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将领

中华民国将领
冯玉祥，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35年4月2日授予。

朱培德，陆军一级上将，代理参谋总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1935年4月2日授予。

李宗仁，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1935年4月2日授予。

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5年4月2日授予。

张学良，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

1935年4月2日授予。

陈济棠，陆军一级上将，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35年4月2日授予。

唐生智，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首都卫戍司令长官。

1935年4月2日授予。

阎锡山，陆军一级上将，太原绥靖公署主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部长。

1935年4月2日授予。

陈绍宽，海军一级上将，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1938.1-1945.12）。

1935年9月6日授予。

刘湘，陆军一级上将，1938年1月20日病逝于汉口。

1938年2月14日追晋。

曹锟，陆军一级上将，1938年5月17日病逝于天津。

1938年6月14日追赠。

程潜，陆军一级上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

1939年5月13日晋升。

吴佩孚，陆军一级上将，1939年12月4日病逝于北平。

1939年12月9日追赠。

宋哲元，陆军一级上将，1940年4月5日病逝于四川绵阳，时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0年5月18日追晋。

陈调元，陆军一级上将，1943年12月18日在重庆病逝。

1944年2月2日追晋。

白崇禧，陆军一级上将，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45年10月5日晋升。

陈诚，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副总统。

1947年2月21日晋升。

台湾将领
周至柔，空军一级上将，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总统府”参军长。

1951年晋升。

徐永昌，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资政。

1952年晋升。

薛岳，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2年晋升。

顾祝同，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4年晋升。

桂永清，海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54.6.21-1954.8.12）。

1954年6月21日晋升。

王叔铭，空军一级上将，“国防部”参谋总长（1957.7—1959.6）、“总统府”战略顾问。

1959年1月晋升。

彭孟缉，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59.6—1965.6），“总统府”参军长。

1959年7月晋升。

郑介民，陆军一级上将， 1959年12月11日病逝于台北。

1959年12月31日追晋。

黄杰，陆军一级上将，“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0年晋升。

黄镇球，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参军长，“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席。

1961年晋升。

胡宗南，陆军一级上将，澎湖防卫司令部司令官，“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2年2月15日追晋。

朱绍良，陆军一级上将， 1963年12月25日在台北逝世。

1964年追晋。

余汉谋，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5年9月晋升。

黎玉玺，海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

1966年12月晋升。

高魁元，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总统府”参军长、“国防部”部长。

1968年1月晋升。

刘玉章，陆军一级上将，台湾警备总司令兼台湾军管区司令、“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0年6月25日晋升。

刘安祺，陆军一级上将，“国防研究院”副院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0年6月25日晋升。

赖名汤，空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70.6—1976.5），“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0年6月25日晋升。

胡琏，陆军一级上将，“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2年晋升。

陈大庆，陆军一级上将， 1973年8月22日病逝于台北，时任“国防部”部长。

1973年追晋。

宋长志，海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总统府”战略顾问。

1976年6月晋升。

郝柏村，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行政院”院长。

1981年11月晋升。

陈燊龄，空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89.12—1991.11）。

1990年1月1日晋升。

刘和谦，海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91.11—1995.7）。

1992年1月1日晋升。

罗本立，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95.7—1998.2）。

1995年7月1日晋升。

唐飞，空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98.3—1999.2），“国防部”部长。

1998年3月5日晋升。

汤耀明，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1999.1—2002.1），“国防部”部长。

1999年2月1日晋升。

李杰，海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2002.2—）。

2002年2月1日晋升。

李天羽，空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国防部”部长。

2004年5月20日晋升。

霍守业，陆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

2007年2月1日晋升。

林镇夷，海军一级上将，“参谋总长”。

2007年2月1日晋升。

国民党五虎上将、八大金刚、十三太保
五虎上将是指国民党早期称赞在北伐和中原大战中战功卓著的5位将军,他们从北伐战争到抗日战争这十几年的期间，替蒋介石包打天下，并且都在黄埔军校出任过教官，最为蒋介石所倚重。

国民党“五虎上将”之说一：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二：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
国民党“八大金刚”：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张治中、陈继承、钱大钧、陈诚。

国民党十三太保：1932年，蒋介石授意其心腹、黄埔毕业生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等人成立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仿照法西斯特务组织意大利黑衫党、德国褐衫党，又称“蓝衣社”)，由蒋介石核定干事13人为该组织骨干，被称为“十三太保”。

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护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

一、五虎上将第一、八大金刚之首何应钦：
此君原系黔军军官，黄埔建校得到出任教育长的好友王伯龄推举，被聘为黄埔军校总队长兼总教官。

从此开始由地方系军官加入国民革命军，成为中央正规军的将领。

且在黄埔系当中，有蒋何并称（类似共军中朱毛吧），位极人臣的崇高地位！故虽说列八大金刚之一，实际作用与地位远超过其他诸人之上。

何谢世时，国民党官方谓之为“英特之才，文韬武略的一生”良非过誉。

何军事才能极高，在八大金刚中堪称第一，在东佂、北伐、中原大战、乃至抗战各阶段均战功显赫，著名的“松口战役”、“龙潭大战”、中原大战时令何键让出长沙西向运动迷惑敌人的“空城计”最终使桂系完败的妙着足见其用兵如神（不在小诸葛白崇禧之下），抗战时亲自指挥的湘西会战、桂柳反攻战均高奏凯歌，这里还不包括他作为国军主要军事领袖对其它重要战事的高层决策谋划与指导之功。

抗战后，何被边缘化，内战关键期，何却被安排出国任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近两年，48年3月回国，5月出任国防部长职时，国共两军的态势，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何纵有天大本事，也无能为力了，如果内战时何一直居于国军中枢，或许国民党会是另一局面。

至于何与蒋的关系，合而不同伴随始终，何作为江西人的后裔，忠诚是其本质，但其所忠者乃国民政府而非蒋先生，所谓与蒋互相利用，累出异心，也就很好理解吧。

至于，由于其代表国民政府签定的《何梅塘沽协定》，被无知者指为卖国贼，亲日派更是无稽之谈，因为那协定符合当时基本国策，所谓弱国无外交，对强敌暂时容忍退让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况且那协议也是经国民政府所批准的，现在仍有人以此来诟病何应钦，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二、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中的刘峙
二次东征胜利后，蒋介石曾谓:“华阳一役,为成败最关键,刘团长能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诚革命前途大幸也。

”其实这只是刘峙累累扭转战役关键而成革命前途大幸之始，其后北伐时的龙潭大战、蒋桂之战、蒋唐之战、中原大战乃至后来鄂豫皖剿匪均赖刘峙率部扭转战局而完胜，所以有常胜将军之誉。

故蒋先生始终将刘视为致敌于绝境的杀手锏来使用，且多次得手（只是无力回天的徐蚌会战例外），致大小军阀、GCD对刘恨之入骨，别有用心者攻之最力的莫过于抗战军兴的河北阻击战，这本来就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又无险可守，故毫无取胜可能的平原阻击战（其实作为名将，刘的表现已很不错了），因为刘峙没死在战场、也不是最后一个撤离战场、其所部又没正中日寇下怀而致全军覆没（相反结果正是很多人所希望的）就被扣上了屡战屡败的“长腿将军”帽子。

至于，内战初期的中原剿灭李先念部及豫西的定陶战役，刘也称得上大胜小失，却被莫名其妙的撤职（当时就有人为刘峙鸣不平，不过刘当时也无心恋栈），这也是蒋先生自废干城之错举之一吧？两年后，刘峙又被起用为徐州剿匪总司令，接着就是徐蚌会战，这种决战中的决战，刘能有多少指挥权，起多大作用只有天晓得，但有点可以肯定的是：刘绝不该负主要责任。

而且，由于其坐镇，此仗打得比其它两大战役惨烈得多。

八大金刚中，抗战前地位刘地位仅次于何应钦，无论军衔授衔级别与次序、任中委次序及任封疆次序均列第二，且其他六大金刚都较长时间归其节制。

由于刘为人忠厚不揽权，从不刻意培植属于自己的势力集团，所以后来地位被老部下顾祝同、陈诚反超也是意料中事，但基本与军事才能尤其战力无关。

另，所谓刘素有贪婪名声，敛财有方，诚属无稽之谈。

因真那样，堂堂刘总司令何必要流落到印尼，又何必与小夫人一起当小学教师艰难度日呢？刘将军自食其力的艰辛，让谎言不攻自破。

三、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八大金刚”；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中的顾祝同：
有“军中圣人”之赞誉的顾祝同，早年与刘峙为何应钦手下哼哈二将，但地位并不平等，顾虽长于刘一岁，但却归刘节制前后历时有四、五年之久，其北伐及中原大战诸役取得的战功，都是跟刘峙功劳联系在一起的，中原大战之后，二人渐脱离统属关系，除了刘峙打好基础的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及后来几乎等于关起门打狗剿灭皖南新四军，顾基本就没取得什么显赫的战功，甚至国民党的战史学家给他评论为：顾军旅生涯，用兵以稳健著称，奇谋为短，故战绩不重，建树
不多。

顾后来地位渐能超越刘峙绝不因为军事才能高，而是在内心中城府深，工于心计，而外表又谨慎谦和，锋芒藏而不露，似无表现欲，真高！
顾祝同最善于揣度蒋介石的心理，平时学着蒋介石那种装模作样的姿态，连钱大钧都说顾祝同有“道学”，“令人敬佩”。

顾一生对蒋表示服从，调他的工作从不还价，所以在蒋政权中顾以“服从心好”著称。

就连何应钦都说：“顾墨三百依百从。

”而西安事变时，他与刘峙地位消长的关键性转折点，当时二人同时被国府派刘峙、顾祝同为讨逆军东路及西路集团军总司令，刘峙表现得很积极，顾则并不是那么起劲。

刘对宋子文兄妹的意见置之不理，顾则满口赞许。

因此在西安事变后，顾在蒋介石心目中更觉得可靠些，从此他的地位就与刘平起平坐直至后来驾而上之了；顾祝同能最终超越刘峙恐怕还因为他抓部队，虽然没有陈诚那样露骨，但与何应钦、刘峙形成鲜明对照，这也为他内战开始后爬升到高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顾行政能力也不太强，其江苏省政府主席时，一上任就弄得一塌糊涂，由民政厅长赵启绿经手，公开卖县长、公安局长等职位，以地方的好坏定价格，在上海租界交款。

有人说：“他只能带兵打仗，搞政治是外行，给他当省主席，这是委员长对他的安排，否则将来履历上不好看。

”这倒是实在话。

内战中历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可谓手握军柄，其表现如何，大家心里自然有数（如换成何应钦不必如此），去台湾后，开始时地位依然显要，96岁高龄去世。

四、同时列名于蒋系“八大金刚”、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中的蒋鼎文：
中原大战时，率部奔袭于陇海、津浦两线及其中间地带，忽左忽右，迂回挺进，神出鬼没，有“飞将军”之称的蒋鼎文，在八大金刚中，蒋鼎文和刘峙关系最好，作为东征时出生入死的同志与上司，刘几次关照过蒋，如1927年10月，刘劝已是第一军第一师代理师长的胡宗南让出位置给老师蒋鼎文（不知何故，蒋鼎文当时已脱离北伐军序列被边缘化，并许诺给胡师长实缺，不久胡果真任二十二师师长、可谓皆大欢喜），后蒋鼎文还升任该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职；另一次是刘在赣鄂闽湘粤五省剿总北路军总司令位置上，保举蒋任该路军总指挥，这对蒋鼎文不久顺势出任总东路军总司令极为关键，可以这么说没有刘的这两次帮助，蒋发展肯定会受些影响吧。

蒋鼎文是个“英雄”，能打仗能玩女人能赚钱还能狂赌，样样精通，蒋任陕西省府主席时，连日军都会在黄河北岸济源一带，到处张贴蒋鼎文一手抱美人，一手提钞票的宣传画，此之谓:真名士自风流，惟大英雄能本色。

据说，这也帮了蒋鼎文拒任徐州剿总司令的忙（蒋介石当时是首选蒋鼎文任徐州剿总司令，但参谋总长顾祝同认为蒋鼎文日嫖夜赌，挥霍无度，已不堪重用，蒋鼎文本身也以健康为由，坚辞不就，所以才最终作罢，但不知是真是假，此暂存疑）。

单就军事才能而言，作为首批二级上将之一，便可知他在八大金刚中占上乘，在国军战史上也载有“勇敢善战的记录”，但由于1944年上半年，其在河南据敌失败而引咎辞职（他自认这是治军从政四十年来最大挫折，不过平心而论，在一马平川的大
中原，面对那样的强敌不失败也难）成为八大金刚中失去军事实权最早者。

另外，蒋鼎文在解决福建事变、西安事变以及后来经商，都有声有色，该记上一笔。

五、同时列名于蒋系“八大金刚”、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中的钱大钧：
儒将风流的钱大钧，北伐前，其在八大金刚中地位仅次于何应钦，曾代理黄埔军校总教官，甚至代理过教育长并代行校长职；两次东征时表现极为出色，二次东征时有以六连士兵破陈炯明四千之众的传奇。

于1926年1月20日，师长何应钦升任第1军军长，由第1师副师长兼参谋长钱大钧递升师长时，刘峙就是他手下的团长，由此可见，他在当时在军中地位。

只可惜北伐开始后，钱留守后方，成为八大金刚里未直接参加北伐的唯一，这也差不多决定了钱后来发展方向，此后的历次新军阀混战、剿匪战役，钱也从来就不是蒋系一线主力将领，故战功不著，所以，国民政府35年首批授衔时，钱只被授予中将，后来加上将衔，但到死都没晋为正式上将。

此后任职也多为参谋、参议、秘书、主任、教育长等职，与战略性部队职务无缘。

此人生性儒雅，颇有书画诗词修养，重视仪表；虽不善言谈，也无不良嗜好，所谓一派儒将风度，看来蒋两任其为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也是知人善任之举！钱风流倜傥，连续博得吉安老同盟会员欧阳耀如的长女丽藻与三女生丽的芳心，娶为大小夫人，钱日拥美貌的姐妹花，可谓人人称羡。

抗战结束后出任上海市首任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

去台后转向于体育事业，对台湾体育事业贡献巨大。

钱之性情与经历都颇似陈毅元帅。

六、同时列名于蒋系“八大金刚”、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陈诚：
东征时“三炮起家”的陈诚，实在说，也许因为其所学专业太偏或年龄最小，这个浙江人，虽然很能干，在对江西苏区第四次围剿之前，任军职总比其他金刚中的多数晚一拍，因第五次围剿战绩突出，才开始加速度跃升，加之陈诚培植了在国军中央军中势力很大的土木系，至抗战初期便一跃成为国民党军政两界第二号人物，国民党内部有“蒋介石的替身”之称。

此人严于治军、勇于任事，有国民党中实干家与战术家之誉，1935年后，主持陆军整军、指挥淞沪抗战、督理武汉防务、坐镇陪都门户、策定远征、经营台湾均能尽心竭力尽责。

但平心而论，陈只是实干家与战术家而非出色的战略家，在战略眼光上远不如何应钦，所以，陈在参谋总长任内，以他为主指挥的内战就失分很多，换句话说，国民党惨败陈要负较大责任。

内战那会，陈诚最适合的还是做行政院长，或者当国防部长也会很称职，可做参谋总长不大合适。

另外，陈的特殊经历、背景与抱负使他与其他金刚，尤其是何应钦比较紧密人关系不是太和谐，只是和相对圆滑的顾祝同、张治中两人看似还过得去。

七、同时列名于蒋系“八大金刚”、何应钦的“四大金刚”中的张治中：
被***称为“专做好事”的“和平将军”的张文白(不知这算不算是对他的反讽)，而他的故主蒋先生则谓:“文白无能，丧权辱国！”这位曾经的蒋先生帐前的红人，成为毛先生坐上宾后，蒋慨叹“别人背叛了我犹可说，文白竟然如此”。

有人还称：“张是一个很传统的儒家人”，能说出这种鬼话者除了比文白还更无耻外，还更加地无知，因为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贰臣在儒家中意味着什么。

还有人为张做贰臣开脱，说什么：张受孙中山先生的赏识（不知那时张算那根葱？），后来叛蒋是因为一生只忠于孙中山而不是蒋介石（叛蒋有理，叛中华民国算啥？），仅就军事才能而言，张在八大金刚中也属下乘，中原大战、凇沪抗战、福建事变以及后来凇沪会战表现多是临时凑数，看不出有值得可书的战功。

而且，自感不是带兵的料或蒋素知他不是带兵的料，所以每次战役结束（或未等结束）即被解除或请辞兵权，据说很多国军师、团长都回忆张在淞沪会战期间贪生怕死。

任湖南省主席时的那场令人发指的“长沙大火”，要是他后来没投共，共产党所写民国史书，负主要责任者恐怕他。

一句话，八大金刚中，刘峙现在最被臭败，因为他最反共。

而张文白最被美化，因为他从没和共产党打过仗，与共最友好，最后还投了共。

八、列名于蒋系“八大金刚”的陈继承：
陈继承在黄埔时起点并不低，1925年4月成立党军第一旅时，八大金刚中，其地位仅低于旅长兼团长的何应钦，与蒋鼎文、顾祝同同任营长，刘峙还只是陈营的党代表，而陈诚、张治中还要低些，但陈继承与其他诸人比发展最不顺利，到后来基本就是成了刘峙、顾祝同、钱大钧等后面跑龙套角色。

1931年7月，陈虽然也曾接替顾祝同任第一军长，但此时第一军只是一个番号而已，连一个军直属部队都没有，属于加官晋爵的性质。

虽然在编制表上明确配属了第一师和第三师，但是这两个师陈继承从来就没指挥过。

他当然参与了很多战事，却没什么关键的地方。

唯一出彩之处，要算1934年5月，任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时对中共湘鄂赣省委的围歼。

1935年被授予中将，且到死未晋升（在八大金刚中绝无仅有）。

另外，其余金刚均任过封疆，而陈继承又是例外。

后去台，52年退役。

九、列于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卫立煌：
有“白丁将军”之称的卫立煌，虽是行武出身，但是踏不进初办时期黄埔军校的大门，也因此，卫早年虽然战力上乘、战功也算显赫，但在蒋介石的五虎将或八大金刚中均找不到位置。

加之，卫立煌缺乏国家民族观念，纯粹个人主义，权利欲极强，所谓打仗只为晋身谋，所以，往往自恃战功，对所晋职务稍不如意便撂挑子，如此反复，蒋与卫之间自然产生或加深着隔膜，坠入互不信任的怪圈，但由于卫颇具军事能力，蒋有时又不得不委以相当职权以借重之，所以，卫又有嫡
系中杂牌之谓。

有人把卫列入蒋的五虎上将中，其实是不明五虎的来历所致，实际上，五虎主要是由北伐和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的战绩决定的，北伐时，卫立煌表现只能说差强人意，但中原大战几乎没参与；更何况，卫从来就没真正成为过蒋的心腹，故根本就没资格列入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

卫打仗虽战术单一，但倒有股子狠劲，强攻使巧在所不惜（反正这本钱也不是自己的），1932年在刘峙节制下的对豫、鄂、皖边区(大别山区)第四方面军围剿时，率师首先突入徐向前老巢金家寨，为纪念其功，国民政府将该镇改名为立煌县，因此得名燥一时；抗战时期，忻口之役、远征缅甸战功颇著，有“支那虎将”之名，是名副其实的抗日名将。

但其在有辽沈战役中的表现，因为卫当时身份、所扮演角色至今是个谜，其动机如何，无以猜测，所以不好评说。

但抗战开始后，卫对共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最终投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