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特区研究：总结与反思

部分学者还就特区理论建设作了最初尝试。2009年樊纲等著的《中国经济特区研究——昨天和明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开篇即写道，“特区研究涉及到两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方面是体制转轨的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因为这实际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一方面是体制转轨国家，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国家。”
（本文写作得到了深圳大学袁易明、陈红泉两位老师的热心帮助，特此感谢！）
稿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 武勇 责编： 张萍
经济特区以“经济”身份在中国登陆，但其影响远远超出经济范围以外。随着我国经济特区模式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出于现实考虑需要，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室也参与到特区研究中来，形成全面开花的局面。一些国外学者有关经济特区的论述也被介绍到中国来，并逐渐“呈现出一种由介绍、评述、政策解释、宏观分析等粗线条研究逐步向注重学理性、基础性和模型化等更深入、更细致研究转变的趋势”。而中国学者也开始具备国际视野，关注国外经济特区发展。据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教授介绍，今后蓝皮书还计划将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报告列入其中。
今年，深圳大学陶一桃教授领衔申报的“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她指出，国内学者关于经济特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现代化特殊道路和特区功能与作用两大方面。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特殊道路问题，仍然以罗荣渠的“现代化理论”为基础。关于特区的功能和作用问题，则以苏东斌“深圳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验基地’而创立、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特殊‘窗口’而存在的，它的‘辐射’与‘带动’功能要影响整个中国”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研究现状：从实践到理论的反思
今天，经济特区研究对象已经越出“深圳”这一范围，研究理论也日趋多元化。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实践引发了海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和兴趣。国外学者用“非均衡发展理论”、“增长极化论”、“利用论”等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模式。与此同时，特区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指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与经济特区发展密切相关。
8月以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开始举行各类纪念活动。其中尤为引人关注的是，8月20—21日，在庆祝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陪同下到深圳调研，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理论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他说：“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出现，经济特区研究也成为一个时代命题。特区研究离不开特区发展的现实，正是由于经济特区创造的一个个具有开创意义的鲜活案例，才为经济特区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同时，初期以实用功能为主的经济特区研究，也为“摸着石头过河”的特区发展之路解决了诸多难题，找到了前进方向。
由于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深圳成为中国经济特区中发展最好的一个，经济特区的研究在深圳起步也最早，力量最强。在特区建立第三年后，草创期的深圳大学就设立了特区经济研究所，开展有关特区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国内较早开展经济特区研究的高校之一。2001年，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成为了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唯一以经济特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该中心组织编写“经济特区蓝皮书”——《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主编《中国经济特区研究》（集刊）、创办“中国经济特区论坛”等，形成了经济特区研究的学科集群，成为了经济特区重大理论和发展政策的重要研究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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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以深圳为代表的中国最早的一批经济特的大幕，那么经济特区则是中国经济改革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
从点到面：特区研究“扩容”
1980年，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新事物进入到中国大陆地区，但要不要设立经济特区的讨论早已展开。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是较早开展特区研究的科研机构。早在1979年，暨南大学的一批学者已开始参与经济特区的理论和决策研究。1982年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成立后，所里的科研人员曾先后参与特区筹办、蛇口模式的调查研究，并于1983年率先在全国开设“特区经济学”课程，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84年研究所编出版《中国特区经济》一书，成为全国第一本有关特区经济研究的专著。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的特区研究开始走出最初意识形态与宏观问题的争论，回到经济特区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层面。同时，特区问题不仅在高校生根发芽，也开始走入民间。一些民间人士通过网络、报纸等多种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呈现民间、政府、学界的良性互动现象。2002年11月21日，署名为“我为伊狂”的作者在网上发表了《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立刻引起社会及学界关注。
特区研究与特区现实发展紧密相关。钟坚教授在介绍其多年从事经济特区研究经验时说，经济特区研究应当主要从经济特区自身属性出发，从四个方面展开：一是坚持经济特区发展史研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研究都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基础。二是坚持经济特区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研究。世界经济特区发展存在多种模式，不同模式的经济特区有不同的运行机制。中国目前几乎囊括了经济特区的所有主要模式，除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7大综合性经济特区以外，还先后建立了54个国家级高新区、15个保税区、62个出口加工区、9个保税物流园区、13个保税港区和9个综合保税区。三是坚持中外经济特区比较研究。世界经济特区发展比中国早几百年，中国经济特区也是在借鉴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特区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创办的。四是坚持经济特区的综合研究。经济特区不但涉及经济，而且涉及政治、法律、管理甚至文化等问题，涉及多学科知识。
揭示了特区研究的重要性以及特区长期存在的必要性。
这些都为特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经济特区研究力量较为分散，研究力量与研究水平良莠不齐；不少学者文章空洞无物，解释政策、喊口号的成分居多，低水平重复而鲜有学术价值等。因此，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经验和教训，对经济特区的研究如何上升到理论高度，仍然需要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机构以及有些地方社科院陆续参与到特区研究的队伍中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等国外研究机构也对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予以积极关注。但早期经济特区的研究对象主要指向发展最快、最好的深圳。其中，1989年成立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是最早展开深圳对策性研究的重点研究机构之一。深圳经济特区毗邻香港，一建立就引起香港学者关注。1985年有关经济特区定位问题的讨论，就是由香港大学陈文鸿的文章《深圳的问题在哪里？》引起的。由于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密切关系，经济特区发展还引起一些从事宏观经济研究专家的关注。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国内又掀起港澳研究热潮，一批高校研究机构纷纷成立，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研究所等等，有关经济特区研究的学术力量逐渐增强。
特区研究应从特区自身属性出发
在深圳等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深圳、珠海近期分别举办了有关经济特区研究的理论研讨会。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张劲松指出，当前改革和30年前改革的整个条件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30年积累，我们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了某种形态的发展路径的依赖，某种社会利益的格局已有些固化。因此，未来30年再出发的时候，一个根本的核心动力还是在于改革。就在今年，国务院先后批复深圳、厦门、珠海三个经济特区扩大至全市，这不仅对老经济特区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提出了新要求。另外，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2008年以来，我国出台了多个区域战略规划，其中包括“珠三角”、海峡西岸等规划。经济特区如何在下一阶段的改革中融入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先行先试再闯一条新路，这是学界亟待研究的问题；深圳、珠海、厦门、汕头等初期设立的经济特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有不同的意义，这批特区兼具特区与城市的双重身份，如何厘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实现特区进行持续的发展机制、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的创新？除了经济功能外，像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还存在社会、文化发展方面的问题，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就认为，“我们的改革不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或社会体制同步推进的改革，而是一种非均衡的改革。这样一种非均衡的发展和非均衡的改革虽然在一定时间里推动了我们超常规的发展，但是它自身存在的某种不平衡、不合理和不协调也造成了自身内部的生存性矛盾。”随着经济特区在中国不断发展、成熟，如何通过研究经济特区发展，回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难题，都值得特区研究工作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