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现象

社会分层的经典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是由多个维度决定的。韦伯(M. Weber) 强调了阶级、地位和党派(或者权力) 这些维度。地位维度对社会交往的限制很重要。对于这一点，韦伯强调，地位群体倾向于围着他们自己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地位群体内部亲密的社会互动、婚姻和其他关系。这样，地位群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农民工流动到城市以后，虽然自身经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是，他们面临着新的环境适应与城市融入的问题。农民工这些农村社会的精英流动到城市以后，面临着在城市社会分层中寻求自身地位的问题。而城市原有的地位群体倾向于划一个圆圈，来限制外来人口的城市融入。这个圆圈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社会排斥，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表现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地域排斥等方面。户籍身份制度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长期以来，在城乡户籍制度的严格限制下，城市和农村形成了两个相对隔离的社会。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生活方式。农民要想改变其生活方式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中，在计划经济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瓦解了户籍制度的地域限制，但依附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其他制度安排(比如福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消除，“市民”和“农民”仍然是区分社会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准。
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即197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第三大阶层。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农民工阶层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信、社会生产的双重性；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推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现实角度看，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不会迅速消失，因此，农民工阶层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从长远角度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差别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整体性推进阶段，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最终将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要保障好农民工的利益,农民工的社会流动需要积极的政策干预，这不仅是现实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也是事关中国社会结构发生质变的大计。
农民工的流动主要具有三重含义：一是在地域上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较发达地区的流动；二是在职业上从农业向工商服务等非农产业的流动；三是在阶层上从低收入农业劳动者阶层向其他较高的职业阶层流动。从职业流动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情况，可以知道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和工作变动较为频繁，农民工初次职业流动后职业地位普遍上升，农民工的再次职业流动地位变化微小。所以,社会关系网络成为农民工得以流动的主要社会机制，强关系有助于农民工获得信息、经济和精神的支持和帮助，但是却难以使他们实现更大的社会地位的“跃进”和提高，使得农民工大多停留在水平流动上.
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社会是一个结构刚性的社会，个人的社会流动受到严格限制。一个现代的开放的社会，必定是阶层间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农民工通过教育和技能培训能够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向上流动。但从总体来看，真正实现向上流动并得到城市社会认可的农民工在总体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从社会流动的角度看，我们把从城市回到农村的流动称为逆向流动。近年来，因外地就业困难而返乡的被动回流呈上升趋势，因个人原因或家庭原因而产生的回流呈下降趋势，以回乡投资为目的的回流仅占回流劳动力的2.5 %。很多农民工并不希望留在城市安家立业，而是希望在城市里做几年工，然后回家继续务农，或者学门手艺回去办企业当老板。不管是初次外出打工者，还是经历了很多风雨流动在城市就业多年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回乡作为未来生活的选择。农民工的逆向流动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尽管从农村流动到城市、从农业流动到城市就业是一种积极的向上流动，但是，由于农民工城市社会地位的获得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造成他们社会流动的渠道仅仅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流动的单一化，而难以进一步融入城市生活，回到家乡就成为农民工重新获取社会地位，实现地位转移、赢得社会声望的最好选择。这种选择不是因为农民工自身不想留在城市，而是受制于诸多外部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阶级阶层关系也有了很大调整。以两大阶级为基本单元的二元社会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城乡二元板块逐步瓦解。特别是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目前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 2 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 数大约为2 亿人。事实上，农民工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
从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现象
-社会分层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指社会分为不同层次，各个层次间具有不平等的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系，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政治权力、经济收入和社会声望方面的差距。社会分层实质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群之间的关系和人群占有资源的关系。因此，它对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活动有着多方面的直接影响，其中包括教育活动。社会分层刺激着人们通过接受教育取得职业资质，以便个人在介入社会分层过程中占据有利位置。
市场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崛起，使得过去以城乡分割、工作单位分界、干部—工人二分法以及政治分类这些制度化区分得以瓦解，社会流动几乎成为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几百万农民现在工作(在非正规部门) 和生活在城镇。
在社会流动研究中，一般根据流动的方向，把社会流动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根据社会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分为代内流动和代际流动。 我们认为，从地位获得的稳定情况看，目前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代内流动；从流动方向看，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主要是从城乡二元分割的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流动，带有向上流动的意义。
社会流动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一般是指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地位变化和角色转换，即从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转换到另一个阶级、阶层或职业的现象。社会流动以社会分层为前提。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社会流动都是客观存在的，而向上流动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目标。人们期望能够以其学历、智慧、才能和社会贡献取得更高的收入、权力和声望，即由较低的社会阶层进入较高的社会阶层。因此，一个社会的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中低层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即个人后天的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的愿望。
农民工的社会流动看作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是推动城市化进程的力量。例如，郑功成认为，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标志。白南生、何宇鹏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式的流动正是逐步实现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转型的贡献农民工的社会流动似乎为中国城市化道路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20 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是，大、中城市规模越来越大，而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实现乡村城镇化的例证也不计其数。从长远来看，地域不平等和城市分层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客观事实，农民工的社会流动和回流，恰恰佐证了中国实现城市化道路绝不可能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化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