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_赵维玺
西北军阀马步芳
西北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的发家及结局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一支较为特殊的武装力量，他们基本以家族、血缘和宗教为纽带，起于草莽，兴于乱世，在各种势力间纵横捭阖，一度占据了甘肃、青海、宁夏的全部，新疆的大部，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北，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他们的首领崇尚武力，嗜血好杀，战马和军刀，是他们对内对外永远行之有效的法宝。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这支从清朝同治年间即在西北地区盘踞的武装，终于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灰飞烟灭，同他们的累累血债一起，湮没在漫漫黄沙之中。
这支武装，就是西北马家军。
西北诸马的先人都是借镇压“回乱”而发家的，他们先后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
他们以“甘、河、回、马”（即甘肃人、河州人、回族、马姓）这四条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方式，经数十年的发展，逐渐成为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武装。
乱世枭雄谱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的声势震动了全国，西北陕甘一带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一地区回族民众长期受到清政府的剥削和压制，素有积怨，与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终于，以八月攻打甘肃河州为标志，掀起了反抗清政府的斗争。
河州西乡的大阿訇马占鳌被推举为"都招讨"，协同马悟真、马海晏等人，统一指挥数万起事的回民军队。
河州城防坚固，清军在城内汉族民众支援下，据险死守，马占鳌连攻不克，损失颇大，遂改变策略，实行长期围困的战术。
经过四个月的围困，到同治三年正月，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清军被迫弃城突围，被以逸待劳的回军歼灭。
随后马占鳌杀进河州城，将帮助清军守城的万余汉族民众全部处死。
河州之战，是以后盘踞西北近百年的马家军的“奠基之战”，一支回族、马姓、能骑善射、以河州籍为主的军队开始建立起来。
在马占鳌的指挥下，马家军四面出击，很快攻下了北至黄河，东至洮河的广大地域，所辖人口数百万。
当时，整个西北地区，以回民为主的反清武装风起云涌，除甘肃马占鳌外，陕西、宁夏、青海都有声势颇大的武装存在。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为考察点
左宗棠的甘宁青回族政策探析——以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
为考察点
赵维玺
【期刊名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00)003
【摘要】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左宗棠为了加强对甘宁青地区回族的管理,采取了防范、隔离和民族同化的政策.从政策本身来看,防范和隔离具有强制性,要求就抚回民严格遵守;而民族同化政策,作为一项长远规划,体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和弹性.这一民族政策的推行,一方面维持了战后一个较长时段的社会稳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甘宁青地区回族的发展.
【总页数】6页(P24-29)
【作者】赵维玺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2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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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部刻画近代百年甘宁青民族关系的著作——评《近代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研究（1840-1949）》 [J], 徐百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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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蔵回矛盾全面分析(原标题：回藏民间贸易的特殊性与回藏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中国蔵回矛盾全面分析（原标题：回藏民间贸易的特殊性与回藏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内容摘要】在青藏高原地区少数民族之间的商贸交往活动中，回藏民间贸易当属历史最悠久、交往最频繁、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民族。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民族关系，是由这两个民族的地理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然而，近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回藏民间贸易关系在长足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亚垄断贸易、资本流动、外生矛盾内生化、婚姻关系等引发的回、藏矛盾。
而且，从目前趋势来看，有愈演愈烈之势。
本文就这些问题产生的背景、原因作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大杂居小集聚。
这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地域分布特性。
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大杂居小集聚显得尤为突出。
而且各民族小聚区由于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经济文化类型也呈现出不同的特性；同时，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甚至决定着其不同的经济行为方式。
这种不同的地理经济文化类型和民族经济文化类型，为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经济上的相互交往、相互联系、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奠定了文化基础。
由基于此，在我国被称为“民族贸易”的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之间的商贸交往活动，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回藏民间贸易的特殊性与回、藏民族关系回藏民间贸易历史悠久，早在吐蕃（唐代）时期就有波斯“回族”在西藏的拉萨等地进行麝香、金、银、丝绸等商品贸易活动○1。
宋朝时期回族在湟州、河州、洮州等地设与藏族进行着茶马贸易和绢毛交易。
明朝时期回族进入青海腹地、甘南和川西北藏区收购畜产品。
清朝时期在青海循化、化隆、西宁、贵德等地开设商号，并移居拉萨等地经商。
民国时期在青海形成了其强大的商业实力，马步芳家族的发家史可谓典型实例。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行，回族商人在青藏高原地区无处不在，回藏民间贸易的交往异常活跃。
二马“西北王”之争
二马“西北王”之争从清朝同治年间开始，在回族人民起义抗清的斗争中，发展起一支由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回族马姓掌权的武装力量。
这支武装先后攀附和效忠于晚清王朝、北洋军阀和蒋介石等历代统治者，以“甘、河、回、马”为用人标准，核心权力采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封建继承办法，延续不断，相机发展。
进入民国以来，该武装逐渐形成左右西北局势的军阀势力，时称之为“西北五马”，实际是一个河州地区马姓的军阀集团。
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马鸿逵割据宁夏、马步芳割据青海。
各马之间，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有抱紧团结、一致对外的一面，如1934年“四马驱孙”战役，就是个明显的例子。
但当涉及到各自切身利益的时候，相互间也经常出现你争我夺的滑稽剧。
全国解放前夕，马步芳与马鸿逵之间关于“西北王”即“西北军政长官”的宝座之争，就是其中的一幕。
马鸿逵先下手为强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妄想尽快剿灭共产党，以和谈为烟幕，积极调兵、备战，次年悍然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但仗打了一年多，由于连吃败仗，实力大减，已无力直接统治西北，蒋介石不得不考虑借助马家军阀的统治力量，为其在西北支撑残局。
于是，关于西北地区最高权力即西北军政长官一职，在蒋介石的天平两端，就各摆上了马步芳、马鸿逵，一时难以决断孰轻孰重，任用哪个为宜。
马步芳其实，二马早已“审时度势”，窥测出蒋介石的意向，而且都一向对“西北军政长官”这个宝座垂涎三尺。
于是便各显神通，展施招数，马鸿逵先发制人。
1948年5月间，马鸿逵借口调停马步芳与其胞兄马步青之间的关系，偕同马步青到青海观察虚实动静。
马步芳闻知马鸿逵坐车从兰州向西宁进发，则从西宁赶到西宁与兰州间的享堂迎接。
二人见面寒暄之后，又同车到达西宁。
马步芳热情招待，在其省政府礼堂举行大会欢迎马鸿逵。
马鸿逵在大会上说：“甘青宁原是一家，我们又都是家乡人，彼此不是新亲，便是故旧，关系很深。
现在共军猖狂，家乡的事，我们不管谁来管？所以应该精诚团结，一致对敌，保卫西北，保卫家乡。
解放初期鲜为人知的青海平叛
解放初期鲜为人知的青海平叛作者：费建鲜来源：《档案天地》2014年第03期解放西北风扫残云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指挥下，开始了解放大西北的战争。
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就密令胡宗南部放弃西安，退守秦岭、汉中，以防被歼灭。
5月18日，我军兵不血刃解放西安。
坐镇西宁的西北王马步芳怕人民解放军乘胜进攻其盘踞了四十年的青海和陇西，就坐飞机飞到台湾面见蒋介石，不自量力的向蒋提出担任西北军政长官，索要巨额军费，带领“马家军”与共产党军队对抗。
蒋介石大喜过望，当即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拨给军费8000万美金让其用来扩充军队购买枪炮。
于是，马步芳在巴基斯坦花钱购买了大量枪炮，新组建了一个骑兵军、一个步兵军。
其实，马步芳是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反共头子。
其手下的“马家军”，也是一支嗜血成性凶悍残、暴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1936年11月，我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共21800人组成西路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的带领下渡过黄河，企图经由宁夏、甘肃进军新疆，到新疆接收苏联提供的大批新式武器。
在河西走廊，我西路军遭到了马步芳骑兵部队的围追堵截，鏖战三月有余，在孤军奋战，没有外援，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西路军全军覆亡。
战死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仅余400多人的西路军指战员溃至新疆。
1949年7月，马步芳从西宁动身赶赴兰州，代替张治中担任了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同时还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当“西北王”的夙愿。
也就在此时，马步芳的独生子马继援被任命为国民党青海兵团中将司令官兼第82军军长，率敌82军、129军、新编步兵军、新编骑兵军共六万余人杀气腾腾地从彬县、乾县窜到礼泉一带，企图攻占咸阳，向西安进军。
此时的马步芳和其子马继援还以为人民解放军战斗力还像当年的西路军一样，梦想马家骑兵部队几个冲锋就能将我军打个落花流水。
哪料到我西北野战军此时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的洗礼，早已是今非昔比，不但武器弹药比马家军精良，就是人数也远占优势。
明末西宁卫马安邦事变史实及相关问题新探
明末西宁卫马安邦事变史实及相关问题新探
梁妍;杜常顺
【期刊名称】《青海社会科学》
【年(卷),期】2022()4
【摘要】明末西宁卫发生马安邦反明事变,“番商”马安邦因太监买马时强取豪夺而反明,他一方面引入据青海的喀尔喀蒙古却图汗为援,攻陷西宁卫城,另一方面获当地贡生、生员等的响应与支持,在西宁卫粗立政权。
对于马安邦反叛,官府官军镇压乏力,以回族掌教冶秉乾和藏族西纳部国师班着尔领真为主的地方政教势力成为平息事变的主要力量。
马安邦反明事变具有显著的“边地”特性,这既是指该事变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于明王朝所谓的“边地”,也指此事变平息过程中边缘性的地方政教力量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总页数】6页(P203-208)
【作者】梁妍;杜常顺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海师范大学“藏区历史与多民族繁荣发展研究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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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总之， 笔者认为， 甘军因为不具备与清中央政权的离心力， 没有占据比较固定的地盘， 没有独立 的经济财政政策， 故并不属于军阀这一范畴之列。作为其传承者之一的青海回族军阀， 业已具备军 阀的属性。关于这一点， 青海回族军阀有似于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 先由湘、 淮二军开其端绪， 经袁 世凯发展而竟至成熟。之所以如此， 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有关联的。湘、 淮、 甘三军均起源于动 荡之秋， 他们虽然不属于军阀， 但其重要影响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先河， 为后来北洋军 阀和地方军阀的形成提供了范式。 万方数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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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军系到军阀的转型
关于军系与军阀的分野及界定， 历来史家意见纷纭， 很难统一， 故对近代湘、 淮二军的性质也难 以论定。对军阀概念的界定， 取诸辞书， 均解释为： “ 拥兵自重， 割据一方， 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 集团” 。这一解释较为笼统， 只概括了军阀的一般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性， 没有对其具体内涵进行阐释。国内著名的 北洋军阀史专家来新夏先生在分析总结中外学者关于军阀定义的基础上， 对 “ 军阀” 一词作了解 释： “ 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 以一定地域为依托， 在 ‘ 中体西用’ 思想指导下， 以封建关系为纽带， 以帝国主义为奥援， 参与各项政治、 军事及社会活动， 罔顾公义， 而
西北军将领张维玺的戎马生涯
西北军将领张维玺的戎马生涯张维玺，字楚玉，山东省馆陶县（该县于1965年划归河北省）南彦寺村（1943年改名为寿山寺村）人，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父亲张安然（当地人叫他张老安）,养有五个儿子，老大张维清、老二张维玺、老三张维衡、老四张维藩、老五张维翰。
因家中人口多，只有二亩半耕地，种田难以养家糊口，长子张维清和父亲靠卖豆腐来维持生计，但因鲁西北地区连年灾荒，农作物欠收，生意也难做，日子过得非常困苦。
张维玺幼年读过乡塾，后因家贫辍学，帮父务农。
1904年房寨镇的店铺王掌柜，经常买豆腐，是张家的熟客。
经他介绍，张维玺去临清某中学当校役。
该校王老师是王掌柜的近亲，见来校干活儿的张维玺能吃苦耐劳又聪明好学，就经常教导他读书习字，培养刻苦自学的习惯。
1906年，王老师又通过该校校长的关系，介绍张维玺赴奉天第二混成协当兵。
后由段雨村保送东三省讲武堂学兵营前队（连）当学兵，当时的队官（连长）是历史上著名的、用炸弹炸死清王朝宗社党首领良弼的民主革命家彭家珍。
由于彭家珍经常对他部下的学兵进行民主革命教育，因而在张维玺的思想深处扎下了推翻封建王朝的根子。
1907年，第一混成协王化东奉令跟随徐世昌由北京南苑开赴东北新民府驻防，当时冯玉祥任第一混成协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后队队官。
1910年冯玉祥所在的第一混成协与原来的独立第一、二团合并编为第二十镇，由陈宦统制，冯玉祥被提拔为第四十协第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1911年张维玺被调到二十镇冯的第三营当排长，在那里他认识了许多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如张之江、张树声、商震等，并参加了王金铭等成立的“山东同乡会”，结识了更多的革命分子。
1911年10月张维玺随冯玉祥八十标由新民府调驻秦皇岛附近的海阳镇。
1911年12月31日滦州起义爆发。
冯玉祥在海阳镇被驻军头目范国璋软禁，四天后冯玉祥被解除军职递解保定原籍，张维玺和其他军官也被遣返原籍。
在回乡的路上，张维玺遇见结拜的盟兄，营中第一司号手许骧云（明山），两人都对滦州起义失败、王金铭等人被害，以及冯玉祥被解职之事，痛心疾首，心有不甘。
“青海王”马步芳蹂躏5千女子 兄嫂侄女都不放过
10月11日，马步芳飞回香港，以到麦加朝觐为由请假，办了出国护照。尔后，他同逗留在香港20多天的亲属部下，包租了英国航空公司的3架专机，大人小孩共200多人，从香港飞往沙特阿拉伯王国首都利雅得。
到利雅得后，沙特国王特地接见了他，并表示要赠送他一辆小汽车，马步芳婉言谢绝了。马步芳安排完大家的生活，购买了4辆小汽车，率部分人员前往麦加朝觐，并到麦地那朝拜穆罕默德陵墓。因为当地天气太热，只得暂时转到塔伊夫省避暑。之后，马步芳又带着随行人员迁往吉达海港，那里气候比较凉爽，各国驻沙特领事馆多建在该市。
另外，马步芳故意留下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以抵制马鸿逵，等时机成熟再逼他让位。马步芳还发动各地大肆献马献旗，派代表来兰州祝贺，为自己大造声势。兰州挤满了前来献礼的代表，连日大摆宴席，跳舞作乐。马步芳任命的兰州城防警备司令赵珑大肆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马步芳指示他们要“宁可错杀一千，不让走脱一人”，凡发现对马步芳黑暗统治有不满言行的，便施以拷打或者枪杀，之后更是颁布了《紧急治罪法》，实施法西斯统治，把死刑扩大到了无所不包的范围。
50年代末，台湾当局想乘国际反共反华、社会主义阵营出现矛盾和青海藏区、甘南地区发生过一些民族纠纷和冲突的机会，妄图策划反攻大陆。马步芳也抓住机会吹嘘，由他指挥的游击队仍在大西北坚持反共斗争。他还诡称，大陆来朝拜的人员当中就有他的游击队代表和联络员，是来接受他的指示，并再三请他回去领导反共大业最具实力，人称“西北三马”。当西北各族人民欢庆翻身解放之时，“西北三马”也面临着前途的抉择，他们因各自的行为而造就了天壤之别的结局。
论清末青海河湟地区的宗法社会
论清末青海河湟地区的宗法社会作者：郭志彪来源：《中国民族博览》2021年第09期【摘要】明清时期，河湟地区因处于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缘地带而形成势力错综复杂的局面，其中土司是当地较大的势力之一，并且土司作为边地的上层精英人士长期吸收内地文化因而汉化程度较高，李土司家族便是这样一个显著的例子。
忠孝堂《李氏家谱》是李土司家族中东府十二门其中一支的家谱，修订时间在宣统元年（1909年），通过这本家谱中有关宗族法的内容，可以看出清末青海河湟地区宗族法发展较慢的状况以及内陆边地人民对时代变化的抗拒。
【关键词】清末；青海；河湟地区；宗族法；李土司家族【中图分类号】K251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9-060-03【本文著录格式】郭志彪.论清末青海河湟地区的宗法社会——以忠孝堂《李氏家谱》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1，05（09）：60-61，88.明清以来，国家对边疆的控制逐渐加强，但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却一直没有大的改革，究其原因是宗族的存在。
宗族组织利用宗族法的力量，维持内部稳定，辅助地方政府，使得国家统治得以渗透到社会底层。
这一时期的宗族法迅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统治者的大力倡导。
“明太祖朱元璋对浦江郑氏大加褒美，给予种种殊恩异数，并亲自订立了六条规范子民们日常行为的‘圣训’，对社会作了明确的导向。
”[1]在清朝建立后不久，清世祖便订立了“教民”的六条“圣谕”，其内容与朱元璋的“圣训”基本一致。
接着，清圣祖订立了影响更大的十六条“圣谕”，为宗族立则，清世宗因之，推衍为万言之《圣谕广训》，颁行天下。
宗族法在清代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现今的研究资料中，以清代留存为最多，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但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华南、华北一带的家族关系，对西北地区则关注较少，尤其是在宗族法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
造成如此现状的原因主要是西北地区家谱资料的稀少与混乱，笔者在青海地区进行了搜寻，发现青海地区记载有宗族法的家谱不超过十本，并且条例内容也比较简单，和其他地区相比研究难度较大。
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走私活动
齐春风
【期刊名称】《青海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3(003)002
【摘要】@@陕、甘、宁、青、绥等大西北省份地处内陆，本来没有走私发生的条件，但在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发生了大规模的走私活动。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尚无专文述及，笔者拟对此做一些探讨。
【总页数】5页(P83-87)
【作者】齐春风
【作者单位】吉林省教育学院政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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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马步芳：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
变态马步芳：生我、我生者外无不奸作者：来源：《新传奇》2016年第18期一段时间以来网上爆出西宁马步芳公馆陈列的史料和解说词完全从正面评述这名民国时期的军阀，而对他残忍杀害红军西路军被俘官兵及解放战争时期负隅顽抗的行径却做了回避。
于是游客惊叹“马步芳简直成了圣人”！目前，有关部门对此积极回应并承诺进行整改。
马步芳生于1903年，甘肃临夏人，回族，字子香。
早年服从冯玉祥，后弃冯投蒋，逐步奠定了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曾任青海省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有“青海王”之称，以残暴荒淫名世。
与日军秘密军火交易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西北马家军阀与侵华日军从事军火交易的材料。
幸运的是，研究者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查询资料时，发现了四条抗日战争爆发前夕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与日军进行秘密武器交易的史料。
它们分别为《马步青武器购入件》、《对马步青、马步芳售出兵器件》、《相关给中国出售兵器件》以及《给中国出售兵器件》，均收录于日本旧陆军省大日记类的秘密档案《密大日记》。
如《关于马步青武器购入件》，此条资料收录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密大日记》第6册，共6页。
先是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参谋部次官给驻华天津军参谋长的密码电报，再是天津军参谋长给陆军次官的请示报告。
先看一下日本驻天津军参谋长给陆军次官的请示密电。
该密电提出的时间是昭和十一年（1936年）8月25日，标有“密支参庶148”。
其中云：“数日前，驻在甘肃省凉州（今甘肃武威）第二师师长马步青派其驻平（即北京）办事处长居益三到我军司令部，说‘为了对抗目前正从陕西方面西进的共产军，马步青意欲充实军队实力，依照以下条件从日本购入武器’。
我以为，如果可能的话应在甘肃方面多少扶植我方的势力，一朝有事，对兰州平原施策时可助一臂之力，这不无意义。
因此，我希望应实现其武器购入计划。
”大本营陆军省参谋部收到以上电报以后，8月27日由参谋次长进行回复，即《次官给天津军参谋长的电报》，其中没有新的内容，只是对以上请示的同意批复。
[西北马家军阀史]西北马家军历史
![[西北马家军阀史]西北马家军历史](https://img.taocdn.com/s3/m/46413962b14e852459fb574c.png)
[西北马家军阀史]西北马家军历史[西北马家军阀史]西北马家军历史篇一 : 西北马家军历史今天又重看了一遍电影《解放大西北》和《兰州1949》及《解放战争72,兰州战役》。
又上网了解了西北回民起义和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等“西北马家军”的有关历史资料，加上断断续续看了师纶写的《西北马家军阀史》和陈贤庆的《民国军阀派系谈》之马家军阀，对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等西北马家的历史又有了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正如《西北马家军阀史》内容简介所说，对于马家军阀影响西北半个多世纪的史实及其是非功过，必须全面考察，客观分析，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历史是延续不断的，前后之间，多为因果关系，马家既然当权施政，必然会留下其痕迹，对后来产生影响，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缺少了这一阶段，历史便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
只有全面地弄清了过去。
才可以更好的把握现在，有缺陷的。
只有全面地弄清了过去，才可以更好地把握现在，发展将来。
因此只有更多的去了解相关资料史实才能更好的了解马家军的历史及其功过。
西北马家军历史民国时期，在我国西北的甘、宁、青地区，存在着数股强大的回军武装力量，由于其首领皆为甘肃河州回族马姓，故称“马家军”。
马家军原为家族武装势力，它们参与了当时中国政坛的纷争，先后依附清政府、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等，统治了西北地区数十年，产生了一批显赫一时的马姓军阀。
由于马家军的起源及派别比较复杂，本文试将“西北诸马”的关系，尤其是“西北三马”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这三支主要的马家军作个介绍。
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甘肃河州人阿訇马占鳌会合马悟真等回民首领，举行了反清的河州暴动，攻破河州，势力在甘肃迅速扩大。
河州白藏乡人马海晏也参加了这场暴动。
马海晏早年贫穷，靠在河州、兰州之间“驮脚”为生，尚武，广交游。
参加河州起义后，马海晏作战勇敢，不久即成为马占鳌的左右手。
1872年，左宗棠率湘军入甘肃镇压，在太子寺战役中，马占鳌先诱敌深入，后以“黑虎掏心”战术，一举打败了清军三十个营。
试论甘军与西北辛亥革命
试论甘军与西北辛亥革命
赵维玺
【期刊名称】《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23)004
【摘要】甘军是西北近代史上一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势力曾盛极一时,历经回民起义、收复新疆、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庚子事变后,因排外而遭到列强的忌恨,在内外压力下被清廷裁撤,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西北辛亥革命之时,因时势所迫,清廷不得不再次借重其武装以镇压西北辛亥革命.这给当时的甘军余部提供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他们编组军队,率部攻陕、镇压宁夏起义,给当时的西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正是在西北辛亥革命中,他们完成了由旧到新的转型,成为以后控制西北政坛的一支军阀武装.
【总页数】5页(P25-29)
【作者】赵维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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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赵维玺
【期刊名称】《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6(000)001
【摘要】青海回族军阀是一支活跃在近代西北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割据势力.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以来西北动荡的政局、西北雄厚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社会经济衰落造成的农民破产和游离以及青海回族军阀三代的军事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及事件的述评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缺乏从军事角度的探讨和研究.本文拟从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及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总页数】6页(P39-44)
【作者】赵维玺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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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及其实践
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及其实践
赵维玺
【期刊名称】《青海民族研究》
【年(卷),期】2011(022)003
【摘要】西北回民起义结束后,西北各地鸦片种植泛滥,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对于西北的社会风化构成很大的威胁.为此,左宗棠基于鸦片对西北社会危害的深入分析,采取了严厉禁烟的举措,遏制了当时鸦片种植泛滥的趋势.但是由于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地方官员的奉行不力,西北的鸦片种植仍然未能根本杜绝.本文拟以左宗棠的西北禁烟思想和实践为中心,对其掌控西北政坛时期的一系列禁烟活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述论.
【总页数】6页(P132-137)
【作者】赵维玺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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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
青海近代新闻事业的兴起
纪小春
【期刊名称】《青海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7(000)002
【摘要】1926-1949年是青海近代新闻事业的艰难初创期和发展期.在此期间,青海地区受制于马麒、马麟、马步芳为首的军阀专制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新闻事业也随着全国新闻发展的影响开始艰难起步.虽颇多磨难,但在一定程度上为打破青海的专制封闭、传播各种文化知识、交流时代信息、开阔人们的视界,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总页数】4页(P185-188)
【作者】纪小春
【作者单位】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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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第1期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No.1,2006 总第69期 Journal of the Second N orthw est U niversity for N ationalities Gen.N o.69・民族历史研究・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赵维玺(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摘 要:青海回族军阀是一支活跃在近代西北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割据势力。
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以来西北动荡的政局、西北雄厚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社会经济衰落造成的农民破产和游离以及青海回族军阀三代的军事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及事件的述评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缺乏从军事角度的探讨和研究。
本文拟从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及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军事近代化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1-0039-06一、由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关于军系与军阀的分野及界定,历来史家意见纷纭,很难统一,故对近代湘、淮二军的性质也难以论定。
对军阀概念的界定,取诸辞书,均解释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
这一解释较为笼统,只概括了军阀的一般特性,没有对其具体内涵进行阐释。
国内著名的北洋军阀史专家来新夏先生在分析总结中外学者关于军阀定义的基础上,对“军阀”一词作了解释:“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1]。
这一定义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而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则认为:“军阀一词的命意,应至少具备以下几种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
这须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免权。
(二)据地自雄,这须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
(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
这须包括:地方领袖之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和妥协。
”[2](377)比较上述两种说法,可以明显看出,二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军阀概念加以界定的。
来新收稿日期:2005-12-07作者简介:赵维玺(1975-),男,甘肃天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夏先生是以北洋军阀为个案,而且其定义只是限于近代军阀,而王尔敏先生则是从普遍意义上对其加以概括。
尽管视角各异,但基本内涵大致雷同,都承认军阀具备拥有军事力量、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参与军事活动等特点。
军系这一概念则侧重于区别党派,它主要是按照党派、地域以及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的,类似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派别。
按照前述两先生的说法,近代湘、淮二军显然已被划在军阀之外,只能以军系称之。
因为湘、淮二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具备军阀的特点。
青海回族军阀的源头甘军也明显不属军阀之列,但笔者认为,甘军只能构成军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期隶属于老湘军系统,这主要指董福祥在兵败投清后,随从刘松山镇压回民起义这一时期。
中期隶属于左宗棠楚军,主要指在左宗棠的率领下出关收复新疆这一时期。
尤为关键的是,甘军在后期被清廷编入武卫军,这已经不是隶属于哪一系统,而是跻入国家经制军的范畴,其饷源由户部下拨。
庚子事变期间,因武卫军其他部队溃逃、伤亡严重,故由荣禄奏请清廷,将武卫中军溃逃缺额之饷腾出,拨解甘军应用。
这时在京甘军之饷源基本上由清廷负责,其后甘军扩编之营旗,也由户部拨发。
史载:“今董福祥添募步队五营、马队两旗,以中军饷章记之,每年按六大建、六小建核算,应需饷银二十二万七千零二十四两七钱六分。
本年自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四个月饷银应需七万六千二百六十五两八钱六分。
奴才即应咨行董福祥,派员前来保定如数领取。
”[3](774)而且后来清廷又在武卫中军的常饷内,每年划拨湖北省十万两、江西省八万两、陕西省五万两,共二十三万两银,改解董福祥军中,以接济当时甘军饷源危机。
军队的招募和裁遣均由清廷决定,不存在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问题。
虽然湘、淮、甘三军同属军系范畴,但甘军和湘、淮二军又有所不同。
湘、淮二军在军队的编组方面有较大的独立性,其招募遣散均一由统帅。
而甘军因后期被纳入经制军之列,故在军队的编组方面已基本没有独立性可言,这是甘军作为军系和湘、淮二军的主要不同之处。
考其甘军由属军向国家经制军的转化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早在左宗棠督师陕甘时就已开始萌芽。
史载:“文襄公用兵陕甘的以后几年,就地募集土勇,用楚军的制度来编制,用楚军的方法来训练,出仗时和楚军比肩作战。
文襄公的用意,就是准备挑选制兵。
董福祥的董字三营便是一例。
”[4](154)青海回族军阀是董福祥甘军发展的支裔,历经西军、宁海军时期多次战争的洗礼,遂状茂而自成独立的系统,已基本具备了近代军阀的属性。
其首领拥有充分的人事任免权,完全是以封建家族姻亲、宗教关系固结而成的地方政权。
盘踞青海,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
通过征收盐税,皮毛贸易,向省内牧区藏族、蒙古族征税,自行创办地方官僚资本企业,说明青海回族军阀已在其势力范围内实行游离于中央经济政策之外的特殊经济政策。
此外,他们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断进行战争。
积极参与三马拒孙军事行动,两次镇压拉卜楞,对果洛藏族的七次镇压等,纯粹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
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湘、淮二军的私军色彩极为明显,而甘军则不然。
青海回族军阀尽管渊自甘军,但在兵为私有这一点上却和湘、淮二军似有沿承关系。
虽然青海回族军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已被纳入国军之列,但中央力量很难对其渗透与控制。
有人指出:“他们统率的军队,虽是正规的国军,在事实上,却无异于私人的军队。
国内人士有时称他们为马家军,马家军子弟,他们都不高兴,然而他们统率的军队是有一定的直辖系统和悠久的历史的渊源,除开他们的世袭可以领导外,恐怕任何力量都渗透不进去,也无法领导起来。
”[5]总之,笔者认为,甘军因为不具备与清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没有占据比较固定的地盘,没有独立的经济财政政策,故并不属于军阀这一范畴之列。
作为其传承者之一的青海回族军阀,业已具备军阀的属性。
关于这一点,青海回族军阀有似于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先由湘、淮二军开其端绪,经袁世凯发展而竟至成熟。
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有关联的。
湘、淮、甘三军均起源于动荡之秋,他们虽然不属于军阀,但其重要影响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先河,为后来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形成提供了范式。
二、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众所周知,军事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化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中国的军事近代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这主要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青海回族军阀迈向军事近代化的历程,和同时代的其他军队一样,也是艰难曲折。
其源头甘军无论在营制、兵源、军官等各个方面,都显示出旧军的特点。
宁海军随着时代的变化,已或多或少地带有某些新军的迹象。
至马步芳时代,新军特点已较为鲜明。
首先,军队完全按新式编制。
这主要表现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几次大规模战争,使得其军事集团逐渐走向正规化。
中原大战蒋胜冯败之后,因马步芳在战争中拥蒋有功,故将其部队纳入国军之列,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九师。
三马拒孙之后,蒋介石又将新编第九师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二军、正规陆军第一百师。
河西反共时期,为了利用马步芳积极反共,又将其改编为陆军第八十二军。
抗战时期,又将其所属部队扩编为第四十集团军。
解放战争时期,又恢复为八十二军。
可见,通过数次战争,青海回族军阀的部队编制已经基本合乎近代军队的规范。
其次,征兵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新式军官群体。
这主要体现在,马步芳时期的征兵方式,和马麒相比,已开始由募兵制向义务兵役制转变。
这主要也应归于国民政府1931年《兵役法》的颁布。
作为马家军首脑人物的马步芳,为了迎合时世的变化及自身军队的发展,开始在青海地区大力推行义务兵役制。
征兵范围大致限于青海各地,主要集中在河州、化隆、循化、大通、互助等地。
这种义务兵役制和宁海军时期的雇佣兵制相比,可以说是一大进步,不仅能够保证充足的兵源,而且士兵的素质与前期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善。
此外,在马步芳时代,军队中涌现出了一批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及训练的军官,如马文昆、马呈祥、马继援、赵珑、韩德庆、赵遂、郭全梁、马成林、陈显达等,或为黄埔分校毕业,或为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再次,地方官僚资本和军队饷源的结合。
这主要体现在马步芳为了解决其军饷及财政开支,在青海地区创办了一些带有垄断性质的官僚资本企业,如协和商栈、德兴海商栈、湟中实业公司等,而且为了加强军队的后勤,开始集中建立工厂,有些工厂已实现了机械化。
义源工厂为马家军首要的军需物资制造厂,主要为马家军部队生产被服、军鞋、皮革、铁工、骑兵马鞍等。
其内部组织特别严密,实行军事化管理,马步芳派人对该厂工人进行监督。
随着马家军的扩大,义源工厂渐不能满足军需,马步芳遂又开办了八大工厂为之辅助。
这八大工厂中有一部分属民用工业,如火柴厂、玻璃厂等,有一部分是军用工业,如皮革厂、机器厂等。
皮革厂创办于1946年,它主要为马家军生产军用皮革。
对于军用器械的制造,早在1931年马步芳即在西宁成立新编第九师炮局一处,不久即改组为修械所,专门制造火药、炸弹、大刀及修理军械。
1946年马步芳又在西宁小桥设立了为其军队修械的西北机器厂,该厂主要为马家军负责修理器械和汽车、锻制马刀及冶铸军锅等。
从以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马家军已初步具备了近代化军队的一些特点。
然而,由于受时代的制约以及地方军阀固有的劣根性所限,其军事近代化始终未能完成。
笔者认为,制约因素总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一)在军官任用和选拔将佐上,仍然不能摈弃清末以来长期沿用的荫袭制和以战功选拔的旧制。
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其军官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大多出身行伍,近代军事知识极其贫乏,作战部署及作战计划也极其陈旧。
尽管马家军在后期培养了一批懂得近代化作战指挥的中下级军官,为部队增添了新鲜血液,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军队中基本上仍由行伍出身的人充任高级职务。
这种落后的选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家军的战斗力。
其次,排外色彩依然浓厚。
马家军军官中仍然有一大批高级军官为其家族、部属,即或不具备这两种条件者也具有天生的地缘及宗教优势。
如马步芳的二姐丈马驯的长子马揆武、次子马振武大姐丈马庆的长子马呈祥,都在十四五岁时即加委了营长、团长的职衔,不到二十几岁又都正式担任了营长或团长,甚至旅长、师长。
这种状况说明,马家军尽管能在某些枝节问题上顺应时代的特点,但仍然未能脱离旧式家族、姻亲及宗教关系的羁绊与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