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高考全国1历史卷分析学习资料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中提及，中华民族的文化是 先民“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雍”而成，故“我民族国家之前 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钱穆先生 对学术界在欧风美雨冲击下形成的文化自卑情结表达了强烈的 不满，对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 谴论痛加挞伐，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国人，“非国家、民族不永 命之可虑，而其民族、国家所由产生之‘文化’之息绝为可 悲。”
二、从全国Ⅰ卷第42题看史学理论的教学
4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分）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 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 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 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 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 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国史大纲》（1940）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 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对于商朝的内外服制度，张帆先生进行了大量研究。外服 指王畿以外的臣属地区，散布着许多臣服于商的部落、部族， 其中较大者被称为“方”，今天亦称方国。这些部族、方国首 领要为商王承担一定的义务，被赐予侯、伯等称号。“外服之 地只是间接地受商统治，隶属关系并不稳固，往往视商之国力 盛衰而定。” 这就可以理解商朝17代30位王情况出现的原因， 商王有限的统治力并不能确保王位能够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
第42题，力求将社会热点与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突出体 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培养学生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和人文情怀，彰显了历史学 科独特的人文价值魅力，体现出历史学科独特的社会教育功能。
此课件下载可自行编辑修改，仅供参考！ 感谢您的支持学素养考察题。试题呈现了钱穆《国史大纲》 的部分序言，让考生评价材料中的一个观点或全部观点，题型 上有所创新。就试题内容来看，本题讨论了国之有（信）史与 构建近代国家的关系。《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 对于优秀的史学传统的掌握要求是：知道历史上著名史学家的 治史情怀和治学态度，以及对史德、史才、史学、史识的推崇。 基于此，需要对胡适的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有所研究。
关于商与西周的统治，沈长云先生提出，“商代的征伐， 只不过迫使叛逆者屈服，尚未有把被征服地区的土地人口授予 自己的亲戚子弟统治的史实；而周人的各封国却造成了前所未 有的不同族人混居在一起的现象。” 沈长云先生清晰地指出了 商与西周统治力的差异。若对此进行进一步探讨，需要结合商 朝的内外服制度和西周的分封制进行分析。
2019年高考全国1历史卷分析
一、从全国Ⅰ卷第24题看商和西周的教学 24．据学者考订，商朝产生了17代30位王，多为兄终弟及； 而西周产生了11代12位王。这反映出（ ） A．禅让制度的长期影响 B．王位继承方式的变化 C．君主寿命的时代差异 D．血缘纽带关系的弱化
本题本身不难，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继承方式从商代的“兄 终弟及”向西周的“父子相继”发展。然后王位继承方式变化 背后，体现出商代与西周政治统治的巨大差异，王对其统治区 域的控制力在不断强化，王的权力和地位在不断提升。《普通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对于这一部分内容的要求是： 通过甲骨文、青铜铭文及其他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级和 早期国家的特征。
在对材料背景有所了解之后，便于学生更加准确地分析设 问。设问亮点在于一反过去先下结论再阐释的表达，要求评析 完后再下结论，从而更好地遵循了“论从史出”的原则。
第24题发挥了以史育人的积极导向作用，突出对主干知识、 学科素养、核心价值、人文精神与素养的考查，突出了高考的 选拔功能，发挥了引导高中历史教学、助推素质教育的作用。
据许倬云先生研究，与商代相比，西周的分封制是一个巨 大的创造，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土 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 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 许倬云先生提出，“新封的封 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 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 在许倬云先生看来，周人封建制度 的本意，是为了军事与政治的目的，颇不必用经济发展的理论 当作历史演化过程中必经的一环。 所以周人出于军事与政治目 的创造的分封制，大大提升了周王对地方的控制力，在客观上 为中国走向统一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11代12位王的情况。 也使得西周与商代相比，王位的继承沿着“父子相继”的方向 发展。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流派中，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独树一帜， 对当时的史学有重要影响。文化民族主义史家认为，历史学家 的责任不仅仅在于复原历史的结构，追求历史事实的真实，更 重要的在于追寻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肩负起为中国文化续命 的责任。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全面的 侵华战争。在日本侵略者的步步侵逼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不但意味着国家可能不保，就是中华文化也将遭受灭顶之灾， 中华民族真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大批学者，无论是文化保守主义学者、自由主义学者，还 是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以保存中国文化为己任，主动承担起重 新诠释中国文化的责任，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抗战救国的文 化资源，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将学术研究直接服务于抗战。 “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主张“文化救国”，“学术救国”， “读史救亡”的民族主义思潮、爱国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在这 样的背景下，钱穆先生彻底完成了治学方向的转变，其标志便 是《国史大纲》的完成。这就是第42题材料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