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歌德

〔德国〕　赫尔曼・黑塞谢莹莹译

感谢歌德

Hermann Hesse,G esammelte Werke. Frankfurt am Main1970.Bd.12,P.145-154德国诗人中我最感谢的人是歌德,他是最常催逼我,最常鼓励我,也是最常令我思索的诗人,他逼着我跟随他或反对他。这并不是说,他是我最喜爱最欣赏的诗人,也不表示我对他毫无反感,不,事情并非如此。说到喜欢,有一些别的诗人还排在他前面:艾欣多尔夫、让・保罗、赫尔德林、诺瓦利斯、默里克等等。但是这些我喜爱的诗人,他们未曾带来深刻的问题、未曾推动我去思考伦理道德上的重要问题,我无须和他们任何一位斗争或争论,而对于歌德,我则老得与他作思想上的沟通和争论。(我与他有上百次的争论,“荒原狼”里记录了其中一次)因此,我想试着在此说说歌德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主要是从哪几方面认识他的。(12,145)

我少年时期就认识他,被他青少年时期的诗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整个征服了。我很容易地把心付托给作为诗人的歌德,因为他带来青春的气息以及森林、草地和麦田的芬芳,民间智慧的全部深刻和戏谑蕴藏在他源于母亲的语言中,那语言里有自然和手工的音调,还有很强的音乐性。这位作为纯诗人的歌德,这位永远年少质朴的歌德从未给我带来什么问题,他永远活在我心中。(145)

但我青少年时还遇到另一个歌德:他是伟大的文学家、人文主义者、理论家、教育家、评论家、政纲制定者、魏玛的文人、席勒的朋友、艺术收藏家、杂志创办人、无数文章和书信的写作者、埃克曼的独裁者,这位歌德对我也十分重要。起初我无条件地景慕他、崇拜他,我还常在朋友们面前为他某些文牍式的写作辩护。即使他的形象总有些市民气、有点正直诚实、有点官味,与少年维特的那种杂乱无章相距甚远,他的才能总是一流,并且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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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总有个高远的目标,所有目标中最高尚的一个:让精神统治生命成为可能,不但为他自己,也为他的民族和他的时代。在他还无拘无束的时候,他已经努力获取他那个时代的全部知识和一切生命经验,以便为高超的个人精神服务,甚至为超越个人的精神和伦理道德服务。文学家歌德为他时代的精英建造了人的形象、人的榜样,那些有心的人都以与他近似、与他相同为理想。(12,146)

在作为诗人的歌德那儿我得到许多享受,但学不到什么。他写出的是独一无二的作品,并非可以学得来的。所以我不以他为榜样,他也没给我带来问题。相反,作为文学家、人文主义者、理论家的歌德很快就成了我的大问题;除了尼采,没有哪位作家这样占据着我的脑海,这样吸引我折磨我,这样不放过我,非要我和他辩论不可。文人歌德和诗人歌德走的路有一小段路是平行的,几乎是同一条路,可是,突然之间它们就分开了,互相矛盾,互相贬抑。诗人歌德更加可爱,也给人更多的享受,然而文人歌德是如此重要,我不能绕过他,因为,致力于把生命建立在精神之上,他是德国人中做得最全面也是看起来最成功的一个,我在20岁上就感觉到了这一点。不仅如此,他还努力尝试去结合天赋的才华与冷静的理智,去和解他娴于俗务与幻想冲天的两个化身,使安东尼与塔索能够和睦相处,他努力协调不羁的、耽于音乐的、酒神式的放诞与对于履行职责和道德信条的笃信。

显然这个尝试并不完全成功。它也不可能成功!即使这样,还是得不停地做下去,因为在我看来,精神的特征正在于不停努力去做最高层次的不可能达到的事。在歌德自己一生和作品中,质朴的诗人和明哲的政治家、心灵和理智、自然的崇拜者和精神的布道人从不能真正地合而为一。有时会出现大裂隙,有时会发生令人不堪、令人无法忍受的矛盾。有时,理智和道德像个太大的假发套,挂在诗人的头上,一本正经地追求意识和规矩时,不设防的天才被窒息了,这种情况并不少

见。(12,147)

歌德也好像并不能成功地成为榜样,没有留下学派或学说之类的东西。许多尽力以他为榜样的诗人和作家,也做不到所追求的统一性,他们远远落在这位先人之后。从众多例子中我们可以举出斯蒂夫特,一位受人爱戴的一流作家,在小说《夏末》里有些地方他真像是个小一号的歌德,以文牍式的语言大谈关于艺术及生命的鄙俗套话,把这样的话语置于魅力无穷的美妙段落近旁,看了真使人吃惊。所根据的底本是什么,一目了然:“维廉麦斯特”里,最美丽的诗作也同一些无可救药、枯燥无味的套话放在一起。(12, 148)

不,歌德没有能够完全做到他想做的,我有时会为此而烦恼痛苦。难道他真像未曾念过他的书的幼稚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终究只是个中产阶级的英雄,参与建构了一种低等短暂今天早就过时的意识形态?(148)

我可以不看他的书,失望就失望吧。可是,这正是我做不到的!这正是奇妙美丽而折磨人之所在:我们逃脱不了他,我们必须跟着他起跑,跟着他受失败之苦,在自己身上感受他的分裂!

仅仅这一点就很伟大,足以获得人心:小的目标满足不了他,他追求伟大,建立起实现不了的理想。我越来越不得不深切地感受到,歌德的问题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不仅是中产阶级的问题,而是每个严肃对待精神和话语的德国人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做个德国作家却不理会歌德的榜样和他的尝试,不管这尝试是否失败了。或许别的作家在表现自己时代的精神时比他成功得多,例如伏尔泰就把自己那个世纪和生命层面完美无缺地写出来了。可是,伏尔泰不正是因此而逝去吗?对我们而言,他只是记忆,只是一位伟大专家的名字。推动他的力量和他的意见我们还认真诚恳地关心吗?不。歌德则不然,他并未随着时代的过去而消失,他和我们还大有关系,今天他对我们还大有现实意义。(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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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年的时间,我被歌德折磨着,被他以及尼采搅得精神不安。如果不是爆发了世界大战,我还会千百次想同样的问题,千百次摇摆不定。但是战争来临,它让我看到了德国作家的老问题,在德国社会生活中,精神工作者、语言工作者的悲剧性命运比任何时代都令人痛心。我们缺少一个论坛,一个像歌德当初建立起的那样的论坛。出现在舆论界的是极不负责的言论,部分是热昏了头部分则是被收买的言论,一些非常爱国的愚蠢粗糙的欺人之谈,与歌德的名字,与精神和德国人民完全不相称,连著名的学者和作家都可以突然间写出像是出于低级军官之手的东西,不但精神和人民之间的桥梁断了,看来根本就不存在精神了。(在此我要做的不是研究这种现象是否仅仅存在于德国,它是否是许多战争国家,甚至是所有参战国的特征;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出现在德国,它唤起我在德国起而攻之。我的责任不在于研究英法是否也远离了精神,并且警告他们不要每天侵犯精神领域里的东西,我的责任是在我自己的土地上做这事。)(149)

似乎有很长的时间歌德的问题在我生命中停止了,那段时间里的问题不是歌德,而是战争,战争结束之后,欧洲又成了问题,今天的情况仍然如此:欧洲所有国家里少数肯思考的人很清楚问题之所在,清楚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而整个官方的作为和政策则仍然停留在深渊之前,为着垂死的彩色旗帜而奋斗。(12,150)

大战期间,歌德好像不存在了,而事实上,歌德最关心的问题,也即人类生命由精神统治这一大问题,却是世上唯一迫切的问题。当时,我们写作的人,只要不是被收买或者沉醉在狂热之中,都知道必须一步步摸索自己赖以站立的基础,一步步弄清自己责任之所在。我对精神生活的忧虑达到了极点。不过就是在战时也常有与歌德打交道的时候,有时候现实中的冲突会突然让我想起他,这时,他的形象对我就重新成为一种象征。战争初期,那使我的生活充满战斗和痛苦的精神上和伦理上的问题就是精神和爱国之间看似无法解决的冲突。如果相信当时官方的声音,从学者的言论到报刊上的闲言碎语表达的都是这种声音,那么,精神(也即真理和为真理献身)就是爱国主义的死敌。如果你是爱国主义者,那么,在舆论看来你就不必讲什么真理,真理只不过是儿戏、是幻想;只有被歪曲成能够支持大炮的精神,才能够为爱国主义所容。真理是种奢侈,以祖国以及为祖国服务为借口的谎言广被赞赏。无论我多么热爱德国,我都无法使爱国者的道德变为我的道德,因为在我看来,道德不是随便一种什么工具或斗争手段,而我也不是什么将军或总理,而是一个服务于精神的人。在当时这种情况下,我再次与歌德相逢。那时,爱国主义者将民族拥有的一切可资利用的都挖掘出来,但他们很快就发现,歌德一点也派不上用场,歌德不是民族主义者,他甚至于好几次敢于对自己的民族说出令他们十分尴尬的真话。从1914年夏天开始,歌德在德国的行情下降了,跟他一起下降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格高尚的人,为了填补空缺,(因为他们需要伟大的人物做令人恶心的文化宣传)他们找出一些更加适合用于为民族主义和战争辩护的人物加以宣传:被挖掘出的最有用的人叫黑格尔。(151)

罗曼・罗兰在战争期间写的一篇文章中称我为同道,说我有“歌德式”的立场,这话是加诸于我的深切勉励:使我想起歌德,我少年时代的星光,使我坚固了对自己认为神圣的东西的信念,同时,我也深知,在官方德国眼中,“歌德式”等同于骂人的话。

现在这个阶段也过去了。可以说生命里那么强烈的锲入也没能把我和歌德分开,没能使我不在乎他。

是什么使然?是否因为歌德不仅仅是个不大成功的作家和理论家?不仅仅是个语言生动天才横溢的诗人?为什么我们总得回到他那儿去,即使我们与他有过那么多纠葛,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观点与他不同?(151)当我试图找出理由时,另一个歌德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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