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校园砍杀案的综述与反思

这两天一直在关注由去年起在中国持续发生的校园砍杀案。缘起于老师的作业。看了中国媒体和国外媒体对这一系列事件的报道和评论，不免让我有种想要“总结陈词”的冲动。总体而言，国内主流媒体基本掌握了对于校园砍杀案的话语权，在对最初的南平校园砍杀案以及随后四月间的几起同类事件都第一时间做了客观性报道。因此外媒包括BBC，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基本沿着国内的媒介议程进行报道，并部分转载新华社，搜狐网的此类新闻。这一点是从维基百科“School attacks i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词条的索引中得知的。惩恶扬善的新闻道义在几乎所有的新闻中都是必须凸显的视角。同时关于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两极分化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是各家媒体立论的重点。同时，国内学界对关于校园安全问题的研究并不很深入。我在CNKI上所能查到的关于这一关键词的文章值得探讨的可能就是“突发性个体事件”这一概念。国外的学界对我们国家这种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目前还未找到。

为了让自己和读者有个清晰的认识，先将这一系列校园砍杀事件陈列出来。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显性或隐性的特征。

2010年3月23日，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发生砍杀案，曾经是一名外科医生的凶徒，郑民生砍死8名小学生。据报道他因个人原因积蓄了对社会的不满，故而向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下手。

2010年4月28日，就在处决郑民生不到几个小时时间，广东雷州第一小学发生砍杀案，16名学生及1名教师被砍杀。凶手陈康斌曾是其他学校的一名教师。据媒体报道，乙肝歧视是其走上绝路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0年4月29日，江苏泰兴中心幼儿园又一次发生砍杀事件。凶徒徐玉元砍伤学生29，教师2人，保安一人.据悉，凶徒本是无业人士。为了发泄个人生活，工作中的不满，遂产生行凶杀人的恶念。

2010年4月30日，山东潍坊尚庄小学发生砍杀事件。凶手王永来手持铁锤和汽油冲入学校，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抱住两名学生浇洒汽油自焚。有消息称，此案与当地政府强拆其住宅有关。

由于官方和舆论普遍担心犯罪传染和罪行的可复制性（copycat attacks），自此之后，国内媒体不再大面积公开报道校园伤害案件，转而将重点放在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外媒则开始深入探究这一系列校园砍杀背后的制度性根源。当然，类似的事件依然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的复试发生，陕西，海南，上海，河南。从以上的几起事件来看，凶手同时将目标对准幼儿，小学生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而与此同时，从他们作案的动机来看，他们自身就是一群无权无势的弱者。当他们没有胆量向强者挑战的时候，便孤注一掷，将矛头对准毫无还手之力的孩子。

诚然，每一个有社会良知的人都会对这样的行为表露自己爱憎分明的态度。毕竟让孩子无辜受累是周遭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接受的。但这一点并不能妨碍我们对表象进行刨根问底。这样病态的行为究竟为哪般？撇去精神疾病的原因不谈，但凡心态健康的人即便有对这个或那个现实有种种不满也不至于丧失理智。这么说，那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和精神病人有类似的心理疾病，已经到了破罐子破摔的程度。我想，这恐怕有其必然的成分在里面。曾经看过一篇来自山西晚报曹林的评论《体制非屠刀挥向孩子理由病态舆论应负责》。文中强

调，社会舆论对这些罪行的宽容和理解是造成很多人前仆后继去复制校园砍杀的原罪，因此不应有这样的舆论引导。同时，他将体制问题泛化，认为我们统统是体制的一部分，因此体制不是凶手将屠刀挥向孩子的症结所在。在我看来，我不大同意这样的观点。病态舆论绝非问题根本。相对开放的网络舆情相对于舆论的千篇一律本身就是一件好事。它从侧面反映出确实有这么一部分在社会转型中处于弱势或被弱视的群体。由于目前比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价值观畸变等一系列问题，处在社会底层的人心理上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而当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超过限度，而又没有疏通和排遣的渠道时，便产生了各种心理疾病。他们对生活感到绝望甚至产生了仇恨，故而选择报复社会这一极端做法。再者，没有人生来就注定被贴上万恶不赦或永垂青史的标签。我想，站在底层社会的视角去思考这些人如此疯狂的背后的原因更是一种标本兼治之举！换个视角，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改善民生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周永康2010年5月3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的，一要认真查找问题，采取综合措施，共同维护校园安全；二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三建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四即使准确掌握社情民意，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活动。我想这不应该成为应时之举，而应该是长期而不懈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