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东向发展与北方草原民族的相互影响

佛教文化东向发展与北方草原民族的相互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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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化东向发展与北方草原民族的相互影响

佛教文化是草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及北方草原地区的特殊的精神文化遗产。无论是始于两汉之际，由印度及西域高僧传布于汉地的印传佛教，抑或公元11世纪，经由青藏高原传入北方草原地区的藏传大乘佛教，均对草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佛教的传入对亚洲内陆北方草原社会注入诸多新的外来文化元素，极大地丰富了草原文化内容，也积极影响了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雪域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间的联结与交融，加强了不同文明间的精神文化联系。

佛教创立何时，史书无明确记载。杜继文先生认为，其创立时间应在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之间。其诞生地古代被称作迦毗罗卫国，今位于印度北部的尼泊尔境内。于孔雀王朝阿育王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古印度以外的周边国家和地区传布，向西北传入犍陀罗、罽宾、大夏等北印度及中亚古国而逐渐成为跨越民族、跨越国家的世界性宗教，也为佛教东逾帕米尔高原，沿丝绸之路进一步向天山以南诸绿洲城郭国家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北方草原民族在与新疆、

中亚地区不同民族间的频繁互动与交融进程中对佛教文化的东传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大月氏与印传佛教的东向发展

约于公元前201年①，由河西走廊敦煌、祁连山一带西迁至中亚的游牧民族大月氏在佛教文化东向发展过程中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大月氏系河西走廊古老的游牧民族。约于汉高祖年间，迫于匈奴威胁，西迁至伊犁河流域游牧。约于公元前125年，受同样西迁至中亚的河西走廊游牧民族乌孙人袭击，又被迫南迁至原为大夏（巴克特里亚）人统治地区，据其地，建立了由五部翕侯分治的分封制国家。

其社会生产也很快从游牧转为农耕，与周边农耕民族基本无异，且迅速浸染在北印度及中亚有着深厚信仰土壤的佛教文化，成为崇信佛教的民族。约于公元1世纪中叶，五翕侯之一的贵霜翕侯丘就却统一了大月氏各部，在古大夏人统治地区，建立了以信奉小乘佛教为主的多民族、多宗教共生共存的强大帝国---贵霜帝国，并大力弘扬佛教，由此印传佛教更迅速地向贵霜帝国所占领区域及周边国家传播。在着名的迦腻色迦二世（约公元110年即位）②统治时期，该王为整饬繁杂的部派佛教言论，"宣令远近，召集圣哲","得四百九十九人"③，用梵文撰写、翻译、校对、宣讲大量佛教经论，集结成《大毗婆沙论》④等佛学着作。由此贵霜帝国也成为远近闻名的佛学传布中心，其治下的迦湿弥罗、犍陀罗则是盛名的佛教都市。同时受希腊（大夏）造像艺术浸染，在国内广建佛塔、佛寺、佛像，由此诞生闻名后

世的犍陀罗艺术，为往后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及中原汉地石窟造像、佛教壁画、寺塔筑造等佛教艺术的传播与繁荣，均有过极大的推动作用。迦腻色迦二世统治时期亦是贵霜帝国最为强盛时期，其王"威被邻国，化洽远方，治兵广地，至葱岭东，河西蕃维，畏威送质。"⑤其势力一度越过帕米尔高原，波及西域疏勒等国，与同一时期的东汉有过多次和战交往。甚至大乘佛教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大为发展，对印度、中亚乃至西域佛教均有影响。如，大乘佛教名僧马鸣、龙树均活跃于这一时期。不仅历代国王笃信佛教，还经常派遣僧侣，作为文化使者，经由丝绸之路往返于贵霜与南疆以及中原汉地之间，传布佛法。据史载，汉哀帝元寿年间，曾有大月氏佛僧到中原口授《浮屠经》⑥。至东汉和三国时期，由贵霜前往中原汉地传法之僧侣比以往更多。如，东汉年间的支谶、支曜和支亮，三国时期的支谦等名僧，均在中原汉地传布佛法，而这些大月氏僧侣又是最早向中原汉地传布大乘佛教经论的佛僧⑦，为汉地大乘佛教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诚然，地处丝绸之路枢纽的贵霜帝国在传播佛教文化艺术方面对西域和中原汉地的影响是极大的。

二、"五胡"与西域佛教的东向传播

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早于中原汉地。日本学者羽溪了谛认为，"佛教之传入龟兹，当较中国（汉地）为早。盖龟兹为北道之要冲，如于阗之于南道然，大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印度诸国与中国间往来，皆取北道，而必通过龟兹。"⑧丝绸之路既是国际贸易通道，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孔道，古印度的佛教文化早期即由沙漠（绿洲）

贸易通道越过帕米尔高原，向东传入南疆和内地，并远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是名符其实的文化互动与交融的大通道。龟兹和于阗扼守丝绸之路中段南北道要冲，又是天山以南地区的两个大国，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两座绿洲城郭国家与印传佛教间的渊源关系。不过、龟兹崇信佛教之前，于公元前80年左右至公元1世纪间①，天山以南与大月氏毗邻的疏勒、于阗等国事先浸染印传佛教思想，后向东渐次影响至龟兹、焉耆、高昌等国，其大小乘佛教在各国此消彼长，成为古印度佛教东传过程中的重要节点。至魏晋南北时期，天山以南诸城郭国家的佛教文化艺术发展到鼎盛状态，并逐步向西域地方特色转变，而后又向河西走廊，中国北方汉地传播，为汉传佛教思想、佛教艺术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深刻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的多国并存的时代，尤以延续百余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最为典型。

在北方汉地，因活动于蒙古高原及西北地区的古代民族，如匈奴、鲜卑、氐、羌、羯等民族相继内迁、内附，于西晋末年开始，在北方汉地先后出现过不下13个由上述"五胡"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大多国运不济，有的甚至短暂地统一过北方地区，但战乱不断，政权更迭频仍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时代特征。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又是民族融合、文化涵化的大时代。由于"五胡"的大规模内迁，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碰撞与融合，而在汉地相传已久的佛教则成为联结草原民族与汉民族的重要的精神纽带。加之，这一时期先后控制过河西走廊的匈奴、鲜卑、氐、羌等民族政权一直与印度佛教传入的中转站---西域诸国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故佛教在河西走廊呈现出

更为兴盛的局面，成为西域佛教东传汉地的重要门户。同时，印度及西域佛教也开始传布于这些古代民族中间，且各国统治者又大都好佛，包括前凉张氏政权在内，均对佛教敬信有加。由此，佛教在北方汉地迅速扎根并趋向"本土化",直至传布于朝鲜半岛及日本。据《海东高僧传》载："句高丽（应为朝鲜）第十七解味留王（或云小兽林王）二年（372年）壬申夏六月。秦苻坚发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于是君臣以会遇之礼。奉迎于省门。投诚致信。咸庆流行。"②是佛教传入朝鲜半岛的最早记录。至6世纪中叶，佛教又从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成为日本主要的宗教。可见，由于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诸国大兴佛教，又提倡实用主义的佛教观，故佛教在北方汉地，蔚然成风，并不断影响着周围民族及国家。我们亦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及北方地区的石窟艺术成就中管窥彼时佛教之盛况。

佛教石窟艺术源于古印度，至贵霜帝国时期，大月氏人传承古印度、古希腊造像艺术风格于一身，使其与佛教义理融合，造就了闻名后世的犍陀罗艺术，使得天山以南龟兹、于阗等国石窟造像、壁画艺术均受其濡染。至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地亦盛行起石窟造像艺术，如着名的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等佛教寺窟均开凿于这一时期。至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始，在汉地北方地区又先后开凿须弥山、云冈、龙门等庞大的佛教石窟，其早期的雕塑和壁画艺术均吸收经西域东传之犍陀罗艺术风格，后与汉地传统审美观念渐趋融合而呈现出佛教文化艺术的"本土化"、"中国化"倾向，为随后隋唐两代高度制度化、专业化、本土化的汉地大乘佛教的繁荣发达奠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