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射箭研究综述》(马廉祯)
合集下载
相关主题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
在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初,我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民族体育倡导者,曾积极致力于射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努力促进中国射箭的体育化转型。应该承认,在当时十分窘迫的条件之下,他们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具体说,上世纪3、40年代,射箭是“国术”的内容之一,也是多次全运会的正式项目,而民间射箭团体也比较多,还有不少熟悉射仪射艺的老人在传授这门特殊的技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式射箭是国家认可的正式体育项目,经常有全国性的射箭比赛,这一直延续到1959年。59年以后,我们接受了国际射箭的规则和射具,中国式射箭遂悄然退出竞技舞台。但,作为一个历史上曾经十分重要的文化存在,一个倾注了我国许多民族共同智慧的技艺,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人类学界,还有体育学界,仍有学者把它作为自已的研究对象,不断有成果被推出来。但是,总的说来,与源远流长而内容丰富的古代射文化相比,射箭研究者的数量很有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明显不够,特别是民族体育学界。我以为回顾一下近半个世纪来射箭研究的进程,估量一下研究工作的总体水平,应该是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射箭和复兴中国式射箭有一定价值。下面,我们仅以期刊和部分书籍为主,对五十多年来我国射箭研究的基本情况略作综述,仅供大家参考。
各种期刊中所能见到的中国射箭的研究论文,大致可分四类:一类是关于弓箭的产生、发展的研究;一类是对考古发现的实物,以及弓弩工作原理的研究;一类是对射礼的研究;一类是对弓箭作为古代主要军事和生产工具,以及与射箭有联系的人物、事件、文献的研究。
《考古》1961年11期载周庆基的《关于弩的起源》一文,就本刊当年第2期郭宝钧的《殷商的青铜武器》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争议。作者认为,虽然尚无考古实物出土,但是通过文献可以断定战国时代就已经可以制造弩机了。《化石》杂志1974年第1期上,刊登了张森水的《弓箭》一文,就弓箭作为一种“相当复杂的复合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做了介绍。同年《历史大观园》第2期收录了朱润轩的《弩》一文,介绍了中国古代弩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考古》1980年第1期刊登了宋兆麟、何其耀的《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一文,对鄂伦春族、纳西族、独龙族、哈尼族使用的木弩与我国古代军队使用的金属弩机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说明“自从青铜装备弩兵器后,弩机成为古代最重要的远射程武器之一。”《历史知识》1987年第5期有《弓弩小史》一文,作者董希如,是常识性的作品。《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马广彦《弓箭发明探源》一文,就弓箭的发明时间一直不能确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从我国的古代文字的演化中,得出“弓箭发源于古人的捕鱼工具”的结论,并认为弓箭发明的年代比最早发现的箭簇的时代还要早很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收录了郭康松的《射柳源流考》一文,文章以对有关史料的考察为依据,就学术界将射柳视为一种竞技,或是一种祭祀仪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按照服务功能的不同,古代的射柳划分为“祈雨射柳”与“竞技射柳”两种。后来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最终走向消亡”。作者又于2001年《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上刊载了《<射柳源流考>补正》一文,纠正了前文“明万历以后射柳消失”的说法,认为清代尚存在射柳活动,并对射柳主要盛行于军队,起源于古代鲜卑族等进行了补证,得出明清时代两种射柳方式并存的结论。《文物》1995年第3期载王子林《清代弩略论》一文,就我国清代弩机的种类、特点及工作原理进行了介绍。
体育学界对于中国射箭史的研究,还散见于中国体育史的多种专著中。
最早的应属民国初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其中第六编《弓术》,共六章,考察了自周代以后各个朝代和若干北方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虽然史料不足,缺漏甚多,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体育史,创始之功自不可没。以后的数十年里,中国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体育史专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相继出现多种作为体育院校教材的《体育史》和《中国体育史》,这些书大都辟有射箭的的章节。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话》,作者刘秉果;北体大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的修订版《中国体育史》,作者谷世权,是此类书中谈射箭较多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以敦煌壁画的形象资料与文书资料为主,对唐宋以前的射箭活动,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总的说来,多数中国体育史专著中有关射箭的内容都非常有限,史料挖掘不够,研究缺乏深度。
一,体育界对中国式射箭的研究
多年来,体育界对中国射箭的研究多从这项活动的本身着手,就射箭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体育内涵做了一些研究,而内容上与其他学界的研究有交叉,也有不同之处。
最早从事此项研究的是著名民族体育史家唐豪先生。建国前,唐豪就曾在《中国武艺图籍考》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的射箭图书进行了文献学的研究,实际上成为这门学问的奠基之作。建国后,在1958年6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唐豪发表了《受我国影响的日本古代骑射》一文,就我国清初康、雍时期,日本聘请中国射师赴日,借以学习中国射箭技术与制作工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已知解放后体育界对于中国古代射箭最早的论文之一。同年8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五辑中,由朱方东执笔的《我国古代射箭概述》一文,又从我国古代弓箭的发明、发展与六艺教育为起点,对我国古代射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认为“在我国古代文献上,把射箭列为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射箭实质上是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文章的后面还对我国古代的一些射书进行了介绍。
80年代开始,体育界对于传统射箭的研究的论文数量逐渐上升。1981年的《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上,赵世昌的《简谈乐都南山地区民间射箭活动》一文,就当地的回族、汉族与土族之间的传统射箭活动进行了考察。作者注意到了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射箭活动,这对于研究射箭活动在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具有一定价值。1982年《体育世界》第6期刊登了黄剑华的《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活动——射柳》,就我国古代的射柳活动的源流等,做了简单介绍,并着重介绍了清代的射柳活动。而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第6期上收载了《云南日报》的一篇短文,简要介绍了我国藏族的射箭节。1986年《精武》第6期上有艾茹的《弩》一文,对中国古代弩机的历史、种类,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做了一些介绍。1987年《中华武术》第3期载杨绍虞《弩兵西传始末探》一文,文章提出弩最早由中国人发明,并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通过战争、通商等多种途径向外传播,很可能再由中亚、西亚传去欧洲,但所论缺乏有力证据,特别是文献和考古资料。1987年《人民画报》第7期的“少数民族体育连载”栏目,对云南的怒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弩射活动做了介绍。同年十月的《贵州民族研究》刊登了吴志平撰写的《传统体育“射弩”刍议》一文,比较全面的对弩射的源流、发展、特点等进行了阐述。
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弓箭最早的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技能以及生存手段,射箭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传播最广、参与者最多的体育活动。围绕着射箭,古代产生众多形式不同的射箭活动,还从中衍生出了诸如“投壶”、“弹弓”等各种形式的竞技游艺活动,从而形成了以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古代弓箭文化系列。于是,射箭在中国形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之为“射艺”或“射学”。它不但是中国古代武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领头项目。作者对建国以来有关中国式射箭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做了一次简约的综述。大致总结出建国以来中国式射箭研究的现状。
弓箭在古代,既是最重要的军事技能,又是渔猎者的生存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传播最广参与者最多的体育项目。围绕着射箭,古代产生了“礼射”、“兵射”和“博射”等不同属性的射箭活动,还从中衍生出了诸如“投壶”、“弹弓”以及后来的“射柳”、“射网””等各种形式的竞技游艺活动,从而形成了以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古代弓箭文化系列。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射”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很早就视射箭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之为“射艺”或“射学”。几千年来,在中国的“武文化”体系里,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武艺体系里,射学从来都占在第一位,它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领头项目。[1]
北京体育学院的谷世权于《体育文史》1995年第1期和1996年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试论欧阳修之<九射格>》及《关于中国古代射箭文化的几点新探》。1999年的《考古与文物》第2期上,刊载了崔乐泉《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一文。谷世权和崔乐泉的文章在同类文章中显得学术含量相对要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50年代以前唐豪研究的接续和发展。
2000年的《北京纪事》第7期刊载了短文《弓弩竞技加游戏》,介绍了我国第一个猎人体育俱乐部的成立。2002年第5期《体育文化导刊》上刊载了张承媛《古代射箭活动中的德育教育》一文,是专门探讨古代“射以观德”理论的一篇较好的文章。2002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6期载杨万友《藏族跑马射箭起源新考》一文,提出藏族跑马射箭起源于古代吐蕃的奴隶社会,发展于吐蕃王朝以武力扩张领土的一系列战争中,并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爆发,并于九世纪中期传入民间,后演变成为藏族在节日期间举行的跑马射箭表演及比赛活动。2003年的《中国民族》第6期,载徐玉良、方征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典大观——射弩》,对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射弩活动进行了综合介绍,但大都比较简单,缺乏比较研究。
随后的十年当中,体育界对于中国传统射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不时有小块文章刊出,但学术性与研究价值都是不高。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在学术界寻觅到中国民族射箭的踪影。
1979年《体育丛刊》第1期,张炳坤写了《古代的射箭》一文,简单介绍了中国古代“射月子”、“射网”、“射香火”、“射花篮”等与射箭相关的活动。同年《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张元撰写的《从周代的射箭活动看体育的社会性》一文,以有关史料为依据,论述了在我国周代已经非常普及的射箭活动,并由此而得出“体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体育和体育观是两个不同概念。而体育的社会性是体育向前发展的基础。”同年的《民族团结》第5期上,刊出了题为《锡伯族的神箭手》的短文,介绍了锡伯族——这个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射箭传统。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马廉禎)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
─—以部分期刊和书籍为主
Chinese Archery Studies Review
-----Based on academic journals and books
马廉祯
Ma lianzhen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关键词:射箭;射学;中国式射箭;弓箭;弩机
弓箭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自直立行走以后最重要的飞跃之一;也是人类开始改变自身的命运,开始主动与大自然抗争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l963年,在山西省朔县峙峪村附近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枚距今约2万多年的石箭镞,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一枚箭镞,证明我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掌握了射箭技术的人类群体之一。我国古代传流过许多关于射箭的故事,有的是神话,如后羿射日,纪昌学箭等;有的是实有其人的神射手,如春秋时代楚国“百步穿杨”的养由基,西汉时“猿臂善射”的飞将军李广等。数千年来,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一直受到人们的颂扬,从中透露出我们的祖先对射箭技术的崇尚。
二,其它学科对于中国式射箭的研究
体育界以外的其他学科——主要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器物铭文的研究,以及对众多考古发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射箭知识,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射箭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制作器材和工艺方面,有很大帮助。同时,对我国古代射礼和与射箭相关联的游艺活动和人物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重要的是出现了若干兵器史专著,象征着我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对弓弩的研究则居于这门专学的中心位置。这方面的著作可以以以下三种为代表:第一,我国著名的古兵器收藏家和研究者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石兵、铜兵、铁兵三章十六节,内容自远古直至清代,每个时代都列有“射远器”的节目,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弓弩的发展,而且配有大量版图。这是一部声誉很高的兵器学著作,以资料丰富而著称,故至今为止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二,考古学家杨泓的《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兵器学专著,是作者多年潜心兵器史研究的精心之作,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交叉和印证上尤显作者学术功力。第三是《中国兵器史》第一卷《兵器》,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以较大的文字量论述了古代弓弩的发展概况,并配有相应的插图。同类的书籍还一些,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射箭内容,恕不一一列出。
在十九世纪末到上世纪初,我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民族体育倡导者,曾积极致力于射学遗产的整理研究工作,并努力促进中国射箭的体育化转型。应该承认,在当时十分窘迫的条件之下,他们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具体说,上世纪3、40年代,射箭是“国术”的内容之一,也是多次全运会的正式项目,而民间射箭团体也比较多,还有不少熟悉射仪射艺的老人在传授这门特殊的技艺。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式射箭是国家认可的正式体育项目,经常有全国性的射箭比赛,这一直延续到1959年。59年以后,我们接受了国际射箭的规则和射具,中国式射箭遂悄然退出竞技舞台。但,作为一个历史上曾经十分重要的文化存在,一个倾注了我国许多民族共同智慧的技艺,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人类学界,还有体育学界,仍有学者把它作为自已的研究对象,不断有成果被推出来。但是,总的说来,与源远流长而内容丰富的古代射文化相比,射箭研究者的数量很有限,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都明显不够,特别是民族体育学界。我以为回顾一下近半个世纪来射箭研究的进程,估量一下研究工作的总体水平,应该是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这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射箭和复兴中国式射箭有一定价值。下面,我们仅以期刊和部分书籍为主,对五十多年来我国射箭研究的基本情况略作综述,仅供大家参考。
各种期刊中所能见到的中国射箭的研究论文,大致可分四类:一类是关于弓箭的产生、发展的研究;一类是对考古发现的实物,以及弓弩工作原理的研究;一类是对射礼的研究;一类是对弓箭作为古代主要军事和生产工具,以及与射箭有联系的人物、事件、文献的研究。
《考古》1961年11期载周庆基的《关于弩的起源》一文,就本刊当年第2期郭宝钧的《殷商的青铜武器》一文的某些观点提出争议。作者认为,虽然尚无考古实物出土,但是通过文献可以断定战国时代就已经可以制造弩机了。《化石》杂志1974年第1期上,刊登了张森水的《弓箭》一文,就弓箭作为一种“相当复杂的复合工具”,在人类历史上的产生与发展做了介绍。同年《历史大观园》第2期收录了朱润轩的《弩》一文,介绍了中国古代弩机的结构与工作原理。《考古》1980年第1期刊登了宋兆麟、何其耀的《从少数民族的木弩看弩的起源》一文,对鄂伦春族、纳西族、独龙族、哈尼族使用的木弩与我国古代军队使用的金属弩机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古代文献中的相关记载来说明“自从青铜装备弩兵器后,弩机成为古代最重要的远射程武器之一。”《历史知识》1987年第5期有《弓弩小史》一文,作者董希如,是常识性的作品。《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5期马广彦《弓箭发明探源》一文,就弓箭的发明时间一直不能确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从我国的古代文字的演化中,得出“弓箭发源于古人的捕鱼工具”的结论,并认为弓箭发明的年代比最早发现的箭簇的时代还要早很多。《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收录了郭康松的《射柳源流考》一文,文章以对有关史料的考察为依据,就学术界将射柳视为一种竞技,或是一种祭祀仪式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判断。作者认为,按照服务功能的不同,古代的射柳划分为“祈雨射柳”与“竞技射柳”两种。后来由于“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而最终走向消亡”。作者又于2001年《湖北大学学报》第3期上刊载了《<射柳源流考>补正》一文,纠正了前文“明万历以后射柳消失”的说法,认为清代尚存在射柳活动,并对射柳主要盛行于军队,起源于古代鲜卑族等进行了补证,得出明清时代两种射柳方式并存的结论。《文物》1995年第3期载王子林《清代弩略论》一文,就我国清代弩机的种类、特点及工作原理进行了介绍。
体育学界对于中国射箭史的研究,还散见于中国体育史的多种专著中。
最早的应属民国初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其中第六编《弓术》,共六章,考察了自周代以后各个朝代和若干北方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虽然史料不足,缺漏甚多,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部体育史,创始之功自不可没。以后的数十年里,中国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体育史专著,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相继出现多种作为体育院校教材的《体育史》和《中国体育史》,这些书大都辟有射箭的的章节。文物出版社1987年11月出版的《中国古代体育史话》,作者刘秉果;北体大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的修订版《中国体育史》,作者谷世权,是此类书中谈射箭较多的。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李重申《敦煌古代体育文化》,以敦煌壁画的形象资料与文书资料为主,对唐宋以前的射箭活动,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射箭活动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总的说来,多数中国体育史专著中有关射箭的内容都非常有限,史料挖掘不够,研究缺乏深度。
一,体育界对中国式射箭的研究
多年来,体育界对中国射箭的研究多从这项活动的本身着手,就射箭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其中所蕴含的体育内涵做了一些研究,而内容上与其他学界的研究有交叉,也有不同之处。
最早从事此项研究的是著名民族体育史家唐豪先生。建国前,唐豪就曾在《中国武艺图籍考》一文中,对中国古代的射箭图书进行了文献学的研究,实际上成为这门学问的奠基之作。建国后,在1958年6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四辑中,唐豪发表了《受我国影响的日本古代骑射》一文,就我国清初康、雍时期,日本聘请中国射师赴日,借以学习中国射箭技术与制作工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是已知解放后体育界对于中国古代射箭最早的论文之一。同年8月出版的《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第五辑中,由朱方东执笔的《我国古代射箭概述》一文,又从我国古代弓箭的发明、发展与六艺教育为起点,对我国古代射箭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他认为“在我国古代文献上,把射箭列为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射箭实质上是我国古代的体育运动。”文章的后面还对我国古代的一些射书进行了介绍。
80年代开始,体育界对于传统射箭的研究的论文数量逐渐上升。1981年的《青海社会科学》第4期上,赵世昌的《简谈乐都南山地区民间射箭活动》一文,就当地的回族、汉族与土族之间的传统射箭活动进行了考察。作者注意到了多民族聚居地区的射箭活动,这对于研究射箭活动在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具有一定价值。1982年《体育世界》第6期刊登了黄剑华的《中国古代军事体育活动——射柳》,就我国古代的射柳活动的源流等,做了简单介绍,并着重介绍了清代的射柳活动。而1982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体育)》第6期上收载了《云南日报》的一篇短文,简要介绍了我国藏族的射箭节。1986年《精武》第6期上有艾茹的《弩》一文,对中国古代弩机的历史、种类,及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做了一些介绍。1987年《中华武术》第3期载杨绍虞《弩兵西传始末探》一文,文章提出弩最早由中国人发明,并在中国的秦汉时期通过战争、通商等多种途径向外传播,很可能再由中亚、西亚传去欧洲,但所论缺乏有力证据,特别是文献和考古资料。1987年《人民画报》第7期的“少数民族体育连载”栏目,对云南的怒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的弩射活动做了介绍。同年十月的《贵州民族研究》刊登了吴志平撰写的《传统体育“射弩”刍议》一文,比较全面的对弩射的源流、发展、特点等进行了阐述。
摘要: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弓箭最早的国家。作为最重要的军事技能以及生存手段,射箭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传播最广、参与者最多的体育活动。围绕着射箭,古代产生众多形式不同的射箭活动,还从中衍生出了诸如“投壶”、“弹弓”等各种形式的竞技游艺活动,从而形成了以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古代弓箭文化系列。于是,射箭在中国形成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之为“射艺”或“射学”。它不但是中国古代武艺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领头项目。作者对建国以来有关中国式射箭的研究,从多个方面做了一次简约的综述。大致总结出建国以来中国式射箭研究的现状。
弓箭在古代,既是最重要的军事技能,又是渔猎者的生存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教育手段和传播最广参与者最多的体育项目。围绕着射箭,古代产生了“礼射”、“兵射”和“博射”等不同属性的射箭活动,还从中衍生出了诸如“投壶”、“弹弓”以及后来的“射柳”、“射网””等各种形式的竞技游艺活动,从而形成了以一个以“射”为中心的古代弓箭文化系列。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射”文化遗产,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很早就视射箭为一门重要的学问,称之为“射艺”或“射学”。几千年来,在中国的“武文化”体系里,或者说是中国古代的武艺体系里,射学从来都占在第一位,它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领头项目。[1]
北京体育学院的谷世权于《体育文史》1995年第1期和1996年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试论欧阳修之<九射格>》及《关于中国古代射箭文化的几点新探》。1999年的《考古与文物》第2期上,刊载了崔乐泉《从汉画看汉代的射箭活动》一文。谷世权和崔乐泉的文章在同类文章中显得学术含量相对要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50年代以前唐豪研究的接续和发展。
2000年的《北京纪事》第7期刊载了短文《弓弩竞技加游戏》,介绍了我国第一个猎人体育俱乐部的成立。2002年第5期《体育文化导刊》上刊载了张承媛《古代射箭活动中的德育教育》一文,是专门探讨古代“射以观德”理论的一篇较好的文章。2002年《成都体育学院学报》第6期载杨万友《藏族跑马射箭起源新考》一文,提出藏族跑马射箭起源于古代吐蕃的奴隶社会,发展于吐蕃王朝以武力扩张领土的一系列战争中,并随着吐蕃王朝的崩溃和奴隶平民大起义的爆发,并于九世纪中期传入民间,后演变成为藏族在节日期间举行的跑马射箭表演及比赛活动。2003年的《中国民族》第6期,载徐玉良、方征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经典大观——射弩》,对我国多个少数民族的射弩活动进行了综合介绍,但大都比较简单,缺乏比较研究。
随后的十年当中,体育界对于中国传统射箭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虽然不时有小块文章刊出,但学术性与研究价值都是不高。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在学术界寻觅到中国民族射箭的踪影。
1979年《体育丛刊》第1期,张炳坤写了《古代的射箭》一文,简单介绍了中国古代“射月子”、“射网”、“射香火”、“射花篮”等与射箭相关的活动。同年《内蒙古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了张元撰写的《从周代的射箭活动看体育的社会性》一文,以有关史料为依据,论述了在我国周代已经非常普及的射箭活动,并由此而得出“体育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体育和体育观是两个不同概念。而体育的社会性是体育向前发展的基础。”同年的《民族团结》第5期上,刊出了题为《锡伯族的神箭手》的短文,介绍了锡伯族——这个主要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的射箭传统。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马廉禎)
中国射箭研究综述
─—以部分期刊和书籍为主
Chinese Archery Studies Review
-----Based on academic journals and books
马廉祯
Ma lianzhen
(华南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关键词:射箭;射学;中国式射箭;弓箭;弩机
弓箭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是人类自直立行走以后最重要的飞跃之一;也是人类开始改变自身的命运,开始主动与大自然抗争以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l963年,在山西省朔县峙峪村附近的旧石器晚期遗址中,发现了一枚距今约2万多年的石箭镞,这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一枚箭镞,证明我们的祖先是世界上最早掌握了射箭技术的人类群体之一。我国古代传流过许多关于射箭的故事,有的是神话,如后羿射日,纪昌学箭等;有的是实有其人的神射手,如春秋时代楚国“百步穿杨”的养由基,西汉时“猿臂善射”的飞将军李广等。数千年来,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一直受到人们的颂扬,从中透露出我们的祖先对射箭技术的崇尚。
二,其它学科对于中国式射箭的研究
体育界以外的其他学科——主要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通过对古代文献和器物铭文的研究,以及对众多考古发现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实物例证,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射箭知识,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射箭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制作器材和工艺方面,有很大帮助。同时,对我国古代射礼和与射箭相关联的游艺活动和人物的研究,也有较多的成果。重要的是出现了若干兵器史专著,象征着我国古代兵器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对弓弩的研究则居于这门专学的中心位置。这方面的著作可以以以下三种为代表:第一,我国著名的古兵器收藏家和研究者周纬的《中国兵器史稿》,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分石兵、铜兵、铁兵三章十六节,内容自远古直至清代,每个时代都列有“射远器”的节目,系统的论述了我国弓弩的发展,而且配有大量版图。这是一部声誉很高的兵器学著作,以资料丰富而著称,故至今为止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第二,考古学家杨泓的《中国古兵器论丛》,文物出版社1980年6月出版。这是一部影响很大的兵器学专著,是作者多年潜心兵器史研究的精心之作,在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交叉和印证上尤显作者学术功力。第三是《中国兵器史》第一卷《兵器》,由《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稿,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出版。书中以较大的文字量论述了古代弓弩的发展概况,并配有相应的插图。同类的书籍还一些,或多或少都涉及到射箭内容,恕不一一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