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中期发生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是将土地国有变为农有。“土地国有”是土地革命初期提出的口号和奋斗目标，借以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这一点在当时已经讲明，并视各阶段间步骤十分紧凑，每一阶段也只需较为短暂的时间（故尔“高潮”和“军事冒险”不断）。因此它本身即是“超前”的，而在没收土地之时，许多措施都是着眼于此点之后，而不是当下的革命阶段。如禁止土地买卖和出租（以防止产生“变相地主”）；禁止雇工（以防产生富农）；反对雇农和战士分田（以防变成“小资产阶级”）；孤儿寡妇及不从事耕作者不分田（以防产生“新的地主阶级”）；批判土地“平分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批评“耕者有其田”为“富农路线”；反对一切土地私有，主张废除“私人占有土地之剥削制度”；以及在各地推行共耕制度，期望比苏联“更进步些”等等。这一切都是为在土地分配之后，避免走上资本主义和准备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1930－1931年，在共产国际指示下决定不再禁止土地买卖、允许土地出租，和正式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停止了组建集体农场的试验。这样做的主要考虑，是唯有这样才能获得农民的拥护，从而起来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同时，也解决了“过去田归苏维埃所有”，“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农民感觉田不是他自己的”，“因此不安心耕种”的问题。从此进一步协调了土地革命本身既是目标，又是整体斗争手段的两重性质。

但是，1931年后“左倾路线”愈为发展（这一次依然是依据国际的指示），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即是“消灭地主”、“反对富农”，以及侵犯中农等。如新的土地法规定“地主不分田”，于是一些地主被送到劳役队做苦工，一部分被驱逐出苏区，也有一部分被杀，很像当时苏联对付富农的做法。对待富农也不再像前期那样没收其部分土地，而是像对地主一样全部没收，包括其工商业甚至全部财产；有些地方还像对地主一样把富农驱逐出苏区，或任意捕捉、吊打……。与地主不同的，只是“富农分坏田”。对待富农的这些做法，必然要影响到中农身上；这在鼓吹“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和“宁左勿右”的情况下更是不可避免。在“平分一切土地”的口号下，一部分中农土地被平分，有的地方“中农分中田”，有的同富农一样分坏田，甚至像对待“土豪”一样对待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或强迫购买公债、借谷，多派支前任务；或“用强迫手段勒索”中农捐款，对中农征收像富农一样重的土地税；甚至把中农的坟堂、房屋予以没收，……因此对中农关系问题，被视为“左倾错误”中最严重的一个。

“阶级分析”也是当时的一个严重问题。土地革命前期尚没有阶级分析的具体标准，所谓“阶级”或“地主阶级”，在中国还是一个新的名词，更不用说如何来确定和划分它了。如一开始提出的“地主阶级”即很笼统，多指土豪劣绅军阀官僚一类大地主或所谓“封建地主阶级”，而不包括中小地主；后来对地主的“自己不耕种”也只有模糊的说法，而无明确的规定；对于富农，“六大”以前并无独立的划分，其后标尺也订得较苛（如以“剥削量”超过年收入15％划界）；党内又常把富农与自耕农等同看待，不作区分；或仅区别以生活水平；或是用查三代的办法查阶级，以致将贫、雇农、红军家属都当做地主、富农。所有这些都模糊了阶级界限、特别是富农与中农、富裕中农的界限，使打击面过宽。它似乎是要制造一个“赤贫”的世界，以更符合“农村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而使这场革命带有了一种将社会“扁平化－重新组合”的趋向。因此分析阶级成为当时“发生错误最多的”一项工作。缺乏“科学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缺乏农村社会调查，是造成上列问题的重要原因。但在有了一定的标准之后，──如按《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查核的结果，中央苏区于都县1500家地主只有900家可打，胜利县2100家地富仅1933年一次即改正了900多家，──却提出反对“拿百分数的计算代替阶级斗争”，这就只能使问题更为严重。无疑，土地革命是农村的一场大荡涤、大风暴。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出现一些问题，当是自然的、难以避免的。对于

那些“不公平”，也不能仅作抽象道德的评论，但它却不能不对这场运动及其结局造成深刻的影响。

抗战时期

与红军的被迫长征、战略转移一样，苏区的土地革命恐怕也不能称为一场成功的实验，尽管它取得了若干成果和重要经验。另一方面，由于长征途中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控制，中共终于得到机会，重新调整自我，并根据自己的心意（而不是什么教条）和从实际的情况出发（而不是依照外国经验），来考虑革命的策略和路线转变问题。在土地问题上，也不再是盲目地追求（本来可以靠后的）社会革命目标，而是有意识地运用各项政策，以为斗争的根本目标服务。这就是重新协调经济和政治的目标和手段，将土地革命和武装夺权，转变为建立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相应地，将没收地主土地改变为减租减息。从1935至1937年，这一转变共用了两年多时间。首先，是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将没收其土地改为只没收其出租土地，允许雇工经营；并规定富农的其他财产和商业不得没收，不得加以特别的捐款或征发（过去苏区财政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即是“打土豪筹款”，并规定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因经验表明“反对富农的斗争中，常常造成消灭富农的倾向，以致影响到中农群众”，因而彻底改变了共产国际的反富农政策。其次，是改变“地主不分田”的政策，决定一切抗日人士土地不在没收之列；同时把由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工人、无劳力者所构成的小土地出租者与地主区分开来；并进一步规定富农以及经营地主的土地财产完全不动。最后明确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农村基本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