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重回汉唐

重回汉唐文/佚名（一）落寞沧桑里彷徨血写的历史，是可以用墨写的谎言来篡改的。

当异族的铁骑袭卷蛮荒的屠戮和血腥浩浩荡荡地横扫过中原大地之后，忠贞便成为殉难者的墓志铭。

太多太多堆积如山和阻塞河流的尸体刺痛了生者的眼球，那是生生烙印在心底难以磨灭的印记，然后恐惧与求生的本能就会告诉他们，算了，好死不如赖活着。

尸山白骨满疆场，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

开国的帝王需要气吞山河的美誉以供千秋万代的子民世世传颂，他可以砍掉史官的头颅亲手杜撰自己的王朝，是非黑白善恶忠奸任由他随心所欲地涂抹，用金銮殿下紫禁城外中原大地上七千万汉人尚未风干的鲜血！想要毁灭一个民族，只需改变她的服饰与风俗习惯，一百年便足够。

现今的中国人，大多都知道自己是汉族人，可是当我们看到身份证或户口簿上民族一栏的“汉族”二字时，我们没有任何感觉。

我们分不清这个占全国人口总数93.3%，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民族除了黄皮肤黑眼睛以外，我们和“外国人”看上去有什么区别。

我们上班时西装革履，我们休闲时T恤加身，我们的小资崇拜西欧北美古典高贵与潮流时尚，我们的年轻一代哈韩哈日，我们的传统节日……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没有自己的节日盛装！于是除夕变成了晚会节，压岁钱节；元宵变成了汤圆节；清明节变成了扫墓节；端午节变成了粽子节；七夕变成了轻浮的“中国情人节”；中秋节更是成了商家大战的月饼节；重阳节变成了老人节。

上巳女儿节已走远，没人记得寒食节冷清萧索的凄凉与庄重，七月鬼节满河的花灯流放也成了奇幻故事里不知所云的瑰丽夜谈。

我们只知道西方世界安详美好的平安夜，却不知与圣诞咫尺的冬至节。

汉族女孩不曾接受预示长大成人的笄礼，不懂七夕的乞巧中秋的祭月除夕的听镜，我们羡慕东瀛樱花飞舞的三月初三女儿节，迷信西欧的星座神化，漫无目的地仰望没有几颗星星的夜空，在黑暗中摸索自己的爱情。

汉家男儿也结束了用簪的历史，那些史书里温润如玉的君子和传奇里狷狂豪迈的侠士早已作古。

大人都教育小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明哲保身才是处世之道，老实人只会吃亏。

（二）血泪风干的绝响我相信这一切，深谙汉学的清太祖皇太极一定是早就预料到了的。

他知道最有效最残暴的奴役是精神上的奴役，他知道汉民族是有着极其强大包容性的优越民族，游牧民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会像盐粒一样迅速溶化在千千万万汉人的海洋中。

满族人绝对不能重蹈后金和蒙元的覆辙。

为了保留他们子孙后代的民族意识，他们就泯灭我们的民族意识。

而作为已经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统治阶级，他们有能力开创这个新纪元——剔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这不是民间的顺口溜，而是一条血淋淋的明文法令！一人不剃杀全家，一家不剃杀全村。

这是一段历史课本上不再出现也不可能在出现的汉民族的血泪史——1644~1683三十七年间的屠杀与抗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江阴，屠昆山，屠常熟，屠嘉兴，屠苏州，屠海宁，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屠四川，屠大同，血洗江南岭南，满清三十七年的蛮荒屠戮，使全中国人口总数几乎减半，为的是他们誓死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的鸿愿。

七千万不愿屈服的汉人，或被屠或自尽，就这样殉难在他们誓死捍卫的中原故土。

当我尽可能平静地讲述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时，会有人指责我，你这是极端狭隘的大民族主义，都是历史了，何必那么较真……我只能苦笑。

难得阁下也知道这是历史，而历史，是不需要刻意回避的。

正如前面所说，想要毁灭一个民族，只需改变她的服饰与风俗习惯，一百年便足够。

满清的鸿愿终于在施琅大将军收复台湾以后彻底实现了——我们汉民族的民族服饰就此消亡。

我们汉人，至今都还笼罩在他们的精神统治的阴影之下。

362年以后的今天（按：文章写于2007年），我穿上汉服，任何人都会以为那是和服。

（三）华夏泱泱何谓“华夏”？《左传》有云“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

我们自诩有五千年优良文化传统的文明国，可是章服之美在哪里？是指那种改良自满清旗人服制的长袍马褂？还是源自旗人妇女并加入西式剪裁方式改良而成的旗袍？还是为迎接APEC会议专门设计（设计之初连名字都没有）的“唐装”？论礼仪，我们不及日本人（我们甚至嘲笑日本猥琐繁复的鞠躬），我们只知道见面握手或说声“你好”“HELLO”，滥用下跪磕头。

没有服装与礼仪，何谓华夏？许多汉族人都以为汉族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权。

也有人认为汉族的民族服装是旗袍（却忘了旗袍只有女装）。

我们说不清楚汉族的民族特色是什么，汉族的传统礼仪是什么，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更是一个模糊的空间概念。

汉族，是一个患有严重失忆症的民族。

2003年，中国民间自发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汉服复兴运动，为了复兴汉族传统文化与礼制（注意，不是复古），各地汉服团体总会在汉族传统节日来临之际穿起传统礼服并集会，举行传统仪式。

他们怀着炙热赤子之心，欣然接受路人异样的冷眼。

突出的事例是20余家知名网站联合发布倡议书，建议北京2008年奥运会采用我国传统的服饰礼仪——“深衣”作为北京奥运会礼仪服饰，并将汉族传统服饰汉服作为中国代表团汉族成员的参会服饰；以及北京大学即将确立的汉式学位服。

无论是褒是贬，汉服复兴运动正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在中原大地蔓延开来。

那是一种自觉的民族文化的回归，一种强烈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那是沉睡在我们汉族人血液之中灵魂深处最华美最惨痛的记忆，这段记忆被放逐得太远太远，遥远到令我们感觉那是另一个世界的美好。

而汉族是有着如此强大凝聚力的民族，这种民族感情一旦被唤醒，势必像冉冉东升的旭日绽放万丈雄光一样冲破笼罩在国人心中三百年间奴性思想和封建迷信的疑雾。

日晷东方滚烫意志正在酝酿，汉服复兴的光芒是我们该遵循的方向。

（四）汉服情殇初次接触汉服的人都会以为那是汉朝的服饰，其实不然。

汉服是华夏民族的主体——汉民族的民族服饰。

我们不可否认少数民族对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在充分尊重和强调少数民族的时候，我们又置本民族于什么地位了呢？中国古文明的主体毕竟是汉族，我们所谓的古人，也多指汉人，而古人的服装也理所当然应该是我们汉民族的服装。

汉服是最能体现华夏美学与汉人宽广胸襟的文化载体，她不仅仅是古装或某一朝代的服装，而是记载了整个华夏民族演化轨迹的丹青，常被汉服复兴者们穿着的汉服款式有：曲裾、直裾、高腰襦裙、襦裙、圆领袍衫、褙子、朱子深衣、玄端等；其最基本的样式：交领、右衽、隐扣、博带，是不同于紧身和服的宽袍广袖。

其中汉服深衣创始于周代，流行于战国期间。

“深衣”者，“深意”也。

此衣名的由来是因为穿着时能拥蔽全身，将人体掩蔽严实的缘故。

《五经正义》中认为：“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且具体形制的每一部分都有极深的含意。

如在制作中，先将上衣下裳分裁，然后在腰部缝合，成为整长衣，以示尊祖承古。

深衣的下裳以十二幅度裁片缝合，以应一年中的十二个月，这是古人崇敬天时意识的反映。

采用圆袖方领，以示规矩，意为行事要合乎准则；垂直的背线以示做人要正直；水平的下摆线以示处要公平（以上摘自百度汉服吧）。

易书有云，“黄帝垂衣裳而治天下”，自黄帝发明了华夏衣冠，华夏先民就结束了茹毛饮血、逐水草而居的漂泊流浪，开始进入先进的农耕文明时代。

经过夏商西周奴隶社会的更迭，又迎来春秋战国波澜壮阔的群雄争霸，诸子百家在乱世中纷纷展开自己旗帜，游侠谋士纵横捭阖在烽火连绵的赤县神州。

然而混乱中的中华民族始终趋于大一统，直至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他的伟岸使他的国号成为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华夏民族绚烂恢宏的华章由此继续铺拓。

汉唐的辉煌使中原汉人保持着天朝上国的民族优越感，华夏文明辐射着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

他们不必用特别的词汇来区别自己的服装，不必称其为“汉服”，这是与我们完全不相同的历史背景。

我们的汉族衣冠已经剥落了362年，没落汉族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和日韩文化的冲击。

我们的脑中早已植入西方的文化及价值观念，我们用西方人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中国古代貌似神秘的阴阳五行，淳朴本质的天人之道，存象忘意，并统统称之为封建礼教与封建迷信！明朝在开创了大航海时代之后错误选择了放弃，八股取士束缚了越来越多文人的思想。

工业大变革的前夜，历史没有留给中国足够的时间，如果没有满清的存在……（六）断章取义的笑场值得一提的是，当初满清入关时推行的剔发样式，并不是现在影视剧中不伦不类的阴阳头，而是“金钱鼠尾”式。

所谓“金钱鼠尾”就是按照满人的风俗剃光头上所有头发，只在后脑勺处留下一撮铜钱般大小的头发，然后结辫。

并且在嘴唇与人中处各留一撮胡须，现在清剧剧里的白面小生，放在当时也是死。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伤之？”这是汉人对父母的尊重与敬仰，是与一脉相承的衣冠宗制紧紧相连的意志。

君子放下高束的发簪，换成满洲所谓“与时俱进”的金钱鼠尾，戴上瓜皮帽，孔雀翎，穿上上马蹄袖口的长袍，这无疑是文明人向兽类的倒退。

自大后人一向习惯犯断章取义的错误，冠之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沾沾自喜。

何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清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令人汗颜的解释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连在下高中的语文老师在教授论语的课程里也作此解释，深受清剧毒害的同窗们饶有兴致地附和。

这是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悲哀，因为孔夫子真实的意寓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后人所谓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礼教提倡愚忠愚孝，完全是对汉民族传统文化的污蔑。

因为礼坏乐崩的西周，王室衰微，诸侯叛乱。

那时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地发生，作为没落贵族的孔子是在力挽狂澜，维护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王朝。

尽管最后力挽狂澜变成了推波助澜，礼乐文明的教化依旧深入人心，这应当算是殊途同归吧。

亚圣孟子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战国后期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更是明确指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

”(《荀子·子道》)被灌输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我们根本没有深入对本民族文化的研习，我们只是浅尝辄止，望文生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断章取义的最佳典范——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

他的《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

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