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儒学中的宗教性探析
儒家的宗教性探析宗教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是一种方法，通过这一方法，认识到现象界之局限性的人类，可以采取具体的步骤，在某种宇宙视野的观照下进行自我转化。
这不单单是一个过程或表面文章，而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当然可以把儒家思想视为一种宗教，因为儒家在行为的一开始就要求，在宇宙变化进程中，首先要建立道德反映和精神觉悟。
Mary Evelyn Tucker, “Religious Dimensions of Confucianism:Cosmology and Cultivation”, 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 48, no.1, 1998.Herbert Fingarette认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主要表现在它对礼的重视上，在他看来：不像在基督教那里一样，一个人和其他人皆绝对属于上帝，人只是上帝一个“碎片”，而在（儒家）这里人并不神圣，也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开花结果，而是在遵守礼仪的过程中，仁的开花与结果。
Herbert Fingarette, Confucius: 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 ork: Harper & Row, 1972在主张儒家思想无神论的同时，安乐哲（Roger Ames）认为，根据约翰·杜威（John Dewey）所说的，“（宗教意识就是）在既依赖又支持的过程中，人与想象中的周围世界结合为一个宇宙（整体）的意识”，儒家思想仍然具有深刻的宗教性。
Roger T Ames, “Becoming Practically Religious: A Dewey and Confucian Context for Rortian Rel igiousness”, in Huang Y ong (ed.), Morality, Human Nature, and Metaphysics: Rorty Responds to Confucian Critics. New Y ork: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2007. Paul Rule认为，儒学，特别是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具有宗教性，因为它重视“敬”。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
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及其现代反思儒家“以道德代宗教”，其前提条件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
儒家对“人文”精神及其道德教化的极端重视导致其“道德信仰”的最终确立。
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钱穆、唐君毅在深入研究儒家思想的宗教特质时，都认同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维取向与思想特质，并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三阶梯”。
然而历史与现实都告知我们，当道德信仰放大为政治教条并强化至一个极端时，悖论就开始出现了。
关键词儒家；道德；宗教；人文；梁漱溟儒家“以道德代宗教”，这是梁漱溟先生的一个重要观点。
钱穆、唐君毅在这一问题上，比梁漱溟走得更远，似乎形成了一个“三阶梯”。
然而他们均未关涉或提及一个根本性的前提：这就是“以道德代宗教”，首先必须是道德自身成为一种信仰。
在整个儒家的思想历程中，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性善、朱子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都包含着道德信仰的特质。
道德与宗教是相通的。
人类的道德起源一开始就涵具某种宗教经验的因素，也可以说二者是互涵互摄的；人们对于道德的无条件责任，最早就是以某种神圣的宗教体验为前提的，而这种前提性的宗教体验，则又是后来发展出人类更为深入的无限道德责任感之基础。
可见二者的互融互摄造成了二者的互为前提。
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指出的：“任何道德都被融入了宗教性。
甚至对于世俗心灵来说，义务和道德律令也都具有了威严神圣的特性。
”然而，由于宗教与道德互涵互摄的特征，宗教生活于“良知的融合”。
涂尔干正是从宗教生活之源上溯到道德良知：“在所有教义和宗派之上，都有一种同人类一样古老的、永不枯竭的宗教生活之源；这种生活来源于良知的融合，一整套共同观念的融合，在一项工作中共同协作的融合，道德鼓舞和激励作用的融合，所有人类共同体都把这种作用强加在它们的成员身上。
难道这还不是我们能够达成共识的命题吗?”这一深层的互涵互摄的逻辑，导致涂尔干得出的结论为：个人道德信仰的确立，是“个人从社会那里获得能够将他神圣化的道德信仰”。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On the Research of Rel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Religion
作者： 刘雪飞[1]
作者机构： [1]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曲阜273165
出版物刊名： 齐鲁学刊
页码： 23-26页
主题词： 儒学;儒教;宗教性;反思
摘要：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
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
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
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
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
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闯，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梳理和反思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梳理和反思
董笑晨
【期刊名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年(卷),期】2011(010)006
【摘要】多年来,有一普遍流行的看法,认为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文化注意人与人间之伦理道德,而不重人对神的宗教信仰,如西方的黑格尔、中国的梁漱溟等人。
因此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儒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本文试图对以往儒学宗教性研究中的一些核心观点进行梳理,考查诸位学者对儒学宗教性研究的不同纬度,以了解儒学究竟有哪些宗教特征,力求对这一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文化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阐释。
【总页数】5页(P553-557)
【作者】董笑晨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广东广州510275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48
【相关文献】
1.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J], 刘雪飞
2.试论宗教的构成要素--以儒学宗教性问题为例 [J], 杨国庆
3.从观卦[()]看《周易》中的\"神道设教\"观\r——兼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 [J], 张文智
4.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J], 郭齐勇
5.论儒学的宗教底蕴——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再辨析 [J], 王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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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意蕴及其现代意义
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意蕴及其现代意义【摘要】20世纪关于“儒家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的讨论，不仅将问题本身引向深入，更重要的是为更进一步地探讨儒家各个方面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和切入点。
那么本文认为儒学显然并非西方式的宗教，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儒学之具有宗教性。
这里的宗教性是指儒家价值的信仰者对于宇宙的超越的本体所兴起的一种向往与敬畏之心，认为人与这种宇宙的超越本体之间存有一种共同创造而且交互渗透的关系。
而我们对儒学宗教性的讨论显然不是无的放矢，儒学宗教性的发掘对于现代社会有诸多积极的启示意义，同时也对儒学自身的现代转换提供了全新的维度。
【关键词】宗教性；共同创造；内在超越；生态伦理；民族宗教1 问题的提出20 世纪儒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事件就是对“儒家是否宗教”以及儒学的宗教性的讨论。
这一讨论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作为“精神性宗教”的儒家或儒学的特殊品格，具体而深入地考察了儒家或儒学思想具有的“宗教性”意蕴。
①这一讨论的实质性意义在于，不仅将问题本身引向深入，更重要的是为更进一步地探讨儒家各个方面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和切入点，以至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本文认为儒学显然并非西方式的宗教，西方式的宗教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同时儒学关注的核心是“当下的人”而非“彼岸的神”。
在中国传统社会是没有宗教的，然而不管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传统是以哲学代宗教”还是梁漱溟先生说的“中国传统是以道德代宗教”，无疑儒家蕴含了宗教的功能，至少实际上起到了宗教的文化功能。
人们在儒家思想中获得了“安身立命之道”，儒家的宗教情怀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世界文化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发展，西方传统经典宗教的出世性也在逐渐的弱化，随之而凸显的是宗教的人间性和人文性。
在这种背景下，儒家传统思想的内在超越之路，以及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特点，获得了更多现代转化的生长点，同时对西方传统的经典宗教也提供了诸多启示。
因此，研究儒家思想中的宗教性意蕴，不仅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而且也可以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要的贡献。
儒学宗教性总结反思
儒学宗教性的总结与反思【摘要】儒学是否为宗教，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
清朝末年，康有为就率先提出儒学宗教论观点，但是蔡元培、章太炎、陈独秀等学界名流纷纷撰写文章予以批驳。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产生，第一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等力辩儒学不是宗教，第二代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掘发、诠解儒家、儒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
第三代人物杜维明、刘述先等，对神性与人性、道德精神与宗教精神、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内在超越与纯粹超越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
本文将从近代以来学者的思考中反思与总结儒学是否为宗教的看法。
【关键词】儒家；宗教；康有为；新文化运动；新儒家儒学是“学”，还是“教”？倘若是“教”，那么，它是“教化”之“教”，还是“宗教”之“教”？儒学是否为宗教，这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话题，虽然每一次争论都未能取得一致看法，但是继续深入讨论这些问题，对于认识儒学的本质及其功能很有意义。
早在19世纪末，中国学术思想界就曾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证，而一直到现在的新儒家，也没有人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
清朝末年，康有为就率先提出儒学宗教论观点。
1898年，康有为就在其名噪一时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就儒教的产生、发展，以及儒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用今文经学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考证。
在书中不断出现“儒教为孔子所创”、“孔子创儒教改制”、“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鲁国全从儒教”、“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胜”、“武帝后儒教一统”等字眼，把“述而不作”的孔子塑造成托古改制的“素王”，把儒学创始人孔子奉为“万世教主”，把儒学改造为“儒教”，把儒学发展史描述为与欧洲基督教的发展相类似的儒教史。
从而不仅说明儒学是宗教，孔子是儒教的教主，而且也说明儒教是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全民信仰的“正宗大教”。
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开始掀起了一场颇具影响的儒学宗教化、国教化运动。
从儒家的天人观看其宗教思想与实践
从儒家的天人观看其宗教思想与实践宗法性传统宗教以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核心，是中华民族上下几千年一以贯之的“正宗大教”。
儒学作为官学，与官方宗教经常是并行发展，“虽有时交叉，但决不合一，”①使宗法性传统宗教这一“正宗大教”几千年来一直在祭政合一、祭族合一的轨道上行进，虽然其祭祀典制不断完备，却始终没有形成一套内在的神学体系。
论文从儒家天人观的角度对儒家的宗教思想与实践进行分析，从哲学的高度探寻儒学与官方宗教“虽有时交叉，但决不合一”的思想深层原因。
论文主体由三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在对儒家天人观进行全面系统分析后得出结论：儒家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天人之学”，儒家站在宇宙的高度将自然、社会和人类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遵循共同的规律，在天称为“天道”，在人称之为“人道”，“天道”是“人道”的来源，人类的思维和活动只要能上达天道既符合人道，即“天人合一”。
第二部分基于第一部分的研究结论，从儒家天人哲学的高度对儒家宗教思想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儒家“以人为本”的天人哲学思想，使儒家的宗教思想具有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特点。
第三部分在第一、第二部分的研究基础上，对儒家的宗教实践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儒家关注人生和人的主体意识的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精神传统，决定了儒家的宗教实践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
儒家“神道设教”的宗教实践既讲人,又讲神,神道的目的在于完善和加强人道，倡导的是一种与神道对立的人道的观念和人道精神。
儒家宗教实践的本质是人文的、世俗的和非宗教的。
儒家宗教实践的外在形式是宗教牲的，内在心理体验是人文性的，两者在礼乐文化体系中自然融合。
“礼”是儒家宗教思想与实践的载体，“礼”成为宗法社会秩序的象征。
最后，儒学“以人为本”的天人哲学本质上是人学，儒家以“神道设教”，借神道弘扬人道，致力于承担“敦厚以崇礼”的教化，以求建立理想的大同社会。
封建统治者借敬天祭祖来显扬其至上的王权和威仪，维护其宗法统治。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指当代中国大陆一些学者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和发展。
它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兴起，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讨论。
新儒家思潮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争议。
新儒家思潮对传统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传统儒家思想注重人的修养和道德规范，提倡礼、义、廉、信等传统价值观，对于培养良好的人文素质和道德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而新儒家思潮在传统儒学的基础上进行了研究和思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更具时代性的思考方式和解释框架。
它试图重新理解儒家经典，在解读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的意义和价值，以期为当代社会提供实践指导和人文关怀。
新儒家思潮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推动作用。
在当代大陆，传统文化面临着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异化的困境，新儒家思潮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价值重建和内涵拓展。
它试图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精神内核，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
新儒家思潮也试图从当代社会问题中发掘出儒家思想的解决方案，并提供具体的实践措施。
这不仅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也能够为当代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
新儒家思潮也存在一些争议。
一些学者认为新儒家思潮过于理想化和抽象化，缺乏具体可行的实践方案。
他们认为新儒家思潮过于强调个人的修养和道德规范，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缺乏具体的实践措施。
一些学者对于新儒家思潮中的某些观点和主张持有批评态度。
他们认为新儒家思潮过于强调传统道德规范的恢复，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缺乏足够的关注。
他们担心，过于强调传统儒家价值观的恢复可能会阻碍社会进步和个人自由。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积极意义。
它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和解释框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承传统文化。
新儒家思潮也需要进一步针对现实问题进行思考和实践，以期为当代社会提供更具体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一)
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一)我今天讲两个问题：第一，现当代新儒家思潮与人物；第二，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之“问题意识”的反思。
一、现当代新儒家思潮与人物从大的背景来看，“五四”与“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等等学术性的思潮。
在“五四”时代，与《新青年》分庭抗礼的，有《东方杂志》、《甲寅》周刊。
1915－1927年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1923－1924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文化界出现了一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
我们特别要小心用这个名词，这些学者在政治上并不保守，只是在文化上以同情理解的心态对待传统资源。
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仍持开放的立场。
例如，以南京为中心，与贵校校史有密切关系的《学衡》杂志及其作者群，被称为“学衡派”的一大群人文学者，就属于这个阵营。
吴宓、柳诒征、王国维、胡先骕、汤用彤、梅光迪等近百名教授学者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主张中西文化精华的融会贯通。
“学衡派”的主导思想是美国哈佛大学白璧德（I.Babbitt）新人文主义。
《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该杂志于1922－1933年间，聚集了一批人文精英。
“学衡派”与我今天要讲的现代新儒家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思潮，大的文化群落，但它们之间有不小的区别。
“现代新儒家”主要研究哲学，“学衡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与史学。
当然，属于“学衡派”的汤用彤先生，即汤一介先生的父亲，他是研究哲学的，是著名的哲学史家，精通欧洲大陆哲学、印度与中国的佛学和魏晋玄学。
汤先生与新儒家有密切关系。
我今天要讲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
第一代学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人，第二代学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第三代学人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人。
关于钱穆（宾四）先生是不是新儒家，学术界颇有争议，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不同意。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指以儒家学说为基础，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推崇传统价值观念和道德伦理的一种思潮。
它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本文将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进行一些述评。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出现反映了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和再思考。
在当代社会，尤其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中国传统文化衰退的现象下，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产生了重新的认识。
新儒家思潮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研读和传统价值观念的再评价，试图在现代社会中寻找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以回应当代社会问题。
新儒家思潮强调了社会的和谐与个体的道德修养。
传统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的重要性，认为道德修养是一个人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新儒家思潮认为，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建立在每个个体的道德修养基础上的，只有每个个体都能够自觉地践行儒家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新儒家思潮注重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的结合。
新儒家思潮认为，传统文化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才能够在当代社会中发挥作用。
它主张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和挑战。
新儒家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种传统儒家思想与当代社会问题相结合的思路，对于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新儒家思潮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些新儒家学者对于儒家经典的解读和传统文化的评价存在差异。
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对儒家经典进行解读，导致了新儒家思潮的多样性和争议性。
新儒家思潮在对待现代社会问题时存在一定的唯书本主义倾向，忽视了实践的重要性。
虽然儒家思想强调实践，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推行仍然面临困难，需要具体的实践和创新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对传统文化进行再思考和回归的一种表现。
它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和道德伦理的重要性，并试图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以回应当代社会问题。
新儒家思潮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和创新，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近年来，在大陆地区崛起了一股新的儒家思潮，代表人物有于丹、贾樟柯、顾准等。
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诠释和发扬光大，试图回应当代社会的精神需求。
本文将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进行述评，探讨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和影响。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在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重新诠释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儒家思想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其中包含了关于人伦道德、社会秩序、政治治理等方面的思想。
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传统儒家思想也需要与时俱进，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当代新儒家思潮所进行的重新诠释，既是对传统儒家思想的传承，也是对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应用和发展。
于丹的《论语心得》、贾樟柯的宣传纪录片《大江大河》等作品，都试图通过当代的文化语境来重新诠释儒家思想，使之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引领人们重新审视传统价值。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融合方面表现出积极的意义。
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冲击下，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面临着重大挑战。
新儒家思潮的兴起，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
他们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结合当代社会的现实情境，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创作和论述，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形式。
顾准在其著作《人生地图》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从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理需求出发，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哲学观，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融合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在培育社会和谐价值观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也伴随着诸多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诠释和发扬传统儒家思想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社会需求。
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试图通过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诠释和传播，培育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念，弘扬仁爱、孝道、礼仪等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引导人们秉持“仁爱之心”、尊重他人、培养家国情怀。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指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出现的一股崇尚传统儒家思想，并试图将其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思想潮流。
这股潮流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再次崛起，以及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本文将对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进行述评，探讨其对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影响。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出现是在中国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的，它所崇尚的传统儒家思想，包括仁、义、礼、智等核心价值观，被看作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伦理道德危机和文化价值危机的一种回应。
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促使了社会的功利化和市场化，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冷漠和道德观念的淡化。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试图通过强调儒家的仁爱思想和社会责任感，来弥补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道德空缺和情感冷漠，使人们重新关注和重视人际关系和社会责任，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与文明的社会。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还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需要。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文化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
一方面，西方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使得传统文化逐渐式微；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感受到了挑战。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出现，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回应，也是对文化认同感的一种寻求。
通过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弘扬，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试图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与自豪，同时在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的过程中，使其更具有当代性和包容性。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兴起，既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回归和反思，也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再次崛起和复兴。
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和文化正处于一种思想转型和文化更新的过程中，传统儒家思想以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和实践价值，为中国社会的建设与转型提供了新的文化动力和精神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出现也面临着一些挑战与问题，如如何将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如何面对西方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等，这些问题需要当代新儒家思潮者深入思考和探索。
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1)
关于挺立儒学宗教性之我见(1)说明：关于儒家之宗教性的争论,由来已久了。
当代海外新儒家学者，主张突出、阐扬儒家文化的宗教性质，主要是为了与世界不同宗教进行对话和交流，毕竟从严格意义上讲，儒家经典的“哲学性”确实不足，在概念的设定、论理的程序和运用逻辑方面，无疑有先天的“缺陷”，若直接与西方哲学传统进行对话，自有诸多不便。
但是要在宗教的层面展开创造性的诠释，则便于西方及学术界、宗教界的理解，裨益于深层次的沟通。
再者，大陆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影响，促使众多学者从客观唯心主义的立场去对待儒学的研究与阐释，却只能触及儒学丰厚传统之强调实践理性、关注现世之一面，还有学者希望把儒家文化的部分精华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结合，也都不脱唯物的立场；而儒家文化的另一个侧面，即从主观唯心主义的进路去理解、梳理“心性论”传统，则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台港新儒家学者继承宋明理学陆王一派的思路，颇有原创性成就。
这是两岸华人学者在研究儒家文化时呈现的一个显著差别。
我在此所提出的，基本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感受，希望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障，知识的障，借助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尽量不带先入之见地去理解、体认、阐释儒家文化的宗教性内涵。
文章不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只能说是有感而发的散论，论据既不充分，也缺乏细致的论说程序，放到这里，不过是助一助兴，营造一下讨论气氛而已。
关于儒学或儒教之宗教性的问题，笔者以为在今天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为什么这样说呢？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走向，必定与整个的时代氛围紧密联系。
今天贯穿或弥漫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时代征候”（symptomoftime），学界常常以“多元化”来形容某种时代的趋势，并且成为普遍存在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理想。
假如承认这是一个多元的时代，那么毋庸置疑，儒学充其量只是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之所以说“元”，就在于每一个“元”（mono）都是有其终极依据的主体价值系统。
某一种主体性的文化价值系统，凭着自身的历史积累、地域覆盖、自我认同、影响范围等等，被承认其确有资格成为一“元”的话，依据平等的原则，就应承认其主体性，即不可为别的“元”所压制、所掩盖、所吞并，而要受到真正的尊重。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述评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是指在中国大陆，一批年轻学者和知识分子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重新诠释和发展的学术和思想运动。
它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基础，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改造，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代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观点和理论。
这一思潮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和社会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挑战的反思。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深刻的冲击和颠覆，许多传统价值观和道德理念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失去了影响力。
而传统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具有承担起传统道德价值重建的任务。
许多年轻学者和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儒家思想进行重新研究和发掘，试图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的核心理念包括“仁政”、“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
“仁政”是指以仁爱之心来治国理政，思考如何使社会更加和谐、公正和富有人文关怀。
而“天人合一”则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人与自身的和谐统一。
这一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强调人类应该通过修身养性、实践仁爱、关注他人等方式来实现全面发展和和谐共处。
“格物致知”是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中的重要理念，它强调通过实践和经验来获取知识和智慧。
传统儒家主张“知行合一”，即只有真正实践和体验才能获取真知。
这一理念与现代科学的观点相契合，与传统儒家强调的以书本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儒家强调通过实践来获取知识，通过实践来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当前中国社会快速发展和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对于文化认同、道德观念和价值选择等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变得尤为重要。
传统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具有丰富的道德和伦理理念，与现代社会建设和发展相结合，能够为中国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
当代大陆新儒家思潮还能够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考框架。
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
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现当代新儒家是一股风靡全球的文化思潮，在中国文化复兴的背景下逐渐兴起，其思想核心在于推崇传统的儒家思想，并试图通过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来解决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
然而，我认为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可以被理性地反思和质疑，在此通过提出五个不同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观点。
例子一：关于儒家与现代性的关系尽管新儒家经常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其与现代社会的相容性，但是直接想象儒家思想可以解决所有当代社会问题或在现代社会里实际应用其思想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这是因为儒家思想旨在建立一个道德化的社会社区，而现代社会已经变得更加个人化，人们更加自由地选择他们想要的价值观。
现代社会的主张是重视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这与儒家思想存在冲突。
因此，现代新儒家可能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将传统儒家思想转化成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新形式。
例子二：儒家思想的内向性和排他性现代新儒家热衷于强调儒家文化的独创性，而忽视了其他文化以及文化的多样性。
这种一种排外的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可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则显得不合时宜。
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交流和文化多样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现代新儒家需要更加开放、多元化地看待儒家思想，以及接受世界上其他文化，以创造一个更加包容和美好的世界。
例子三：儒家思想的性别问题在儒家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其地位和权利显然低于男性。
儒家经典‘女弱学不及男’，以及‘三从四德’等，强调女性应该安分守己，从一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待他们。
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并且是不能被现代社会所容忍的。
因此，在儒家文化推广中，我们需要更加注重性别问题的平等性和现代性，以使文化价值更符合现代社会需要。
例子四：儒家智者祭典智者的祭典是一种传统的儒家仪式，主要是为了纪念远古圣人和智者的智慧。
虽然这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但在今天，这种仪式是否还有精神价值?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传统的代表是一种教育行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探讨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也可以将这种价值观适用于当今的社会和生活中。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扮演着宗教和哲学的双重角色。
在儒学的传播中，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和讨论，着重探讨了儒学的宗教性质及其影响，以及如何加强儒学的哲学性，以更好地发挥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作用。
一、儒学的宗教性质及其影响儒学虽然被归类为哲学学科，但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视为一种宗教。
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其教义和思想体系逐渐得到了宗教化的转变，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宗教传承和仪式。
例如，儒学的核心思想“仁爱”就被视为一种道德信仰，成为了中国的精神信仰之一。
此外，儒家还创立了一系列的儒教仪式和祭祀仪式，如“孔庙祭孔大典”、“八闽祭孔”等，这些仪式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宗教的一部分。
儒学作为一种宗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的思想理念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儒家教育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之一。
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深受人民群众的敬仰，儒家思想也对中国社会的道德和文化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影响。
二、如何加强儒学的哲学性1990年代以来，我国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儒学经历了一次“复兴运动”，当代新儒家在儒学的传承与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代新儒家认为，儒学在当今社会中的发展是相当必要的，由此也就需要对其进行加强和改进，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
首先，要充分挖掘儒学的哲学性。
既然儒学需要从一个信仰系统发展成为一种哲学学科，那么儒学答案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的、内在价值的传递。
因此，在当代儒学中，要强调儒学文化的哲学性和人本性，强调儒学的核心理念和基础思想，将传统宗教儒学转变为一个哲学体系，并加强其与当代社会的联系。
其次，要加强儒学的与时俱进性。
如今，全球化、信息化等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已经变得普遍，我们需要跨出传统束缚，用新的视角去看待儒学思想，并在其基础上赋予其以中国特色现代意义。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
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以来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
从一定意义上说，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方面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秦、宋明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
扬弃清世汉学，经受五四洗汰之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核。
儒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
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宗教”的界定和对宗教的价值评价，而且涉及到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界定与评价。
只有超越“绝对他者”的一元神宗教的界定方式，只有超越排斥性的、二分法的寡头人文主义的“启蒙心态”，才能真正理解“儒学是什么”、“儒家的特质是什么”和“儒学精髓与精义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宗教性功能的讨论，只是这场讨论的浮面的前奏，真正有意思的是关于儒家道德实践、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背后之超越理据的发掘和发挥。
因此，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的“性与天道”、“天人合一”、“超越内在”、“两行之理”、“自我转化”等方面的讨论，成为当代儒学的中心与重心。
本文拟通过对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四人关于道德宗教意蕴的研究，展示当代新儒家这一方面的重大贡献，及其给下一世纪中国精神之继承与创新的多重启示。
一概述本世纪曾不断发生过儒学究竟是不是哲学或是不是宗教的怀疑与争论，原因盖在于人们往往以西方思辨哲学或一元宗教作为唯一参照来评释东方儒家思想。
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盛行，“宗教”在中国近乎成了贬词，与”迷信”打上等号。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胡适以进化论、生存竞争学说的信仰代宗教；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重佛法而不忍以佛法与宗教等量齐观；欧阳竟无亦说“佛法非哲学非宗教”。
唯有处在广州、香港中西文化接触地带的康南海、陈焕章师徒，面对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欲化儒家为儒教，但他们有太强的政治功利心，且对宗教的精神价值并无深层理解。
浅谈儒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如何复兴儒学
浅谈儒学不是宗教以及如何复兴儒学的相关问题内容摘要：目前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仍无法得出统一结论。
本人通过阅读大量文献，并经过深思熟虑，得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本文将针对支持儒学是宗教的观点，从争论的热点出发，在儒学的思想渊源、“儒释道”三教、究天人之际、儒学不具备一般宗教的特征等方面予以论证儒学不是宗教的问题。
同时针对这场儒学是不是宗教之争产生的背景及原因，来说明宗教性不能复兴儒学。
关键词：儒学、宗教、思想渊源、“儒释道”三教、究天人之际、一般宗教的特征、儒学复兴一、儒学不是宗教本文将在儒学的思想渊源、“儒释道”三教、究天人之际、儒学不具备一般宗教的特征等方面予以论证儒学不是宗教的问题。
（一）儒学的思想渊源我们知道儒学以先秦儒学为开端，又以孔子为开创者。
那么想要探究儒学的思想渊源，就要知道孔子思想的来源。
最明确的是孔子对周礼的继承，那么对夏商时期具有巫术色彩的思想有无继承呢？商王朝可以说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王朝，强调“君权神授”。
而孔子是明确反对鬼神说的，也就是说孔子没有继承夏商时期的宗教思想。
但是孔子却又提出了“神道设教”的著名命题①，这正是让人迷惑的地方。
有些人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明儒学是宗教的，其实不然。
孔子既然反对鬼神，又为何提出这种命题呢？这和孔子继承周礼的原因是一样的。
孔子生活在战乱不断、社会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他一生渴望和平，因此他希望通过周礼可以巩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祭祀等宗教活动来稳定社会。
儒家对宗教的观点影响了几千年，最重要的是，既然是“神道设教”，就没有唯一的神。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宗教战争，儒学给任何宗教都留出了空间，社会才得以稳定。
这才是孔子提出这一命题的目的。
同时周朝时期提出了民的概念，也就是民本思想。
这样中国自周朝以后，宗教就退出了社会主流。
而孔子全盘继承了周的民本思想，也接受了周对鬼神的观点。
这样儒学从思想渊源开始就没有宗教思想，又怎能说儒学是宗教。
论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宗教观
论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宗教观【摘要】：“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两大旗帜，但宗教却被作为与两者相对立的思想而遭到否定。
中国近代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突出，宗教的社会功能被凸显出来，宗教既被作为了西方列强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工具，又有作为阶级统治和压迫人民的工具，宗教与近代民主的观念是相违背的。
从“科学”方面来看，宗教一直被认为是为理性所不容的事物之集中表现，偏执、教条、迷信、将理性思维列为禁忌成为宗教的特征，宗教也成为高唱理性主义精神的科学的对立面。
中国近代社会，由于社会政治问题的突出、科学主义的流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的传播等等所形成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和它不同于科学的认识模式都作为宗教的负面因素被夸大为宗教的一般形态，从而奠定了宗教在中国近代遭到否定和批判的基本立场。
在上述思想背景下，论文着重讨论了以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贺麟为代表的早期现代新儒家的宗教观。
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性人物梁漱溟先生就充分认可宗教，他把宗教界定为“以超绝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宗教存在的真必要就在于它对于生、老、病、死等这些无常的人生现象提供合理的解释来安顿人类的心灵世界、安慰勖勉人的情感。
尽管如此，梁漱溟认为在中国则无需宗教，因为中国文化有周孔教化以道德理性主义精神来取代宗教来安慰勖勉人的情感。
熊十力则从根本处反对宗教的必要。
他认为宗教作为从生死发心而归趣出世的观念，是将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作了二元的区分。
这一点不但与儒家积极入世的主张相悖，而且也与他的“新唯识论”中“心物一源”和“体用不二”的思想相区别。
冯友兰认为宗教就是一种哲学加上一定的上层建筑，包括迷信、教条、仪式和组织。
宗教在理论上总是独断的，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宗教及其教条和迷信，必将让位于科学；而人类对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哲学来满足，而这种哲学具有“既入世又出世”的品格。
贺麟则与前三位不同，他明确地认可宗教，尤其是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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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反思2008-01-20
面对西方精神文化的挑战和某些传教士直至黑格尔（Hegel ）以来西方学界视儒学为一般世俗伦理的误导，当代新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无不重视儒学内部所蕴涵的宗教精神的开掘。
从一定意义上说，20世纪儒学的一个重要的面相是通过讨论儒学的宗教性问题，一方面与西方精神资源相沟通并对话，另一方面由此而深化对于先秦、宋明儒学等五经传统、四书传统的认识。
扬弃清世汉学，经受五四洗汰之后，始有当代新儒家重新省视东亚精神文明及其价值内核。
儒学是一种特殊的人生智慧，是生命的学问。
儒学是否是宗教或是否具有宗教性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宗教”的界定和对宗教的价值评价，而且涉及到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界定与评价。
只有超越“绝对他者”的一元神宗教的界定方式，只有超越排斥性的、二分法的寡头人文主义的“启蒙心态”，才能真正理解“儒学是什么”、“儒家的特质是什么”和“儒学精髓与精义是什么”的问题。
对于儒家道德所具有的宗教性功能的讨论，只是这场讨论的浮面的前奏，真正有意思的是关于儒家道德实践、儒家安身立命之道背后之超越理据的发掘和发挥。
因此，围绕此一问题而展开的“性与天道”、“天人合一”、“超越内在”、“两行之理”、“自我转化”等方面的讨论，成为当代儒学的中心与重心。
本文拟通过对唐君毅、牟宗三、杜维明、刘述先四人关于道德宗教意蕴的研究，展示当代新儒家这一方面的重大贡献，及其给下一世纪中国精神之继承与创新的多重启示。
一概述
本世纪曾不断发生过儒学究竟是不是哲学或是不是宗教的怀疑与争论，原因盖在于人们往往以西方思辨哲学或一元宗教作为唯一参照来评释东方儒家思想。
世纪初，唯科学主义盛行，“宗教”在中国近乎成了贬词，与“迷信”打上等号。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胡适以进化论、生存竞争学说的信仰代宗教；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重佛法而不忍以佛法与宗教等量齐观；欧阳竟无亦说“佛法非哲学非宗教”。
唯有处在广州、香港中西文化接触地带的康南海、陈焕章师徒，面对基督教势力的扩张，欲化儒家为儒教（孔教），但他们有太强的政治功利心，且对宗教的精神价值并无深层理解。
我国知识精英出于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心结，几几乎全都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启蒙理性，并使之变成20世纪中国的强势意识形态。
这就包括了对宗教的贬斥，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科学至上，乃至以平面化的科学、民主的尺度去衡量前现代文明中无比丰富的宗教、神话、艺术、哲学、民俗等等。
其解释学框架是单线进化论，如孔德（te）的“神学――形上学――科学”的三段论，特别是已成为我们几代人心灵积习的“进步――落后”的二分法。
其“成见”“前识”正是以“排斥性”为特征的（排斥宗教、自然等）寡头的人文主义。
当代新儒家的第一代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等，虽承认宗教，特别是佛法有较高价值，但也受到强势科学主义氛围的影响。
故梁氏一面认为佛法能满足宗教的两个条件――神秘与超绝，是真宗教，另一方面又认为宗教是未来人类的人生路向，当今却应力加排斥。
梁氏肯定西方科学与宗教有不解之缘，着力讨论中国文化何以没有产生科学与民主的原因。
熊氏则力辩儒学不是宗教，严格划清儒学与宗教、儒学与佛学的界限，批评佛教反科学，强调儒学中包含有科学、民主等等。
盖因为他们面对的、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学最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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