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英雄雷履泰

被遗忘的英雄雷履泰
——兼评《“中国式管理”三大致命缺陷》
常海峰山东鹏飞律师事务所
研究中国式管理不能不考虑到晋商，研究晋商不能忘记票号，研究票号不能忘记雷履泰。

雷君履泰，出身布衣，幼年贫贱，入号为伙计，终在天命之年审时度势，创立票号，开中华金融之先河，奠定晋商领先之地位。

可以说，没有票号的创立，就不可能有清中晚期的商业繁荣；没有票号的创立，就没有祁太平三县“中国华尔街”的地位。

五一期间到平遥“朝圣”，却发现与平遥古城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相比，雷履泰故居颇为冷清，冷清到连收门票的工作人员都偷懒休息了，最后自己打卡进门。

看着曾经宏大的门厅，看着“拨乎其萃”的匾额，看着雷履泰那冷峻深邃的半身塑像，感觉到雷履泰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商业英雄确实被人们遗忘了。

尽管人们还在欣赏着那因他而带来的繁荣。

可以说，从票号创立，晋商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大概是资金流动性速度加快的原因吧。

由于以前来过平遥古城，所以这次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关注晋商资料。

日升昌、蔚泰厚等票号遗址和博物馆就成了首选。

漫步在名目繁多的博物馆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展览的那些账本和分工明确的房间。

大概是为了展示晋商的特色吧，在晋中这几日无论平遥还是祁县、太谷、榆次都能看到到处摆放的账本和一个被称为“账房”的房间，几乎每家商号均是如此。

临行之前无意中在手机上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式管理”三大致命缺陷》，其中一个缺陷就是蔑视数字。

文章说：当一个企业感觉到管理混乱而无处下手时，数字、图表、曲线等等一系列可靠的数字和工具，才会告诉你问题的真实来源和事实真相。

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情/理/法式管理，毫不掩饰他们对于枯燥乏味的“数字”的厌恶，他们更喜欢教人学会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使得中国企业管理在个人随意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否对于中国古代的商人有所了解，当我看到各个博物馆中陈列的纸张泛黄的老账本时，我觉得说中国式管理蔑视数字，恐怕有失公允。

根据相关的资料的记载晋商采用“龙门账”，“龙门账”相传是山西商人傅山（即金庸小说里的傅青主）创立。

“龙门账”具有完整的账簿组织系统。

主要由传统的“草流”、“细流”、“总清”和会计报表四部分组成。

“龙门账”法将经营中发生的全部经济活动按其性质不同，划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

“龙门账”利用账簿组织体系，遵循“有来必有去，来去必相等”的记账规则，对每一项会计事项进行处理。

“龙门账”是中国式的复式账簿，应用双轨计算，即可全面掌握商家资本与负债的整体情况，又可准确计算出商家的经营结果，使商家能及时准确地掌握经营情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使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以上见李锦彰《晋商老账》）由此可见，晋商不但不蔑视数字，而且对数字极端重视。

而且在晋商商号遗址中，每家必设的一个组织就是账房，账房先生在商号的地位也极为崇高，仅次于商号的总经理、副总经理。

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组织分工明确、精细。

晋商商号以大掌柜为首，大掌柜下面二掌柜、三掌柜协助，又有总号和分号，总号设账房（管账）和信房（文书）、跑街（业务）、管库（出纳）、记账（会计）。

分号在总号的领导下工作，也按照其经营规模设立上述业务部门。

《“中国式管理”三大致命缺陷》另一个缺陷是：不可重复性。

该文说：在传统商业时代管理中，组织和个人的标准化工作能力和方法，同时成为了被讥讽和嘲笑的对象。

事实上，大型厂商组织出现之前，几乎很少发生商业组织大规模的扩张或连锁，即使有一些零散的小规模的扩张连锁，也是基于个人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出现，但是，这种传统的基于个人能力和熟人信任的方式，却正是现代企业组织扩张和连锁之所以失败的罪魁祸首，原因很简单：个人的随意性的工作以及个人之间的信任，从来都是靠不住的。

显然，文章的作者并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叫做“晋商”的群体存在。

他更不知道晋商光知名的票号就有二十多家，每家都有分号十几到二十几处，晋商票号合盛元更是把分号开到了朝鲜、日本。

而晋商著名的商号大盛魁则在外蒙、内蒙和全国各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还有许多流动贸易单元——“房子”，甚至创设了分公司——“小号”。

那么这显然不是零散的小规模扩张，而是正规的、大规模的连锁公司。

该文还说：中国传统商业的管理逻辑认知，是发生在“人”的层面、而并不是“组织”层面，它所强调的是个人的悟性、而不是建设组织能力，因此，它缺乏对于“重复或复制”
的基本认知。

实际上，如果一个“管理者”的能力，只能依靠个人的天生悟性慢慢领悟、并且需要个人亲历亲为的体验来获得，那么，它的成本不但十分高昂、甚至常常是以失败为代价来获取，同时，它也没有任何的可继承性，甚至会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感悟，从而走向截然相反的方向。

这也正是中国可以诞生出伟大的商人、却总是难以造就出一个伟大的商业组织的根本原因。

大盛魁有确凿的资料记载的是雍正二年（即1724年）到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歇业，历时二百零五年，实际上真正的营业时间可能还要更长一些。

它的鼎盛时期员工过万，资产“万万两”以上。

即便按照现在的企业标准，员工过万也算得上是大型企业了，而资产即便按一亿两白银计算，按照现在的银价计算（按每克白银4.79元计算），其资产约有两百多亿元人民币，其规模不可谓不大。

实际上，在晋商中经营时间超过二百年的商号比比皆是。

这也是祁县、太谷、平遥、介休、榆次等地豪宅大院随处可见的原因。

一家企业员工成千上万，资产几十亿到几百亿，经营时间二三百年，这样的商业组织应该是成功的吧。

即便放到现在的西方商业社会比较也不掉价，何况在百年以前的清朝。

《“中国式管理”三大致命缺陷》另一个缺陷是：“职业能力”丢失。

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管理，却缺乏基本的“分工”概念和意识。

事实上，中国传统管理几乎从不谈论“职务/岗位”的分工原则和岗位标准，而是大谈特谈“人”的品德素质或精神境界。

一般来说，中国传统的所谓的“分工”方式，是按照“君子与小人、忠诚与奸诈”的品德范畴角度，将人划分成了道德化的地位等级泾渭分明的两类人：好人与坏人。

从晋商的职业培训的角度看，我们会发现晋商有一个培养学徒传统。

学徒的时间大概三到五年不等，在晋商商号“蔚泰厚”的遗址中，我发现了一处被称为“学生房”的地方，按照说明：学生房，蔚泰厚票号学徒伙友起居处。

根据曾经在晋商商号工作过的人员的回忆录，当时的职业训练是非常严格的。

“当时柜上请有一位文牍先生，专门教授古籍名著文字、打算盘及一些业务知识。

伙计们每晚要在先生的指导下精写仿字半张，中楷四周配写小楷，有时应先生命题撰写文章。

练习最多的是发往各支庄的业务信函，如：有一件业务项目，掌柜将内容要求先详细讲述一遍，然后二三十个伙计各自构思写成正楷文稿，交给先生过目，先生从中选出最佳篇推荐给掌柜，经掌柜点头之后便可作为正式文稿采用。

有时掌柜或先生稍加修改，再交伙计抄成正楷，掌柜过目后发往对方。

除此以外，还须练习打算盘，先生念账，
大伙一齐往下打，最后看谁打得快打得准。

票庄从上述这些做法培养、发现、选拔人才，加劳金，顶生意。

众伙友竞争意识激烈，专心致志，不敢丝毫懈怠。

”
由此可见，晋商确实非常注重伙计的人品，但是对于职业能力却也毫不放松。

实际上，任何一个商业组织，不可能只重视人品不重视才能。

即便在中国最大的政治组织——朝廷中，也不会单纯的只看重人品。

不知道在西方企业组织机构管理中，是不是就不考虑人品问题，如果是那样的话，那确实是中国式管理了。

但是我想西方管理大概也会考虑人品的。

总之，不知道该文作者定义的“中国式管理”是什么样的管理，也许没有真正了解过中国人的商业组织。

任何一个民资必然有士农（牧）工商的划分，并非中国特色，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不适合商业或企业的成长，只是可能成长的轨迹会有所不同。

中华大地上在明清两代曾经涌现出以晋商为首的十大商帮，他们取得的商业成就也足以傲人。

现在中国企业相比欧美确有落后之处，但也并不能说中国文化孕育不出商业文明。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的企业管理模式有值得中国企业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是不能因此否认中国传统管理的价值，实际上，“中国传统管理充满了的模糊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其中包含了大量个人的喜怒无常和性格偏好”的结论是否中肯值得探讨。

而作者认为“工业时代大型厂商组织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商业的管理逻辑。

‘人’在大型机器这个庞然怪物面前，显得是如此的无奈和渺小，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机器的关系。

”，这一观点已经在东西方各界引起了反思，管理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知识，而是与时俱进的文化。

任何民族可以自我反思，但不应妄自菲薄。

回首晋商，雷履泰与其说创设的票号，不如说创新了一种商业模式，这种模式可持续（百年以上的历史）、可复制（从日升昌到五十多家票号，每家又有分号），他的才能称得上”经天纬地”。

以雷履泰为代表的晋商群体，以晋商为代表的中国十大商帮的商人群体在政治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创造了商业上的奇迹，这是一个英雄的群体，也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群体。

而他们正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商号，即便在烽烟四起、列强入侵的艰难环境中也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在夹缝中生存，甚至发展出气度恢弘的企业。

我们却把这个群体遗忘了，这遗忘已经与他们没有关系了，我们遗忘的是民族自信心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而这些正是中国正统儒家学说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