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的现实意义

洋务运动教育改革与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比较的现实意义作者：朱文富/杨勇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石家庄)2011年10期第35～41页150年前，在世界的东方，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古老的中国开展了洋务运动。

几乎同一时期，一水之隔的日本面临着和中国同样的命运，为救亡图存，发生了明治维新。

在两国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中日均在教育领域进行了重大改革。

中国的洋务教育在极为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办新学建学校，开中国近代教育先声，确实难能可贵；日本则后来居上，虚心向西方国家学习，建立了近代教育体系，成为近代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将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

掩卷沉思，比较中日两国在那个时期应对内忧外患所采取的不同的教育策略、方针和措施，在今天仍有其学习借鉴价值。

当前，我国正在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加快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建设步伐。

在这个伟大征程中，我们应该吸取一个半世纪前中日两国教育改革的哪些经验教训呢？一、深刻认识教育对落后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战略作用在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都还是封建国家，经济非常落后。

但为什么日本这个改革起步比中国还要晚近10年的国家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工业发展以两位数的增速在当时（1874-1900年）位居世界之首呢？在分析日本实现近代化、经济“起飞”的原因时，无论是政界还是学界，一致认为是教育发挥了重大作用。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放在与政治改革同等重要的位置，为日本工业化培养了大批产业工人，保证了它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吸收，使其仅用40多年就完成了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花了200年时间才完成的近代化任务。

而同时期的中国，虽然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但仅限于为洋务运动所办事业培养人才，而没有把发展教育上升到国家战略，作为立国之本去强调、去重视、去落实，甚至也没有把教育和其他洋务事业（如办工厂、造武器等）同等对待。

日本的近代化是以教育的近代化为前提的。

与欧美先进国家相比，日本近代化起步较晚，而且日本人口众多，特别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能够通过改革扭转落后的局面，迅速赶上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作为推进近代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可以说是由于引入了近代教育制度，尤其是对就业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农民普及初等教育发挥了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日本的工业化。

回顾历史，明治初期率先发展起来的是以开发民智为目的的初等教育和以培养领导人才为目的的高等教育。

在初等教育方面：1872年公布的《学制令》，以教育机会均等为口号，拉开了教育近代化的序幕。

特别是废除身份制，以发展生产为目的，对国民实施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近代教育，适应了建立近代工业的需要。

因为近代工业需要大量的掌握一定知识的普通产业工人。

普及初等教育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在学制发布的第二年，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到1883年，小学在校生323万，入学率超过50%。

教育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素质，这是日本近代化的基础。

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取消了士、农、工、商的身份区别，所有国民获得了教育的机会，在受完初等教育之后，不分身份都可凭才能进入中学、大学，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调动起来，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以东京大学为例，从1878-1885年，贵族学生比例从0.6%下降到0.2%，士族学生比例从73.9%下降到51.7%，而平民的比例从25.5%上升到48.1%。

平民也能接受教育、甚至是高等教育，这在日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发展高等教育另一个成果就是为日本近代化培养了一批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人才。

据统计，从1878-1895年共培养出23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满足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

在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大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重视实业技术教育，从工部省、内务省等多部门兴办实业学校、帝国大学增设技术性科系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担任过东京大学校长、后任文部大臣的滨尾新，是日本职业教育发展的亲历者，他将东京职业学校与他在英国考察期间所看到的英国工科学校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日本职业教育和近代工业的关系，他说：“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

”总之，在日本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了经济发展。

日本教育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其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了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为经济发展打下了人力基础。

没有日本教育的飞速发展，日本经济不能、也不会赶超西方发达国家。

分析教育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教育发展对后发国家实现近现代化起着关键性作用。

先期实现近现代化的国家占有物质资源、知识资源、技术资源等优势，把持着市场和技术标准，这对后发国家发展起着制约和阻碍作用。

后发国家从哪里突破？从日本的发展路径看，就是优先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提高人才数量和质量。

而就其人才培养来讲，明治政府花重资培养和引进人才，并制定了系列教育政策，其规格之高和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可以说，发展教育是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制度设计重点，也是其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措施。

正是教育的优先发展，才为日本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人力基础。

第二，教育投资是战略性、生产性投资。

教育投资之所以称其为投资，是因为它不是单纯消费性资金，而是能够带来巨大收益的生产性投资，这一点已为教育经济学所证明。

所以在整个国民经济二次分配中，教育应该占有稳定的持续提高的比例。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不仅发动地方和民众进行教育投资，而且政府也采取措施增加对教育的投入。

1885年教育投入就占到国民收入的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896年、1899年两次颁布国库补助小学教育相关法律，1900年将两法合并，国家补助义务教育得以最终立法，当年教育投入达到国民收入总额的 2.05%。

这充分说明日本政府把教育投入视为战略性投资，从而为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保障。

目前，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要想追赶发达国家，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并切实加以落实。

正如小平同志所讲：“在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走向文明富裕、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正确选择。

反观，我们有的省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仅2%多一点，只相当于日本明治中期的水平，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二、教育改革和发展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洋务运动教育与明治维新教育在改革初期最明显的差距就是顶层设计不同。

中国的洋务教育一开始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懂得西方语言的人才，以便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不至于被骗；就是培养懂得如何造枪制炮的人才，以加强国防抵御外侮。

正如标志洋务运动肇端的《通筹善后章程折》——这个由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大清重臣联合向咸丰皇帝所上的奏折中所奏那样，“当今”之要就是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兴办新学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

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设置中，没有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和海防股五股，没有专事教育的政府行政机构，而是由内没机构同文馆代管教育事务。

其发展教育的顶层设计是这样一个架构：就是这个专管外交、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临时性非正式机构，清廷原来也以为办完与英、法、俄、美等国的议和事务即可撤销。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清王朝统治者的预料，日后洋务繁多，西方其他国家如普鲁士、荷兰、比利时等也接踵而来，要求订约派驻公使。

清廷先是阻止，但阻止无效，只好让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

结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办不完的交涉，不仅由临时性组织变成固定的机构，而且由主掌外交发展成为职事众多、权力很大的政府部门。

在举办新式学校的过程中，也是各地行政长官根据本地需要举办，行政长官本人认识到的就办、认识深刻的就多办。

对举办新式学校，全国没有统一的政令，更谈不上制定相关的法律。

因此，所办学校数量少，只是一些实用性专门教育机构，远远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制度。

日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在明治天皇颁布的五条誓文中，明确提出求知识于世界，培养自立文明的国民，一开始就拉开了全面发展近代教育的序幕。

在改革初期，日本也是由内设机构——大学校来代行教育管理的职能，但很快这个形势有了改变，加强了对教育的领导。

1871年，明治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取消了大学校的教育管理职能，改设隶属于太政官的文部省，由文部省全面领导教育改革事业。

文部省成立后，着手进行全国的教育改革，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

这些法律经历了三个时期：《学制》（1872年颁布）时期，《教育令》（1880年颁布）时期和《学校令》（1886年颁布）时期，并逐步健全和完善。

到《学校令》颁布后，几乎各级各类学校的设立都有法可依了，如《小学校令》、《中学校令》、《高等学校令》、《实业学校令》、《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学位令》、《实业教育费国库补助法》等。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具体法规，如《小学校教则纲领》、《小学校教员注意事项》、《中学校教则大纲》、《师范学校教则大纲》、《中学校通则》、《地方学事通行规则》、《小学校长和教员职位名称、待遇》、《小学校教则大纲》等。

发展职业教育的则有《工学部学校建设概要》、《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简易农学校规程》等。

从以上两国领导教育改革的机构设置和制定实施的教育法律法规来看，洋务教育的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改革初期，没有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进行整体设计，而是想到哪就做到哪，哪里需要就发展哪，走的是一条局部的、实用的发展之路。

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之所以成功，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机构健全、法律完善。

国家有专门负责教育事务的行政机构——文部省，在文部省的领导下，学习欧美教育制度，系统设计了日本教育改革的路线图，制定并完善了教育法律法规，从而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学校教育体系，以及经费投入、师资培养的配套保障制度，保证了日本近代教育走上正确的发展轨道。

因此，我国今后在进行教育改革时，必须重视顶层设计，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明确教育事业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教育改革、教育规划等要由最高决策机关批准施行。

在制定教育改革和发展计划时要把方方面面的因素考虑进去，从国家层面建立健全改革需要的领导机构和法律法规，而不是仅由教育部门牵头，致使好多工作因为不能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搁浅，许多改革因为一些部门的不配合而无法推动。

其次，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政府的的作用，利用政府的强大执行力和影响力，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

永井道雄在分析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的原因时曾说：“在这个时期尽管历史发生了变化，可是行政却始终处于支配教育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