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技术的交融——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装饰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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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技术的交融

——以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装饰品为例

顾谦倩

摘 要:作为制造“人工制品”的技艺显然催生了艺术灵感、艺术技巧和审美心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装饰品

是草原的名片、历史的名片、统治者意志和时尚观念的名片。技艺包括材料、器形的选择，纹饰、色彩的运用以及制作方法等，其操作过程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和艺术的创造过程。这些衣服上的附着物，从服饰的角度，展现了北方草原游牧人审美观念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艺术；技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装饰品

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7）02-106-04

收稿日期：2017-03-31

项目基金：本文为内蒙古自治区社科基地-内蒙古文化传播力建设研究基地一般课题《内蒙古传统手工制品的现状调查及传承机

制的研究——以蒙古族饰品为例》（项目编号：2016ZJD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顾谦倩（1978-）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人，内蒙古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硕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如果没有“人工制品”工艺技术的革命性演进，就不会有文明时期的一些主要的艺术形式，起码造型艺术是这样。对于艺术的产生，有学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种直接原因或契机：（1）原始人类产生了一种新的冲动，即审美活动，在原有的物质生活需要即功利冲动以及其他冲动的基础上又产生一种非功利冲动；（2）原始人类在原有生产技术、工具（符号）操作的基础上提高了工具（符号）操作能力，掌握了运用其他符号（如线条、色彩、声音、动作）较熟悉的技能技巧；（3）原始人类在原有感觉、表象、记忆、联想的基础上，发展了想象和理性能力，可以把表象加以选择、抽取出来，为反映世界表达观念而创新符号提供心理基础；（4）原始人类对心理和行为活动，尤其对形式符号活动产生了一种新的感受、体验。尽管像科林伍德这样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对技艺和“真正艺术”进行了经纬分明的区别，但作为通过自觉控制和有目的活动以产生预期结果的能力的技艺于被称为艺术的技巧、审美、灵感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1](152)作为制造“人工制品”的技艺显然催生了艺术灵感、艺术技巧和审美心理。北方游牧民族服装饰品是草原的名片、历史的名片、统治者意志和时尚观念的名片。技艺包括材料、器形的选择，纹饰、色彩的运用以及制作方法等，其操作过程就是一个充满想象和艺术的创造过程。[2](56)这些衣服上的附着物，从服饰的角度展现了古代游牧人审美观念的一个侧面。

北方草原这些游牧民族服饰饰品是否折射着草原先民的审美心理呢、答案是肯定的。石珠、琉璃珠、玉珠、金、银、铜耳环、戒指、项饰都是闪闪发光的。对闪光材料的选择绝不是不经意的，而是充满了审美意识，即使佩戴这些闪光饰物的女性不只是,出于吸引异性的目的，也总比非闪光饰物更有诱惑力。[3](15)而且很多人体装饰

（内蒙古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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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都是色彩绚丽的，而且多半是黑、白、红、黄、蓝、绿等原色，如黑色和白色的石珠，白色的兽牙、项链，红色的玛瑙珠，黄色的金饰，白色和绿色的玉饰等。在草原先民的审美中，那种色彩越鲜艳、色感越强烈、对比越明显就越好的意识是肯定存在的，只是某种颜色用于吸引异性的注意，而另一些颜色则恐吓精灵，以求驱邪罢了。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审美心理还不乏对形式的追求，几乎所有的人体装饰物都是圆形的，如项链、耳环、手镯、骨管，且讲求对称和节奏原则。这是由于身体的对称形式，使他们不能不作对称的装饰草原先民讲兽牙、石珠、果实整齐的排成串子，讲求的自然是一种节奏美。在所有服饰饰品中，圆形仍然是主导形状。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服装饰品无外乎头部饰品、腰部饰物、四肢饰物、颈饰这四个部位。

头饰包括发饰、眼饰、耳饰、颈饰等活动装饰。头部，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尊崇的，只是在草原先民在狩猎采集阶段，由于头发随意生长，常披到额前挡住视线，很不便于追逐猎物，所以只好随便捆绑或辫起来，这完全是一种迫切的实际需要。有了修剪工具和氏族图腾的出现，才赋予头饰更多的审美需求。

截止目前，已发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胡冠”有三套。其一，就是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的胡冠，它的装饰部分由冠顶、冠带两部分组成，全是金制品。冠顶上面是一个半浮雕的狼咬羊图案，展翅的雄鹰傲立于半球体之上。鹰的头、颈由绿松石做成，颈的上部与头相连处，有精细的金片做成的项链，头、腹是用通过颈部的金丝连接成一体的，尾部是插入的，以金丝相连结，头、颈、尾都可以左右摆动，活龙活现，栩栩如生，整个冠顶，宛如一只在蓝天上翱翔的雄鹰俯视地面上狼咬羊的生动画面，而这种画面又是草原上常见的情景。冠带由三条半圆形金条围合而成，冠带前部有上下两条，冠带后边一条。冠带左右靠近人耳出处，每条两端分别浮雕伏虎、盘羊、马等动物图案。冠顶与冠带间，原应有皮制品或丝织品连接。其二，是陕西神木纳林高兔出土的“胡冠”，仅残留圆雕神兽形金冠顶上的饰物，原来胡冠的形制虽已难测知，但其雄姿犹存。这两项冠饰都十分讲究，是匈奴首领在特定场合才戴的胡冠的装饰。冠饰制作精工，在取材上富有浓郁的草原气息。其三，是准格尔旗西沟畔4号墓出土的头巾饰。出土时已凌乱，但大体可复原：上部中间，有椭圆形包排列金贝壳饰，排列有云纹金饰片，稍下有圭形包金花边的贝壳饰左右成行排列；下部有三排云纹长条形金饰片，下垂一道道熠熠发光的菱形金淑珠。从组成头饰的金饰片上的孔钉和贝壳饰上的纽孔推测，这些头饰构件原来是缝缀在头巾之上的。

以蒙古族已婚妇女头戴为例，在服饰里是最复杂的，名词术语也最为庞杂琐细。它是部族与籍贯的标志，因此也最有特点和个性。大体上说，蒙古族妇女头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可以称之为练垂式，一类可以称之为盘发式。前一类最多也最古老。《蒙古秘史》在写到成吉思汗的父亲当年从也客赤列都手里抢夺坷额仑（即成吉思汗母亲）夫人的时候，坷额仑就说，两个练垂，一

个向前，一个向后，我怎么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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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她在两个男人中间身不由己，进退两难。这是我们最早看到的关于练垂的记载。后来大部分蒙古部族，都是用的这一类头盔，一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头戴还可以看到。现在已经炒到七八万到十几万元一副。科尔沁、巴林、察哈尔等部，妇女多用盘发式头戴，也非常精美和富有特色。

练垂式头戴，以鄂尔多斯最具代表性，也最复杂。大体可以分做两部分，一部分当地汉族就叫做头戴，一部分是上面所说的练垂。头戴由六部分组成，互相穿缀成一个整体，可以一次性地戴在头上。练垂由三部分组成，自成体系，与头戴不连接。

先说头戴的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发箍，就是那个套在头上的圆圈儿，其他几部分，都是从它上面连缀下来的。第二部分叫垂饰，就是那个从面颊两旁垂挂下来的部分。这部分又由好几个环节组成，最上面一个叫吊挂，一共六条链子，全用珊瑚、松石、银子穿成。六条链子两两穿在一个银片上（也就是共用三个银片），每个银片再穿下三根小银链儿，每个银链儿再穿两根更小的银链儿，每根银链儿又分成两支，吊下两个银铃儿。也就是说一共吊下三十六个银铃儿。妇女戴上它走动的时候，这些银铃就会发出好听的响声。第三部分叫额络，穿在两个垂饰之间，上面呈网络状，下面由一条一条长短不等的小链垂组成，跟着女主人的娥眉排成两道题，弯月。第四部分叫护耳，实际上吊在耳朵的侧后，是两个小的半圆形耳扇，斜缝在发箍上。第五部分叫后屏，大体上像个铲子形，面积也比较大，吊在正对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