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生为何罢曼昆的课

哈佛学生为何罢曼昆的课

朱富强

最近出现了一件轰动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事件：哈佛学生罢了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曼昆的课，并发布了致曼昆的公开信。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何以会有如此遭遇。

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由来已久

首先，罢课事件并不是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出现。2003年七百多名哈佛学生和毕业生就签署了一封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对Ec10（即《经济学原理》课程）进行改革以促进经济学课程的多元化，尤其是要求提供由S.Marglin教授等倡导的具有更广视野和批判性思考的替代性导论课程。原因是，Ec10是当时哈佛大学提供的唯一的经济学导论必修课程，而该导论课程就是讲授新古典经济学的各种模型，而且课程原始资料的大部分文章是由讲授者M.Feldstein教授自己或同类经济学家所撰写。

面对来自学生的压力，同时为了保住哈佛大学和经济学系原任课教授的面子，作为折中的结果，哈佛大学答应在经济学系之外开设学生们所要求的课程。但是，正如此次公开信指出的，许多哈佛学生并没有能力选择Ec10之外的课程，因为此课程除对于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学学生来说是必修的，当社会学专业必须选择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时，唯一的另一门可供选择的课程——S.Marglin教授开讲的经济学批判却每隔一年才开设一次（今年就没开课）。

其次，罢课事件也不是针对主流经济学课程的孤立事件。2000年7月法国就爆发了“post-autistic”经济学革新运动，它将目前在经济学课程表中居压倒性支配地位的新古典理论及其方法称视为“我向思考的”（autistic thinking），因为它基于狭隘的视野而没有能力与其他人交流，甚至也没有兴趣与他人进行交流，而只是作离群索居的和自我封闭的思索，从而只能集中于自身的智力游戏之中，并把数学本身当成追求的目标，而排除或禁止批判性的思考。法国经济学学生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封对他们教授的请愿书，呼吁脱离虚构的世界，寻求一种适于分析对象复杂性的多元化方法，更多的关注具体的经济现实。

随后2000年9月，英国开始发行电子出版物《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11月又创立了/网站，《post-autistic经济学通讯》也改名为

《post-autistic经济学评论》；12月，post-autistic经济学运动的法国学生领导人参加了在英国召开的“经济学的未来”国际会议，从而激发了该项运动在法国和世界其它地方之间的联系。

2001年7月，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发表了“开放经济学”的公开信呼应法国学生的要求，要求对主流方法的基础作公开争论并引入其他相竞争的理论和方法；2001年8月，来自22个国家的75名学生、研究者和教授在美国堪萨斯城密苏里大学发

表了呼吁对经济学进行根本性变革的“堪萨斯城宣言”，请求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克服有关人类行为的僵化观念，在研究中认真考虑文化、历史和方法论问题，开展跨学科对话；最后，这一反思思潮延伸到了美国主流大学，并在哈佛爆发。

再次，此事件是一些学者以经济危机为契机抓紧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反思的结果。事实上，针对2008年11月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向学者们提出的“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这一所谓的“女王难题”，英国一些经济学家S.Dow、P.Earl、J.Foster、G.Harcourt、G.Hodgson等10位主将就联合上书指出：“经济学家的受训面太窄，只关注数学技术和建构不依赖经验的形式模型，这是我们这一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在许多主流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院系中存在的为数学而数学的研究追求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缺陷”，正是“这一不大关注现实世界的对数学技术的偏好，让许多经济学家偏离了至关重要的整体性观察的轨道。这导致经济学家们无法对经济学分支领域的过度专业化及进一步探讨损害大局观念形成的原因之动力进行反思”。而且，在这些“后-我向思考”经济学家们看来，英国及其他国家有影响力的主要经济学家尤其是那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此次危机是负有部分责任的”。

在2010年“后-我向思考”杂志为追究经济学家对此次经济危机的责任而在设立了“经济学炸药奖”（the Dynamite Prizein Economics），最后获奖的10位是：格林斯潘、弗里德曼、萨默斯、布莱克和斯托尔斯、法玛、萨缪尔森、卢卡斯、理查德波兹、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林德伯格；他们几乎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者和鼓吹者以及数理模型的构建者和应用者，在经济危机的酝酿和爆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合理世界的“辩护学”

最后，此事件也是经济危机的现实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直接促发的结果。新古典经济学以致基于形式逻辑的数理模型来为现实社会的收入分配进行辩护，不仅将现实收入都视为合理的，而且市场机制将会导向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甚至以逻辑上的最优来设计市场机制和秩序。有新古典经济学家就宣称：如果这个世界与他的模型不相像，那这个世界就太糟了。然而，现实世界确实与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模型相差甚远，糟糕的经济危机就是明证，而主流经济学不仅无法预测它，而且更无法解决它。

同时，当前的经济危机根本上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结果。美国国会预算处(CBO)最近所公布研究结果就指出，1979年到200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高收入族群税后所得成长多达275%，中产阶级同期间税后所得只成长40%。而且，收入差距的拉大本身又是欧美社会经济政策受新自由主义支配的结果。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普曼在《外交事务》的文章就指出了美国经济鸿沟日益扩大的两大原因：一是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美国崇尚自由市场主义，而市场机制下的分配机制根本上就是由力量决定，强势的管理阶层可以享受高额薪资而不必管公司的业绩如何，以致少数菁英攫取了巨额的金融利益；二是公共政策的扭曲，自1970年代迄今公共政策持续偏向有钱人：国会一再为高所得者减税、放宽资本利得及其它投资所得的税负，一再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理，让富有的经理人及投资者通过银行及其它金融机构创造出的衍生金融工具而变得更富。

面对经济危机，新古典经济学家却争辩说，衰退是由暂时的混淆引起的，并宣称任何试图与商业周期作斗争的努力都只能适得其反；面对美国社会爆发的声势浩大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持冷漠乃至敌视的态度。显然，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完全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