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李普曼的观点

19世纪40 年代以后，从欧洲发源的传播研究，成为建制日趋完善的一门学科，并在美国得以确立。至此，学科史的书写，延续的大多是施拉姆四大奠基人的神话。[1]51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舆论学》一书中提出：因为新闻受到“刻板成见”和受众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没有真正的舆论，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主，所以舆论和民主要靠独立的专家机构组成的情报组织来拯救。他和杜威关于形成舆论和民主的前提条件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杜威、李普曼之争也成为美国传播研究的一个源头。

一、李普曼研究公共舆论的原因

李普曼从政治科学的角度阐释公共舆论以及民主的产生条件，他在《舆论学》中将公共舆论与社会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李普曼之所以关注公共舆论这一话题，除了其自身作为记者和专栏作家的职业对他的影响外，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对他的公共舆论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沃尔特·李普曼是美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从李普曼的生平来看，当时的美国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动和改革。李普曼的一生始终与社会现实和政治事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美国，20世纪最初的20年是满怀信心的20年，也是一切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公平现象集中体现的20年。[1]53当时美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政治、经济、文化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经济、政治的发展并没有惠及普通大众，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尖锐的社会矛盾：大量移民导致种族和文化冲突;工业革命使得美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了民众的贫富差距。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就掀起一场自发的争取权利和自由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进步运动”。社会组织、宗教团体、女权主义者纷纷加入，要求扩大公民的权利，加强政府职能。新闻记者和作家成为运动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新闻记者和作家写了大量批评政府、揭露黑幕的报道：1902年埃达·塔贝尔撰写《美孚石油公司史》来揭露美孚石油不可告人的商业伎俩;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揭露美国食品安全的《屠场》等，形成美国新闻史上有名的“扒粪运动”。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表面上的繁荣并没有掩盖其背后激烈的矛盾冲突，争取权利与自由的“进步运动”，揭露美国各种黑幕的“扒粪运动”都昭示着美国舆论与民主的缺失，作为记者和新闻评论家的李普曼也将目光转向对公共舆论的研究上。

二、形成公共舆论时的障碍

李普曼对于实现公共舆论的态度具有悲观主义色彩，因为公共舆论是产生民主的基础，所以李普曼对民主的实现也是悲观的。李普曼的舆论观源于卢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只有建立在人民的大量同意基础上的国家才具有正当性，而人民的大量同意也就是舆论，公众可以自发地形成正确观念，做出正确选择。李普曼继承了卢梭关于舆论是在人民大量统一基础上形成的观点，但他发现由于客观障碍和主观障碍，公众很难清楚了解所有的事，而舆论是公众对于事

物的理性认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更不可能实现民主。

(一)民主制度假设前提中的漏洞

民主主义者认为统治是一种天性，所有人都具有天性，但由于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个人注意力范围有限，所以统治不可能掌握在每个人手中。形成公共舆论的源头有两种：一种是开放的舆论环境，但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只有少部分人;另一种是封闭的舆论环境，即预先建立融洽秩序，通过启发、灌输或遗传，使“固执己见”的人、阶级或社团与其余的人和谐地结合起来。[2]174这一观点受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他们认为封闭的舆论环境可以让民众管理自己熟悉的事务，这是产生公共舆论以及民主的前提，所以封闭的舆论环境必须要靠自给自足的民主社会来支撑。但李普曼却认为处在封闭的舆论环境和自给自足的社会中的人们不可能对事物形成全面、正确的了解，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他们对于事物的认识通常会加上了自己的想象，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是“主观真实”的舆论，而不是“客观真实”的舆论。

(二)阻碍公共舆论形成的主观障碍

1.政府的检查制度与保密措施。李普曼认为新闻不等于真相，尤其是政府发布的新闻更多地是一种宣传，政府为了宣传，必须在公众与事件之间设置某种屏障，也就是新闻审查，可以说李普曼看到了官方新闻的本质——它不是新闻，而是政府为达到目的的宣传，这是形成公共舆论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二战时期的英国让媒体为战争宣传服务，对媒体实行一系列可以说是简单粗暴的政治、经济管制，在新闻内容上弱化新闻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战争破坏了原有新闻传播体质和发展进程，新闻媒体转入战争之中。[3]84

2.记者报道新闻时的“刻板成见”。所谓“刻板成见”指的是人们对特定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他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4]248记者由于自己知识储备不足，不可能对自己采访的事件都非常精通，所以对事件就很难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识。因此记者在报道新闻时就很难保持客观中立的态度，往往会加上自己对事件的理解，也就是自己对事物认识的“刻板成见”，所以报道出来的新闻与事实的真相相去甚远。

3.受众自身的原因。受众接触的机会、时间与注意力体现出一种有限性。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总是属于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所以人们在接触外部世界时不可能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接触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就会带入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的模式来分析事件，这也是刻板成见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由于客观世界和个人精力有限，人们大多数是通过媒介获取信息，但是受众接收的信息是经过媒介机构“二次加工”的，所以受众从媒介中获取的关于世界的认识与实际客观世界有很大的出入，这就是李普曼所说的“拟态环境”。其次，传播隔阂造成编码、解码的误置。李普曼认为语言不是十全十美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个人或群体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文化背景

时，思想、价值观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在传播过程中就会产生误解或曲解传者意愿的情况。

三、拯救公共舆论的方法：精英拯救舆论

李普曼认为只有图片式地再现事实才能产生真正的新闻，但由于政府的审查制度，还有记者在报道新闻时由于自身知识储备有限形成的“刻板成见”以及受众自身种种原因的影响，新闻很容易成为一种“主观真实”，而它与“客观真实”之间有着很大的出入。李普曼建议通过组建一个独立的情报组织，依靠专家来搜集消息，这种独立的组织机构不受政府审查制度的困扰，将搜集信息和控制政策这两者分开，专家只是执行收集情报的工作，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信息的客观真实。并且这些专家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对于自己的领域非常熟悉，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记者行业知识储备不足这一难题。李普曼认为这种独立的情报机构，能够客观地还原事实，有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舆论，因此也能构建理想的民主社会。李普曼强调在收集信息时客观中立、不受个人偏见的影响的做法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前身。

笔者认为李普曼用精英拯救舆论的想法过于理想化，他的思想带有“精英主义”的倾向，对大众持轻蔑的态度，认为无知的大众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必须通过精英来拯救。李普曼笔下的专家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李普曼认为记者和受众的刻板成见是形成正确的公共舆论的一大障碍，但同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新闻，专家在收集情报时也不能保证不带有偏见。虽然李普曼的“精英拯救舆论”的想法也不能帮助美国实现真正的舆论和民主，但是他在《舆论学》中提出的“刻板成见”和“拟态环境”却让我们认识到：在我们认识世界过程中有时会受到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的支配，它们不仅影响我们对世界的认识，甚至支配我们的行动。李普曼对现有的民主制度的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实现公共舆论和真正民主的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

四、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舆论观

20世纪20年代李普曼和杜威关于舆论与民主的论证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源头，杜威认为李普曼的《舆论学》是“对民主的最严厉的控诉”。李普曼认为由于各种主、客观障碍，人们不可能获得关于世界的正确认识，也就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舆论，而舆论是民主实现的前提，所以更不能奢望民主的实现。形成舆论和民主的唯一途径就是利用独立于体制之外的“专家”来实现。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专家”并不可能存在，由此看来，形成舆论和民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对比来看，杜威对于舆论和民主的实现持有积极乐观地态度，杜威认为传播就是信息的共享，传播构建整个人类社会。杜威还对传播做过高深莫测的评价：“社会不仅因传递(transmission)与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与传播中。[5]3传播就是交流和参与，所以形成正确的公共舆论的关键在于公众的讨论，讨论越激烈越能够接近事实的真相，每个人在讨论的过程中完成自己参与社会的活动，加深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政府要做的就是给公众提供一个能够公开讨论的场所。杜威强调参与和交流的重要性，社会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人们通过互动来了解社会，舆论和民主产生于交流和互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