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智慧城市_安德里亚

一、引言
城市增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的源泉是什么？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学者和决策者们的关注。

全球城市正处在一种不断变化并展示着各种复杂动态的状态。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规划师们构想出“与来自世
欧洲智慧城市
◎ [意] 安德里亚·卡拉留 基娅拉·德·波 彼特·尼坎
摘 要：如今，一座城市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它的先天硬件（即有形资本），还更多地取决于知识流动的顺利与否、水平的高低以及社会的架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决定着城市的竞争力。

在这一背景下，“智慧城市”的概念作为一种战略手段被提出，它将城市生产要素囊括于一个普遍的框架之中，更重要的是，它凸显出过去20年信息通讯技术对提升一座城市的竞争实力至关重要。

本文旨在厘清“智慧城市”这个往往难以捉摸的概念。

笔者针对这一构想提出一个浓缩且具可操作性的定义，并就欧盟27国中智慧城市的地理因素罗列出一系列证据。

据笔者了解，本文的数据和图表分析首次深入运用最新版本的城市审计数据集，这些数据集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分析影响智慧城市表现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发现：创意阶层的有无、城市环境的质量以及人们对城市环境的关注度、受教育水平、信息通讯技术（ICT）的通达性及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都与城市的财富正相关。

这一结果促使欧洲城市形成新的战略，让它们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创造更良好的城市景观。

关键词：智慧城市 欧盟27国【中图分类号】F290
界各地的食品供应商、远程供水商和本地
废弃物处理机构打交道的各种复杂系统；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等等；（……）而所有这些市政投资的质量，决定着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The Science Museum, 2004)。

尽管城市群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巨大挑战和劣势，全球的人口却自始至终地集中在城市。

图1显示了居住在城市的欧盟
公民人口比例（居住在由联合国指定的按国别标准划分的城市地区的人口数）；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欧盟人口从1950年的略超50%，大幅提升到2010年的75%，并预计在接下来的40年内上升至85%。

除此以外，我们还目睹了城市地区平均规模的大幅扩张。

这一过程是通过城市技术前沿的同步提升，从而使城市能够容纳更多居民来实现的。

与城市群相关的问题往往是通过创意、人力资本、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合作（有时候是讨价还价）以及前沿的科技理念解决的——总而言之就是“智慧”的手段。

因此，“智慧城市”应以能够通过生产力的量变和质变让现代城市繁荣的智慧之举作为它的标签。

不过，当通过“谷歌”搜索“智慧城市的定义”时①，我们发现最靠前的检索结果分别为某通讯服务供应商、一家美国电台、一家
图 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欧洲人口比例， 950-2050（预计）
资料来源：联合国（2009）
位于爱丁堡的旅舍、阿姆斯特丹创新动力的一项活动等等的链接，而关于“智慧城市”的恰当定义却无迹可寻。

本文希望得出一个关于“智慧城市”的明了、精辟的定义。

接着笔者通过定性分析论述该定义的维度与财富度量值之间的相关性，即购买力平价（PPP）中的人均GDP两者之间的关联。

②
二、文献回顾
智慧城市的定义近年来在决策界是个时髦的词汇。

它的主要焦点表面上集中在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作用上，而其实更多的研究是针对人力资本/教育、社会关系资本、对环境的关注等城市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欧盟一直不遗余力地着手构建一项能
年份
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欧洲人口比例，
950-2050（预计）
够以“智慧”的方式实现大都会区城市增长的战略。

不仅欧盟，其他国际组织和智库也都认为由信息通讯技术驱动的连线型发展模式是可行的。

例如，智能社区论坛就现已遍布全球的信息通讯技术革命在区域的效果展开研究，经合组织与欧盟统计署联合发布的2005年版《奥斯陆手册》也强调了信息通讯技术部门的创新作用，并提供了用以辨别各种相关指标的工具，从而为研究城市创新的学者们构建出一个坚实的分析框架。

笔者发现，在中域的水平上，人们重新开始关注软交通基础设施在决定经济表现方面所起的作用。

③
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的存在与否与质量高低并非判定智慧城市或智能城市的唯一标准。

暂且抛开“智慧性”的概念，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自进入数字时代以来众多文献的探讨对象（参见Roller and Waver-man, 2001）。

另有定义强调人力资本和教育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如Berry、Glaeser (2005;2006)的研究表明，最高速的城市增长出现在那些拥有高学历劳动力的城市。

特别是在2005年，他们假设创新是由那些在对劳动力技能要求越来越高的行业和产品中创新的企业家驱动的，并由此构建出一个人力资本与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的模型。

并非所有城市在投资人力资本方面都同样成功，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学历劳动力，或者Florida言下的“创意阶层”，他们会在空间上逐渐形成集群。

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们开始注意到一种得到普遍认可的趋势，即城市有着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

而事实上那些在过去拥有技术劳动力的城市，直到现在对技术劳动力的吸引力仍比竞争对手强。

决策者，尤其是欧洲的决策者，他们是最有可能持续关注空间同质化问题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人力资本的渐进式集群化便成为我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也有文献(Fu, 2007)创造性地将智慧的理念与局域知识溢出（LKS）联系在一起。

文章作者认为，城市环境下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来源于同侪的面对面接触。

在此之前，还有包括Rauch(1993)在内的多篇论述局域知识溢出的经典文献。

Breschi、Lissoni(2001)和Capello(2009)的文章中也有关于局域知识溢出概念一些更新并且更有价值的论述。

笔者认为，“智慧城市”的标签是一个静止的、相当模糊的概念。

Hollands （2008）强调了这一点，并列举出他所定义的智慧城市的几个案例。

本文进一步从经济学研究者的角度，通过探索性的经验分析，给已有的关于智慧城市增长的文献添加关键的评述。

以此为目标，笔者将与智慧城市相符的特性作了如下归纳，与之前许多研究的结论有不少共通之处：第一，“利用已经联网的基础设施提升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率，促进社会、文化与城市发展”(Hollands, 2008: 308)，这其中“基础设施”指商业服务、住房、休闲与生活服务以及各种信息通讯技术（移动电话、固定电话、电脑网络、电子商务和互联网服务）。

在这一特性中，作为主流发展模式的有限城市概念以及作为增长源泉的连通性等崭露头角。

第二，“对商业主导型城市发展的基本重视”(Hollands, 2008: 308)。

不少批评智慧城市概念的声音称，这种新自由主义城市空间的概念认为商业友好型城市的目标是吸引新的商业，是带有误导性的。

虽然我们有必要指出，过分重视经济价值并将其作
为城市发展的唯一动力可能会带来潜在的威胁，不过数据表明，商业主导型城市实际上是属于社会经济表现令人满意的一类。

第三，密切关注将所有城市居民纳入公共服务体系的目标之实现（如：南安普顿的智能卡）。

这促使研究人员和决策者们关注城市增长的公平性这一关键问题。

换言之，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城市结构的技术融合？
第四，强调高科技和创意产业在城市长期增长中的重要角色。

这个要素与“软基础设施（“知识网络、志愿组织、零犯罪环境、夜生活经济”）”一道，是Richard Florida研究的核心所在。

这其中的基本理念是，“创意工作的职位正在增加，企业正朝着吸引“创意人员”的方向发展(Hollands, 2008: 309)。

如今雇主们都倾向于聘请满怀创作灵感的员工。

Florida 的书给城市上了一课，他认为，那些想要创造一番成就的城市，必须以吸引创意人才为宗旨，因为他们才是未来的浪潮”(Glaeser, 2005: 593)。

Nijkamp (2008)也批判性地总结了城市创意文化，他认为创意资本共同决定、孕育并强化着技能移民的流向。

虽然创意与技能劳动力的存在与否并不能确保城市表现的好坏，不过在知识密集型、日趋全球化的经济中，这些因素愈发决定着这些城市的成败。

第五，深入关注社会资本与关系资本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一座智慧城市，它的社区懂得如何学习、适应与创新(Coe et al., 2001)。

人们只有懂得使用技术，才能从中受益——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考论述吸收能力的文献。

这个概念也被应用于不同层次空间集聚的各种经济关系中。

Cohen 和Levinthal (1990)提供了最基本的参考；Caragliu和Nijkamp (2011)则测试了引起空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区域吸收能力的作用。

当社会和区域问题得不到恰当的重视时，可能会产生社会极化效应。

这最后一个问题也与经济、空间和文化的极化效应相联系。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研究事实上持相反的观点。

例如，Poel-hekke(2006)的研究表明，尽管高技能劳动力的集聚可能在中域水平（如区域中）带来极化效应，但它其实是有助于城市增长的。

不过为了打造智慧城市，某些政策可能造成各阶层之间有失公平情况，这样争论还在继续。

第六，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作为智慧城市的主要战略构成。

当今世界资源短缺，越来越多城市以旅游业和自然资源作为发展和财富的根基，其开发必须保证安全可持续地使用大自然赋予人类的遗产。

这最后一点与第三点有关，因为明智地平衡提振增长的举措与保护处于弱势的纽带这两方面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奠基石。

无论从研究还是政策的角度，第五点和第六点对我们而言都是最具意义和最值得展望的；因此我们相信，它们代表着城市经济学家未来研究的对象。

在下一章节中，我们提供定量和分析性证据证明创意阶层和人力资本在可持续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认为正是这两种维度的结合决定了智慧城市的概念。

而关系资本这方面则未在本文中评估，不过那将会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主题。

除了之前提到的批评观点外，学者们还对智慧城市或智能城市的概念提出进一步的批评和质疑。

针对政策领域肤浅地使用这一概念所引发的争论，Hollands(2008)作了全面的论述。

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 着眼于智慧城市的概念，会导致
对智慧城市所需的新技术和联网基
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潜在负面效应
低估（关于这个问题，见Graham and 
Marvin, 1996）。

· 这一带有倾向性的战略着眼点可
能导致忽略城市发展的可选途径。

· 在所有可能的发展模式中，决策
者最好考虑那些不单单依赖于商业
主导型模型的模式。

一个全球化的商
业模型是以资本流动为基础的，如果
按照商业主导型模型操作，可能导致
长期策略的失误，原因是“‘空间固
定’亦即意味着流动性资本往往能够‘自主签订合同’进城就业，人们只
有在更优厚的工作机会出现时才会选
择离开。

这对工业城市、制造业城市
和智慧城市而言都是同样的道理。

”
(Hollands, 2008:314)
从美国的情况看，关于智慧城市的研究，既评估了智慧城市发展与应对城市蔓延问题的关联 (Bronstein, 2009)；也利用认知的方法评估了心理态度与认知态度对信息通讯技术的影响在缩短数字鸿沟扩大方面的作用(Partridge,2004)；并（通过一个社区项目的案例）论证了欠发达城市地区到底能否采取具体的行动应对这种数字鸿沟(Mc Allister et al., 2005)。

为了探索和确定城市社会经济表现的统计相关性，针对上述大部分观点，笔者给出定量分析依据，数据来源为智慧城市相关文献中提及的空间数据、地图和图表等。

三、关于智慧城市的可操作定义
对一个使用率如此之高的概念作出狭义的定义，也许有助于理解本文的探讨范围。

以往给出的各种智慧城市的绝大多数定义往往着眼于通讯基础设施的作用。

不过这种偏向也反映出智慧城市这一标签受到关注的时间段，即20世纪90年代早期，当欧洲大多数人首次接触到信息通讯技术。

因此，我们认为，强调将互联网作为判定“所谓”智慧城市的标准已不再适用。

维也纳科技大学区域科学中心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确定了六大“板斧”（维度），它涵盖了70个中等规模的欧洲城市排名。

这些维度分别为：智慧经济、智慧流动、智慧环境、智慧人口、智慧住房以及智慧治理。

这六大板斧与城市增长和城市发展的传统区域理论及新古典主义理论相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板斧分别以区域竞争力、交通和信息通讯技术经济、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生活质量、社会成员参与城市生活等理论为基础。

笔者相信，它为本文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因此，我们的定义也将以此六大板斧为基础。

笔者认为，当一座城市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投资以及传统（交通）和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能够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和高质量生活注入活力，并且能够通过参与治理明智地管理自然资源时，这座城市便是智慧城市。

四、欧洲智慧城市定量图表分析
在参考各种文献中给出的一些关于智慧城市的定义后，本章节我们将提出关于相对表现和欧洲城市排名的图表和定量依据。

数据来源是最新一轮（2003-2006）的城市审计数据集。

城市审计得出一系
列欧洲城市的比较统计数据和指标，其中包含了超过250个横跨下列各个领域的指标：
· 人口统计学
· 社会各领域
· 经济各领域
· 市民参与
· 培训与教育
· 环境
· 旅游与交通
· 信息社会
· 文化与娱乐
图1标示出最新一轮数据考察涉及的城市。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系列图表展示决定城市增长的因素与经济产出度量值之间的偏相关系数，即2004年购买力标准（PPS）中的人均GDP（这是从最近一次更新的城市审计数据集中得出的）。

为便于读取，各城市分别以它们在城市审计中的代码表示。

（完整的对应表见本文附录。

）
表1列出了用来衡量欧洲城市“智慧性”的变量的所有偏相关系数的集合，括号中为对应的p值。

显然，被笔者视为能够共同决定城市长期表现以及能够完整地界定智慧城市的大部分变量都有与城市财富的度量值正相关的倾向 [我们选择2004年购买力标准（PPS）中的人均GDP，一
 地图 2003年-2006年城市审计调查
表 智慧城市六大指标的偏相关系数
　PPS中的
人均GDP
娱乐产业
雇员
多式联运
通达性
公交网络
长度
电子政务人力资本
PPS中的
人均GDP1
娱乐产业雇员
0.215
（0.1258）
1
多式联运通达性0.7049
（0）
-0.0059
（0.9553）
1
公交网络长度
0.3104
（0.0043）
0.2874
（0.0302）
0.0919
（0.312）
1
电子政务0.1418
（0.1751）
-0.0254
（0.8385）
0.141
（0.1004）
-0.0339
（0.7417）
1　
人力资本-0.1361
（0.265）
-0.0983
（0.3649）
0.0833
（0.3616）
-0.0741
（0.5946）
0.0665
（0.5733）
1
注：括号中为p值
方面避免了规模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各国间的价格差异，因为欧盟15国与新加入成员国（NMS）的城市之间或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

调查涉及的样本城市中的居民其受教育程度与他们的个人平均收入之间展现出的关系令人费解；本章节将会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在本章节中，不管是在地图上还是在图表中，与每个观测项有关的城市都以其代码表示。

我们相信这对研究人员和决策者来说都会是一个相当有用的分析工具，方便他们在城市审计数据集中找出自己感兴趣的或与空间有关的问题，注意到可能存在的国别差异，并辨别出智慧城市度量值在区域中的分布模式。

图2从一定程度上支撑了R i c h a r d Florida关于“创意阶层”在决定城市长期表现上的作用的论述。

在美国各州的城市中，“创意”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Florida, 2002; 2009)与“超创意核心”产业的就业人数比例呈正相关。

Florida (2002)在文中将创意阶层界定为美国劳动力标准职业分类系统代码中的其中两类的结合，即：· 就职于科技、工程、教育、计算
机编程、研究等行业的超创意核心，
包括艺术、设计、媒体等细分类别。

这类人“完完全全地投身于创意进程中”(Florida, 2002: 69)。

· 就职于保健、商业金融、法律、
教育等行业的专业创意人员。

在此，我们通过欧洲城市文化与娱乐产业的劳动力比例来度量“创意阶层”对城市长期表现的影响，结果发现，两者实际上呈较强的正相关（相关系数为.2150，p值为.1258）。

在论述城市经济的文献中，Florida 的观点从未远离各种批评声音(Glaeser, 2005)。

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眼中，创意产业从业人员能够提升城市表现的这个观点是有缺陷的，它只不过是取代了（专业技术
低（换句话说它是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的）。

该指数值在100左右浮动，恰好是欧盟27国的平均值。

在这幅图表中，通达性指标以一座城市能够通过一系列交通方式（如铁路、公路、海路和航空）到达的难易程度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同时它也代表了进出这座城市的市场潜力的度量值。

因此，优越的交通条件或许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与更高的增长；这一结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是一致的。

Redding和Sturm (2008)的文章是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关于市场潜力在推动经济表现中作用的最佳佐证，他们曾受到包括Davis、Weinstein (2003)和Hanson (2005)等在内的研究启发。

图4则展示了公共交通的可用性与富裕程度之间的关系，与之前一样以购买力标准（PPS）中的人均GDP来度量。

这两者间的关系属于强正相关；斯德哥尔摩市
和受教育年限等）衡量人力资本对城市增长作用的那些“硬指标”所扮演的角色。

Shapiro (2008)将上述两种观点巧妙融合，也颇具说服力。

他在文章中通过细致的计量经济学估算得出结论：城市的人力资本既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对城市增长有直接贡献（以人口和工资的增长以及另外两项土地租赁指标衡量），同时通过提升城市舒适度，逐渐形成对创意阶层的吸引力，从而为城市增长带来间接贡献。

尽管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仍是最主要的，不过按照Sha-piro的估算，舒适度约占人力资本对城市增长作用总量的20%乃至30%。

第二大正相关存在于多式联运通达性与人均GDP之间（见图3）。

多式联运通达性指数假设：一个目的地的吸引力随着它的（人口和GDP的）规模扩大而增加，随着距离、往返时间和往返成本的增加而降
图2 2004年创意阶层与财富的关系
2004年文化与娱乐产业就业人数比例
2004年P P S 中的人均G D P
图3 2004年通达性与财富的关系
图4 公共交通与财富的关系
2004年的多式联运通达性（欧盟27国为 00）
2004年P P S 中的人均G D P
2004年公交网络长度2004年P P S 中的人均G D P
被排除在原始数据集之外，因为它的公共交通密度之高超乎寻常，是一个离群点。

如果将斯德哥尔摩市包括在内，插值线就会倾斜得更厉害，显然，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与较高的财富水平有关。

这其中的因果关系虽然是双向的，但认为密集的公共交通网络能够有助于抵消城市密度的负面作用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那样做至少局部缓解了高密度给城市景观造成的压力，降低了与交通拥堵相关的成本。

另一个强度稍弱、插值线略趋平缓的关系是GDP水平与电子政务的度量值。

城市审计数据集中既包含了能够从地方政府网站上下载的政务表格的绝对值，也有能够以电子形式提交的行政表格的数量。

这一类别的观测值较多，并且笔者也认为它是一个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市民与城市公共管理机构通过网络进行互动的机会的度
量值（见图5）。

在此项下，克拉科夫市被作为离群点排除（因为其能够在线提交的表格数量有限）。

当电子政务的度量被人口或劳动力归一化时，这种关系也不会改变（尽管这一操作对本文涉及的样本城市排名会有细微影响）。

虽然人均GDP水准较高的城市倾向于对智慧城市建设和电子政务投入更多关注，不过也有一些此项分析所特有的例外值得我们注意。

有些欧盟外围国家的城市（如波兰的克拉科夫、西班牙的萨拉戈萨、葡萄牙的蓬塔德尔加达）也设计了许多让市民能够在网上提交的表格，从而减少了来回的路途成本，降低了多功能公共行政机构的管理成本。

最后，图6显示了人力资本存量与城市财富水平之间的关系。

根据新古典主义理论(Lucas, 1988;Arrow, 1962; Mankiw
图5 电子政务与财富的关系
2004年可提交电子版的行政表格数量
2004年P P S 中的人均G D P
et al., 1992)，人力资本水平是后续经济表现的最佳预测指标。

如表1所示，这一正相关有着更为复杂的特征。

我们的人力资本度量值，即达到国际标准教育等级（ISCED）3级和4级水平的劳动力，与GDP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为负数（尽管在任何统计置信水平上都不显著）。

国际标准教育等级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初设立，是“一个能够让不同国家乃至全世界收集、编纂和展示教育统计数据的恰当工具”。

国际教育会议于1975年在日内瓦审核并通过该等级，紧接着由于采纳了关于教育统计数据国际标准化的修订建议，它得到1978年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次全体大会的支持(Unesco, 2006)。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环境越差，就
越是需要教育？我们在图6中看到，只有二次插值才是最合适的关系。

在加入合适的（二次）项后，人力资本与GDP之间的线性
相关性在1%的置信水平上呈较强正相关。

④不过要解读这一结论有一定困难。

仔细观察图6，我们可以在图表的右侧发现一部分观测值，它们是欧盟的新增成员国。

作为共产主义时代的遗留，当受教育水平被人为抬高时，尽管这些成员国的居民在个人财富上仍未达到原有成员国的水准，但劳动力仍然保持着较大的人力资本存量。

在这种情况下，图示的关系事实上可能代表了真实的人力资本与城市增长之间的方程式。

证实这一猜测的间接证据，是按照20世纪80年代当时欧洲的情况，将这些样本城市划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或共产主义国家两类，然后以线性趋势
图6 人力资本与财富的关系
2004年达到ISCED3级和4级的适龄就业人口比例
2004年P P S 中的人均G D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