产生，是当代人们了解古代社会文化的窗口，同时也是研究历史演变的重要借鉴。

中国文学发展至当代，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已趋于变质，各类文学作品良莠不齐，极大程度地影响了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今天，当我们再次翻开那一篇篇不朽的诗篇，再次领略古代人民的智慧与诗歌作品的艺术魅力，再次探索它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创新，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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