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美育思想及其对当代美育的启示

【摘要】20世纪初，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现状的思考，梁启超提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美育思想。其美育思想是以“新民”为出发点，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内容，以艺术（音乐、美术、文学）为手段，以塑造完全人格为最终目标，这一思想对当代美育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美育思想趣味教育情感教育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7-0044-02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宣传家和教育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他非常重视整个国民素质的培养，认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①在他看来，“凡已过所以能在世界之林中立稳脚跟，其国民在道德法律、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等方面必有一种独立精神。”②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以“新民”为其出发点，以“情感教育”、“趣味教育”为其内容，以艺术（音乐、美术、文学）为其手段，以塑造完全人格为其最终目标的美育思想体系。

一梁启超美育思想的出发点：塑造新民

梁启超在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逃往日本，期间对维新改良及其失败进行了反思，得出了仅依靠上层皇帝与少数贵族必然失败而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重要经验教训。而依靠人民又必须改造旧的“国民

道家思想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

道家思想之精髓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启示班级：11中药国交班姓名：李龙辉学号：201101008020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流传于世几千年，生生不息延绵不绝，它以道、无、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等，据此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精神《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这就明确地表明人和万物是平等的、人并不比其他万物享有更高的地位。道家崇尚自然,主张遵循客观规律,人应法地、法天、法自然,即“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揭示了整个宇宙之理。“道”又通过“德”的外化作用,把天地间这些包罗万象的事物属性完整地表现出来,这就是说“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在道家看来,人和万物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庄子〃齐物论》上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以道法自然,要求做到无为。而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反对过多的人为干涉。老子认为,人与万物都根源于“道”,“道”是人与世界的一种本原关系,它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众妙之门”,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道”的意义不仅在于自然生态和谐统一,更在于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在于生命的主体和自然的客体在生态学和美学基础之上,实现“天人合一”的生态美的合理结合。在中国传统哲学里的“天人”关系,实际上是指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人与自然

的亲和与协调,追求“天人合一”境界自然界自然而然,人只有遵循自然的法则,合乎自然的要求,才能为自然界所接纳。在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对比中,舍弃“人之道”而崇尚“天之道”,保持天地自然的均衡与和谐,以获得“天人”之亲和。而人也必须遵循自然的法则才能发展。“天道”、“地道”、“人道”之本是“生态”之道。三．“致虚守静”—————身与心和谐的生命超越精神道家主张把个体的自然存在和精神自由臵于一切外在的附加物之上,走出人生的困境,挣脱“物役”的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自由人生。老子主张“返朴归真”,认为人的生命存在要与自然沟通,节制和超越物质欲望,不让尘世的喜怒哀乐扰乱自己恬淡自由纯洁的心境,自始至终保持自己的自然天性。老子提出“致虚极,守静笃”的修道方式。在庄子看来,人生的第一要义就是自由,而现实社会中的仁义道德、世俗价值、名位利禄、政教礼法等都是束缚人、奴役人的藩篱。庄子为达到“圣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自由境界,明确提出“坐忘”、“守道”、“心对于人的问题,《道德经》除了讲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还讨论了人自身的和谐问题,即人自身的内在和谐。他首先阐释了生态人的内涵。人之生态首先是:“无乐”、“至乐无乐”。“无乐”即是不为身外的利禄、名声富贵等外物所牵累的一种平常心,是一种放弃名利、一切顺其自然的自然之情。自然之情乃人之常情,无所谓快乐与不快乐,安适、恬静、自然,“无乐”才是人的自然常态。人应恬然淡泊、清静无为、顺其自然,诗意般生活在世上。提倡“见素抱朴”、“粗茶淡饭”的节俭生活方式,“知足常乐”,保持内心的安

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道家思想给我们的启示

道家是一个以“道”为核心范畴、以“自然”和“无为”为基本观念、追求人性朴真和精神自由的学派。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它同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及国民性格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家文化了解有限，误解较多。譬如历史上便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道家重天道、轻人道，重自然、轻人事。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实际上，道家既重天道，也重人道，既重自然，也重人事；只是他们没有像儒家那样就人道论人道、就人事论人事，而是将人道、人事问题的研究引向了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将大自然作为参照系，从自然与人事、天道与人道的相互观照中去探讨社会人事和人生之道，提出了一套别具特色的治国方略、管理理念、人生智慧和修养方法，对我们很有启迪意义。一、道家的管理之道（一）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之道及其现代启示提倡“无为”是道家思想的一大特色，不少人将道家的“无为”理解为“不为”，这是一大误解。道家的“无为”不是指一无所为、无所作为，而是反对违背自然规律的勉强作为，强调要以顺应自然的方式去作为。事实上，道家的“无为”是“为”的一种极高明的方式和手段，它在现代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首先，“无为而治”提倡一种“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在任何一个机构中都存在着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领导者的工作是宏观的、全局性的，主要是制定大政方针、谋划发展战略、把握发展方向，而非什么事都管。处理好“为”与“不为”的关系，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领导者应具的领导艺术。只有善于在小事上“无为”，才能在大事上更好地“有为”。抓好大事则会事半功倍，专管小事则可能事倍功半。这就是道家“无为而治”给我们提供的“抓大放小”的领导策略。其次，“无为而治”提倡一种人性化的管理之道。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任何一个时代的管理者、任何一项管理工作都应充分考虑的问题。在人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提升的今天，尊重人性更是管理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而在这一方面，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理念对我们是有启发的。这一理念告诉我们，管理工作不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不能无限制地榨取民力。这一理念要求管理者在把握宏观原则的前提下，放权给部下，充分信任他们，尊重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再次，“无为而治”提倡一种自然化的管理之道。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

2011年第4期（管理研究）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影响作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的代表，梁启超在少年时代接受了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又在青年时代沐浴欧风美雨，受到了日本及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古今中外各种学术思想集于一身”的基本特征。梁启超深刻地认识到，民族文化的新生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文化课题，也是一个与民族命运攸关的政治课题。面对历史和时代的课题，他作出了解答。1900年，他提出了著名的中西文化“结婚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种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种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国之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三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这种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参考的文化结婚论，贯穿了梁一生的思想实践。他采纳中西各种学说，熔铸服务于启蒙新民、爱国救民的价值宗旨，在这样的文化姿态下，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佛教文化等都被梁启超纳入到自己的思想视野里，从而成为其文学启蒙思想建构的丰富资源。梁氏文学启蒙思想的形成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文学尚用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长期以来，文学作为社会和统治阶级的教化工具，是为社会秩序的巩固服务的，并扮演着政治、伦理、道德的发言人角色。对于梁来说，他自小接受传统教育，有着深厚的国学渊源，中国文学的教化传统使他耳熏目染。在古代中国，文学的“教化”本身就是对人的一种启蒙，文学在主观与客观两方面都是统治和进行社会启蒙的工具。重视文学的现实功利，是中国文学的真正传统，这对梁氏文学启蒙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潜在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是对古代教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虽然这二者的结果和出发点是不同的，但在重文学、教育人的功能方面却如出一辙，都有着鲜明的功利目的。梁启超的文学启蒙与古代教化传统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古代文学提倡的是能“兴观群怨”，能“授之以政”，文学乃是“经国之大业”，有“正人心”、“变风俗”，即“救世”的功能，这成为古代文人从事文学事业的动力和价值目标。到了梁启超这里，文学的内容、目标虽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对于改变人心的功能性认识并没有根本转变。梁认为文学是指引国民前进的灯塔，是改造国民性的利器，是唤醒昏睡国民的惊雷，总之，是启蒙的最佳方式。早在1897年，梁启超就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有“传世之文”和“觉世之文”的区别，但他显然更倾向于对“觉世之文”的认同，“学者以觉天下为任，则文未能舍弃也。 ”他为文求觉世，而不求其能藏之名山，传之不朽，“吾辈之为文，岂其欲藏之名山，俟诸一百世之后世也，应于时垫发胸中所欲言，然时势逝而不留者也，转瞬之间，悉为刍狗。 ”追求文学的经世致用价值，使梁牺牲了古人的立言的价值取向，这种致用的文学观是与教化文学一脉相承的。然而，这种尚用的文学观体现为具体的功能时，梁的文学启蒙却与教化传统有区别，它显然有着更为现实化的政治目的和理想，“一曰开民智，二曰开绅智，三曰开官智”“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智识与能力”。因此，以新民为第一要义的政治目的，使梁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不同于教化传统。首先，梁虽然倾向于强调文学的教化，但他又区别于古典文学中注重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强调新的政治意识的启蒙，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来改造国民的品质。其次，强调“新民”，使梁能够从文学与民众的关系中思考文学的价值功能，因而不知不觉地把一种新型的读者接受引进了文学的过程，使他在认识文学的教化功能时，也考虑到了文学自身之所以教化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文学的教化功能和审美功能结合起来。如他之所以大力鼓吹小说，是因为小说具有“熏、浸、刺、提”的审美感染功能，而正是这些功能的存在才使启蒙教育得以很好地实现。这一认识虽仍追求文学改造社会的终极目的，但他意识到了文学潜移默化作用于人的心灵的过程，这显然比传统的认识更符合文学的本性。梁强调的是作用于心和品质。可以说，为了“新民”的重任，使梁把传统致用的文学价值代教化传统的继蒋志刚* *[作者简介]蒋志刚，湖南女子学院党委组织部讲师（湖南长沙410011） [摘要]作为中西文化“结婚论”者，梁启超以中国文化为根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吸纳与扬弃，中国文学“尚用”“教化”的传统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其“文学工具”论建构的基础，而中国传统文化也为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思想提供了哲学背景和理论平台。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梁启超；文学启蒙；影响62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㈠论培养新式国民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㈡论变科举、兴学校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梁启超教子有方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论道家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中国教育史》结课论文论道家思想对现代教育的启示摘要：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但以往人们较侧重对儒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而对于崇尚自然的道家却未予以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人误认为道家没有教育思想。实际上，道家思想中蕴藏着极其宝贵的教育思想，道家以其深邃的大智慧，以独特的言语和方式实施着其教育功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和性格，滋润着绚丽多姿的中华文化。在进行教育改革的今天，道家思想亦能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关键词：因材施教创新启发一、自然无为，顺应时势 “道”是道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和核心，道家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和根本规律，它内在于万物之中，支配着万物，自然无为是“道”的基本特性，人类必须遵循这一特性，以之作为基本的行为原则：“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以下凡引此书，省略书名）在这里，“不敢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顺应事物的内在规律，顺应时势，而不主观妄为，才能获得成功，这就是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对此，秦汉时期新道家的作品《淮南子》、《吕氏春秋》作出了更为明确的阐释。《淮南子》说，无为绝非“漠然不动”，“听其自流”，而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吕氏春秋》告诫说：“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顺其类”。这就告诉我们，只有遵循自然和社会的内在规律，适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在务实中求应变，在应变中求进取，才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建功立业，不断走向成功。这些主张对于我们自觉地转变教育思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革向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例如，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大学不能只是进行纯学术研究的“象牙之塔”，而要更加贴近社会现实需要，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承担责任，为解决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出谋划策。又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对劳动者文化水平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必须打破大学以培养少数“精英”为己任的传统目标，与社会生产和经济过程相结合，培养出能适合社会需要的多种多样的人才。这就要求有关领导部门和教育工作者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潮流，根据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革。但迄今为止，传统教育还以其强大的惯性在教育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教育改革的力度和步伐还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故重温道家所提出的顺应规律、顺应时势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上更自觉地顺应时势，认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从而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规律，改变传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一) 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梁启超趣味范畴的特定理论内涵，探讨了梁启超趣味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研讨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中西思想文化渊源及其个性化创构，论析了其趣味美学思想的独特的理论特质与价值。梁启超是中国美学思想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是中国美学思想近现代转型期的重要人物。他对“趣味”范畴的阐释和趣味美学思想的建构，在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图谱中，极具特色，需要我们认真解读与发掘。梁启超关于趣味的思想与相关论述，主要集中于20世纪20年代《“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美术与生活》、《美术与科学》、《学问之趣味》、《为学与做人》、《敬业与乐业》、《人生观与科学》、《知命与努力》、《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等专题论文、演讲稿以及给家人的书信中。本文将以这些相关文字为基本研究对象，对梁启超趣味美学思想的理论特质及其价值谈谈个人的看法。一趣味是梁启超美学思想的哲学根基。趣味主义构成了梁启超哲学观与美学观的互释，也成为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1922年4月10日，梁启超在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他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对于趣味和人生的关系，梁启超主要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本体意义。即趣味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趣味。他说，为趣味而忙碌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有价值”的生活；（2）无趣“便不成生活”。（3）其二，他认为趣味对于生活具有动力意义。“生活的原动力”就来自于趣味。（4）“趣味干竭，活动便跟着停止”。（5）在梁启超看来，合理而自然的人生状态就是趣味的状态。从本体与价值、动力与功能两个方面着眼，梁启超把趣味放置在对人生具有根本意义的本体论兼价值论视阈上。那么，在人生中具有如此重要地位的趣味其具体内质又是什么？对于趣味的内质，梁启超通过对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的阐发，表达了自己的见解。首先，梁启超对无趣的生活作了界定。他认为趣味的反面就是“干瘪”与“萧索”。因此，他界定的无趣的生活有两种。一是“石缝的生活”。其特点是“挤得紧紧的，没有丝毫开拓的余地”。（6）一是“沙漠的生活”。其特点是“干透了没有一毫润泽，板死了没有一毫变化”。（7）梁启超否定了这种无趣的生活，认为这不能叫“生活”，而是人生的禁锢与退化。在这里，梁启超运用否定之（一）、否定的思维方法，通过对无趣特点的否定，而达成了对于趣味（生活）内质的两个厘定：与无趣之缺乏生气生命相较，趣味是生命的活力。（二）、与无趣之泥滞禁锢相较，趣味是创造的自由。其次，梁启超通过对趣味发生条件的探讨，进一步厘定了自身对趣味内质的界定。梁启超认为趣味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的（8）。因此，趣味既在主体，也在客体，是主客的会通与交融。就主体言，趣味是与情感相联系的。情感作为主体心理基础，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9）趣味构成了生活的动力源，情感构成了趣味的动力源，这一思想链条是梁启超趣味思想的一条基本脉络。没有情感的激发，就没有趣味的萌生；没有趣味的实现，也就没有理想的生活。情感与生命活力、创造自由一起，构成了趣味内质的三大要素；其中，情感又是生命活力与创造自由的前提。情感激扬、生命活力、创造自由在趣味的发生中构成了层层递进的关系，成为趣味实现的共同前提和条件。其中，情感具有最基础最内在的意义。因此，在梁启超这里，趣味（生活）的内质表现为这样三个层次：底层——情感的激扬；中层——生命的活力；顶层——创造的自由。这三个层次互为因果，共同构筑了通向趣味之境的理想之路。简而言之，梁启超的趣味就是由情感、生命、创造的融和所呈现的生命意趣及其具体实现状态。趣味之境既是特定主体之感性达成，也是主客之间的完美契合与主体生命的最佳创化。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七、塑造国民精神。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道家思想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启示

道家思想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启示道家思想的生态观强调人要与生态自然万物同生共运，强调天、地、人之间的自然生态平衡关系；道家思想提醒人们关爱自然。希望道家思想中的生态观念能够在民间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实际行动可以感染人们，从而产生更好的生态效益。和谁对话？任法融任法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中国道教协会会长，，生于1936年，甘肃省天水县人甘肃省天水县人。。1985年任陕西省周至县政协常委政协常委；；1986年任第四届中国道协常务理事年任第四届中国道协常务理事、、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1988年任陕西省政协常委协常委；；1992年3月任中国道协常务理事月任中国道协常务理事、、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2005年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宗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为什么对话？生态危机是当今人类发展的最大障碍，如何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而道家学说倡导的识，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问题。而道家学说倡导的““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人合一” ”的思想，与现今提倡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等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道家思想的生态观包含哪些重要内容？其对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有哪些现实意义？对话人任法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采访人中国环境报记者冯永强肖颖通讯员罗曼点击一焦点关注道家思想的生态观关键思路道家思想的生态观概括起来就是天人合一道家思想的生态观概括起来就是天人合一、、三才相盗三才相盗、、齐同万物记者记者: :当代人类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如何防止人类的各项活动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而我们知道，古老的道家生态伦理观就不乏对这一问题的思考。那么，道家思想的生态观究竟包含哪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与现在提倡的生态文明有怎样的联系？任法融任法融: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中获益，同时也面临空气污染、物种灭绝、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一系列严峻的现实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不能及时而清醒地认识，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将引发严重的后果。好在不少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开始重新审视以往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积极寻求解决这一危机的方法和途径。其实古老的道家思想中已经蕴涵了解决这些难题的出路，道家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物无贵贱”的思想，其实就是破解这些问题的基本策略。总体来讲，道家思想的生态观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学术交流 May,2004 总第122期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一、教育之宗旨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浅析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浅析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发表时间：2019-06-24T11:27:44.030Z 来源：《成功》2019年第3期作者：黄沁茗 [导读] 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摘要】梁启超的“趣味教育”思想，理论内涵丰富且独具创见，对于美育的内在本质和特殊规律进行了全新的探索，促进了中国近代美育的诞生，即使是到了近百年后的今天，他所倡导的“吸收趣味的营养”、“增进自己生活的康健”的美育理念和人生理想，仍具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迪性。【关键词】梁启超；趣味；趣味教育；美育梁启超是一位身体力行的美育思想大家。在他的美育著述中，“情感教育”、“趣味教育”、“艺术教育”等概念均使用过，从基本内涵看，它们都可以理解为美育，但就侧重角度和所处地位而言，还是有所分别的：情感教育侧重于美育的基本性质和特点，“艺术教育”侧重于美育的主要途径和方法，而“趣味教育”在梁启超看来就是审美教育，这显然更接近美育的内在本质。在梁启超的美育思想中，“趣味教育”是核心范畴，“情感教育”、“艺术教育”是对于“趣味教育”的进一步说明和补充。因此，以“趣味教育”为切入点更能把握他的美育思想的精神实质。一、首先，“趣味教育”的内在本质梁启超曾明确地宣称：“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是什么？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1](第12页) 他还说：“问人类生活干什么，我一点不怀疑答道，生活于趣味。人若生活得无趣，恐怕不活着还好些，而且勉强活也活不下去。”[2] (第22页)可见，“趣味”、“趣味主义”不仅是梁的审美理想，也是他的人生信条，由重“趣味”、重“趣味主义”到重“趣味教育”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断。梁启超说：“趣味教育”这个名词不是他创造的，近代欧美教育界早已通行了，但他们还是拿趣味当手段，他则想进一步拿趣味当目的。梁启超这一改动，就将趣味提升到了审美的高度，意义十分重大。“拿趣味当手段”，是“有所为而为”，总要以另一件事为目的，其结果是目的达到，手段抛弃，“趣味”也就没有了。而“拿趣味当目的”，却是“无所为而为”，“为了趣味而趣味”，像小孩子游戏一样，没有其他目的，这里“趣味”已成为一种超功利目的的情趣、乐趣，也就是美感愉快。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他进一步指出，“趣味的性质不见得都是好的，譬如好嫖好赌，何尝不是趣味？但从教育的眼光看，这种趣味的性质当然是不好。”[3] (第13页)可见，梁启超所倡导的“趣味教育”中的“趣味”，不是一种形而下的感官愉快和低俗享乐，而是一种超官能欲望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愉悦。在《学问之趣味》中，他更明确指出：“趣味”就是“快乐”、“乐观”、“有生气”，“趣味”的反面是“干瘪”、“萧索”，趣味具有健康向上的情感意味和生命意味。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是一种超利害得失、超生理欲望的审美愉快即美感，这样，梁启超所谓的“趣味教育”在本质上就成为审美教育、美感教育。梁启超极力弘扬趣味、审美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从而为“趣味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审美的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而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4] (第24页)这就是说，人虽然具有审美的本能，但生活中的趣味和美感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要进行有意识的培养训练，即通过一定的手段，引导人们正确地进行审美活动，不断提高感官的审美能力，把感官从麻木的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有趣。他特别指出，尤其是人生在幼青年时期，趣味是最浓的，整天价乱碰乱迸，若不引他到高等趣味的路上，他们便非入下等趣味不可。总之，在梁启超看来，“趣味”之有无和“趣味”之高下都与“趣味教育”息息相关。二、其次，“趣味教育”的主要途径 “趣味教育”之必要性在理论上已如此，那么“趣味教育”在现实中如何可能呢？梁启超认为，现实的和理想的生活为趣味教育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只要我们善于发现、善于感受、善于想象，随时随地都能受到美感教育。在梁启超看来，趣味的源泉有三：一，“对境之赏会与复现”。二，“心态之抽出与印契”。三，“他界之冥构摹进”。总之，无论是外部自然、社会生活还是艺术的形式都是引发美感的重要“机缘”。“趣味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充分利用这些审美因素，有意识地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情趣，让人们拥有一双会看形式美的眼睛和会听音乐的耳朵、拥有一颗热情敏感的心灵。虽然，在梁启超看来，天下万物都有趣味，人生生活于趣味，只要有生活、有事做就有趣味，然而对于“趣味教育”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即他所谓的“趣味的主体”，他还是有严格界定的。经过多方比照，梁启超列出了四项趣味的主体：劳作、游戏、艺术、学问。在劳作、学问主要还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手段的条件下，趣味毕竟是有限度的，游戏中所产生的趣味又往往稍纵即逝；而艺术比之劳作、学问游戏却具有更为普遍、更为持久的影响力。因而在这四项主体中，他最看重的又是艺术教育。而在艺术教育中，他尤其推崇音乐、美术、文学。他说：“美术的功用”，“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这种道理，便知美术这样东西在人类文化系统上该占何等位置了。”[5] (第24页)在梁启超看来，文艺的本质就是趣味、就是审美。因而，艺术教育在整个美感教育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并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所以，他说，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教育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威而成为“趣味教育”的主体？这是因为在梁启超看来，艺术教育主要是一种“情感教育”。“情感教育”比之理性教育，在人的审美心理的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到的越发少”，而“用情感来激发人，好象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吸引多大分量的铁, 丝毫容不得躲闪。”“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时间占领了他心的位置”。[6 ](第71页)这是梁启超对于艺术情感教育特征的极具本质性和独创性的阐发。他认为，艺术可以把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加以浓缩、物化，通过塑造的美的形象来感染人，触动人的情感，对人的心灵加以“熏”“浸”，如春风化雨，点滴滋润，天长日久，铭心刻骨，它对人的影响是深透、久远的。由此，梁启超称艺术是“情感教育的最大的利器”，说“音乐、文学、美术是情感教育的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并说“艺术家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