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_赵维玺

2006年第1期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No.1,2006　总第69期 Journal of the Second N orthw est U niversity for N ationalities Gen.N o.69・民族历史研究・

关于青海回族军阀的两个问题

赵维玺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

摘　要:青海回族军阀是一支活跃在近代西北历史舞台上的地方割据势力。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与清末以来西北动荡的政局、西北雄厚的封建地主阶级势力的存在、复杂的民族宗教关系、社会经

济衰落造成的农民破产和游离以及青海回族军阀三代的军事积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近年来

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物及事件的述评以及产生原因的分析,缺乏从军事角度的探讨和研

究。本文拟从军系到军阀的转型及青海回族军阀的军事近代化两个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关键词:青海回族军阀;马步芳;军事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6)01-0039-06

一、由军系到军阀的转型

关于军系与军阀的分野及界定,历来史家意见纷纭,很难统一,故对近代湘、淮二军的性质也难以论定。对军阀概念的界定,取诸辞书,均解释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人或军人集团”。这一解释较为笼统,只概括了军阀的一般特性,没有对其具体内涵进行阐释。国内著名的北洋军阀史专家来新夏先生在分析总结中外学者关于军阀定义的基础上,对“军阀”一词作了解释:“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近代军阀是以一定军事力量为支柱,以一定地域为依托,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以封建关系为纽带,以帝国主义为奥援,参与各项政治、军事及社会活动,罔顾公义,而以只图私利为行使权力之目的之个人和集团”[1]。这一定义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认同。而台湾学者王尔敏先生则认为:“军阀一词的命意,应至少具备以下几种条件:(一)对于中央政府有极大的离心力。这须包括:不受节制,任意扩张和充分的人事任免权。(二)据地自雄,这须包括:占据一定区域之土地,拥兵自卫和地方财政的任意搜刮支配。(三)军事行动为个人目的,而非为国家利益,或中央政策。这须包括:地方领袖之间的攻伐,对弱小的兼并和对外国的勾结和妥协。”[2](377)比较上述两种说法,可以明显看出,二者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军阀概念加以界定的。来新

收稿日期:2005-12-07

作者简介:赵维玺(1975-),男,甘肃天水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夏先生是以北洋军阀为个案,而且其定义只是限于近代军阀,而王尔敏先生则是从普遍意义上对其加以概括。尽管视角各异,但基本内涵大致雷同,都承认军阀具备拥有军事力量、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参与军事活动等特点。

军系这一概念则侧重于区别党派,它主要是按照党派、地域以及各派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的,类似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派别。按照前述两先生的说法,近代湘、淮二军显然已被划在军阀之外,只能以军系称之。因为湘、淮二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具备军阀的特点。

青海回族军阀的源头甘军也明显不属军阀之列,但笔者认为,甘军只能构成军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前期隶属于老湘军系统,这主要指董福祥在兵败投清后,随从刘松山镇压回民起义这一时期。中期隶属于左宗棠楚军,主要指在左宗棠的率领下出关收复新疆这一时期。尤为关键的是,甘军在后期被清廷编入武卫军,这已经不是隶属于哪一系统,而是跻入国家经制军的范畴,其饷源由户部下拨。庚子事变期间,因武卫军其他部队溃逃、伤亡严重,故由荣禄奏请清廷,将武卫中军溃逃缺额之饷腾出,拨解甘军应用。这时在京甘军之饷源基本上由清廷负责,其后甘军扩编之营旗,也由户部拨发。史载:“今董福祥添募步队五营、马队两旗,以中军饷章记之,每年按六大建、六小建核算,应需饷银二十二万七千零二十四两七钱六分。本年自九月起至十二月止,四个月饷银应需七万六千二百六十五两八钱六分。奴才即应咨行董福祥,派员前来保定如数领取。”[3](774)而且后来清廷又在武卫中军的常饷内,每年划拨湖北省十万两、江西省八万两、陕西省五万两,共二十三万两银,改解董福祥军中,以接济当时甘军饷源危机。军队的招募和裁遣均由清廷决定,不存在和中央政府的离心力问题。虽然湘、淮、甘三军同属军系范畴,但甘军和湘、淮二军又有所不同。湘、淮二军在军队的编组方面有较大的独立性,其招募遣散均一由统帅。而甘军因后期被纳入经制军之列,故在军队的编组方面已基本没有独立性可言,这是甘军作为军系和湘、淮二军的主要不同之处。

考其甘军由属军向国家经制军的转化并非如此简单,而是早在左宗棠督师陕甘时就已开始萌芽。史载:“文襄公用兵陕甘的以后几年,就地募集土勇,用楚军的制度来编制,用楚军的方法来训练,出仗时和楚军比肩作战。文襄公的用意,就是准备挑选制兵。董福祥的董字三营便是一例。”[4](154)青海回族军阀是董福祥甘军发展的支裔,历经西军、宁海军时期多次战争的洗礼,遂状茂而自成独立的系统,已基本具备了近代军阀的属性。其首领拥有充分的人事任免权,完全是以封建家族姻亲、宗教关系固结而成的地方政权。盘踞青海,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通过征收盐税,皮毛贸易,向省内牧区藏族、蒙古族征税,自行创办地方官僚资本企业,说明青海回族军阀已在其势力范围内实行游离于中央经济政策之外的特殊经济政策。此外,他们为了个人目的而不断进行战争。积极参与三马拒孙军事行动,两次镇压拉卜楞,对果洛藏族的七次镇压等,纯粹是为了进行经济掠夺。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湘、淮二军的私军色彩极为明显,而甘军则不然。青海回族军阀尽管渊自甘军,但在兵为私有这一点上却和湘、淮二军似有沿承关系。虽然青海回族军早在1930年中原大战时已被纳入国军之列,但中央力量很难对其渗透与控制。有人指出:“他们统率的军队,虽是正规的国军,在事实上,却无异于私人的军队。国内人士有时称他们为马家军,马家军子弟,他们都不高兴,然而他们统率的军队是有一定的直辖系统和悠久的历史的渊源,除开他们的世袭可以领导外,恐怕任何力量都渗透不进去,也无法领导起来。”[5]

总之,笔者认为,甘军因为不具备与清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没有占据比较固定的地盘,没有独立的经济财政政策,故并不属于军阀这一范畴之列。作为其传承者之一的青海回族军阀,业已具备军阀的属性。关于这一点,青海回族军阀有似于民国时期的北洋军阀,先由湘、淮二军开其端绪,经袁世凯发展而竟至成熟。之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有关联的。湘、淮、甘三军均起源于动荡之秋,他们虽然不属于军阀,但其重要影响在于开启了中国近代兵为将有的先河,为后来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的形成提供了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