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云阳县人文历史资源的调查研究

重庆市云阳县人文历史资源调查研究一、云阳县名考：云阳夏属梁州，商、周属庸国；以后先后属巴国和楚国；战国后期属秦国，始置县名朐忍，县治旧县坪（今双江镇建民村）。

北周天和三年（568），陆腾将县址从旧县坪迁至汤口（今云阳镇），更县名为云安。

宋开宝六年（973）升县为军，宋末云安军废。

元至元十五年（1278），复立云安军，至元二十年（1283）改军为州，名云阳州（因县址地处云安盐场之南和五峰山南麓,南为阳,故名云阳）。

明洪武六年（1373）降州为县，名云阳县，属夔州府。

民国早期属川军20军防区，民国后期属第九专员督察区。

1949年12月6日，云阳解放，先后属万县专区、万县地区、万县市、重庆市。

二、云阳的人文精神：什么是云阳的人文精神？它有哪些特征，这是我们每个云阳人在大讨论中都在探讨的问题。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

《易经》的象辞上讲：“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化成天下一句话，勾划出了人文精神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动力。

那么人文精神的内涵有那些呢？可以把人文精神的内涵解释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人在万事万物中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自由和尊严，把人作为万物的尺度。

第二，追求完美理想和精神文化品格。

第三，当代人文精神重视弘扬价值观念、提高文化意识和人格修养。

具体讲：“就是一个地域范围内，人们在生产生活中反映出来的大众意识和一般心态。

”云阳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人文精神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它既是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总是不断充实发展的。

准确定位云阳的人文精神，对激扬云阳人民改革动力与创新热情，塑造起云阳力求实现进一步跨越的灵魂具有重大的意义。

溯历史长河，云阳的历史要追溯到几千年前的古巴国，跨越时间之长，历史时段更迭之复杂，于是形成了云阳人文精神有多少人，多少时期，就有多少版本。

但有一点，人文精神的地域性极强，脱离了地域，就脱离了人这个根本核心是不成立的，在大讨论中必须要从历史的、地理的、现代的结合中进行总结和提炼，切不可断代取义，偏讳不全。

要从云阳人开朗、乐观、幽默、豪爽、坚韧、冒险、吃苦耐劳、大胆泼辣、敢于创新、热情好客的云阳人性格构成云阳人文精神的基本特点去讨论总结，这样才能对云阳人的革物致知，人文精神的形成，以及弘扬光大更具有意义。

（一）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创造了灿烂的云阳文化。

从巴师伐纣的“前歌后舞”到宫廷乐舞”（古代宫廷朝拜帝王曾形成了一句成语叫“扬尘舞蹈”），巴渝舞以及演变到现在的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古代巴渝舞的流变，现在的薅草锣鼓、花鼓调、花灯调、莲花落、川剧帮腔、川东竹琴、川江号子、船工号子、劳动号子更是为古老文化增色不少。

“下里巴人”一词正是源于峡江巴人舞，后演译为专指社会最底层人唱的歌；扶嘉父女云安掘井煮盐开创了云阳的支撑文化----盐文化；故陵“曲米春”酒香引来诗圣杜甫客居云阳留下诗作几十首；下岩寺的独特风景和石佛雕刻更是引来苏东坡、范成大等一大批著名文人并留下许多优美的传说（东坡对梢翁的船歌及赵巧送灯台的掌故）；巴人贩盐促进了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和促进古商业的兴起；盘石陶氏造船业打通了峡江运输，使云阳土特产出峡和云阳文化走出峡江；云万红橘作为宫廷贡品，致使屈原一曲“橘颂”千古流传；一个传说使张飞庙香火旺盛，吸引了全国大批文人骚客风奔云阳，留下了多少传世文化瑰宝，成为文藻胜地，以张飞的威武忠义寄托展示了云阳人的性格，……。

还有在封建社会时曾名噪一时的云阳状元李远（中进士后历经三帝不用，于是吟出“青山不老三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佳句。

后在令狐宰相极力推荐下，唐宣宗时选至杭州任知府，颇有政绩。

）、中国第一副对联作者辛寅逊为云阳人增色不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清两江总督程德全（曾任黑龙江将军，抗俄名将。

曾以身堵炮，不让红毛对我中国开炮。

）等官场名流；还有清代文人彭聚星、涂凤书、和近代孙倬章、刘孟伉、郭嗣汾这样的作家诗人，以及现代的歌唱家刘淑芳、核专家叶中海这样的学者、专家等。

在当今，我们还有一大批为了创造自己事业的云阳人，他们不畏艰苦，远走他乡、长期奋斗在全国各地。

2005年获得“中国十大创业新锐人物”称号、2006年上榜“十大滇商领袖”的云阳打工仔蒲自全，外出挣钱为了娶媳妇的穷小子，900元起家，通过奋斗，成了一位涉足房地产、医院、建材、科技信息、矿业等十多个领域的大亨；重庆市云阳同乡会会长、重庆礼品公司董事长姚礼勤；后叶乡农民黄焕等率领数千名乡亲几乎垄断上海一半拆迁业，并已铸就了数名千万富翁，十多名百万富翁，每年为家乡攒回打工资金6000余万元；宜昌养殖业大户云阳人张海波，携带60元钱闯天下，到宜打工，经二十多年的奋斗巳积累资金数千万元……以及在本县发展的周世杰、冉瑞发、温定银、丁氏兄弟等和几十万在外打工的云阳务工人员，他们以温州人的精神，义乌人的理念，经过自己的艰难的拼傅和不断进取，大部份已建立起了自己事业的领地。

特别是刘步云所主持铸造的《云川》牌曲轴更是唱响了云阳自己的品牌。

他们也是我们云阳宝贵的财富，更是我们云阳人文精神的创造者，传承者和补充者。

所以云阳人文精神的形成不是一时所能形成，而是跨越了多少年段，靠多少人奋力拼博，不断进取才得以丰富形成的。

（二）不畏强暴，忠勇可嘉的爱国精神构成了云阳人民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云阳人民素有不畏强暴、伸张正义、不怕牺牲的反抗精神。

数千年来，从“板楯蛮”助周灭纣到抗元、抗俄、反清、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保卫边防，云阳儿女用生命和鲜血演绎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史诗，用剑与火，用血与命谱写出了一曲曲不畏强暴，伸张正义、不怕牺牲的战歌。

东汉时期，县人徐客聚义6000人，响应史应歆推翻东汉王朝的斗争；北周武成初年，冉令贤、向五子率夷民反周；唐朝末年，朝秀高举义旗；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失败，余部在云高举义旗，坚持抗争数十年；明末清初的张献忠、李自成及其郝摇旗残部在云安等地坚持斗争多年；清朝中期，更有风起云涌的白莲教大起义；辛亥革命中“云阳反正”，“共和”义旗在三峡地区最先举起；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云阳九龙人程德全在危难之际，置生死于度外，挺身挡住俄军炮口，拼死不使之发炮。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中，1935年11月9日“云阳工农武装起义”震慑敌胆，谭林、陶訚、赵唯等共产党人的姓名使敌人魂梦皆惊，谭端生、张功武、蔡明典等烈士的英名由此永垂不朽；抗日战争中，三万多云阳儿女勇赴国难，血染沙场；解放战争中“川东游击纵队”的大旗在云、奉、巫诸县迎风招展，彭咏梧、赖德国、陈作仪等近百余名革命烈士的事迹更是光耀桑梓。

解放后，为保卫新生人民政权，抗美援朝、保卫边防，涌现出无数的功臣和烈士,理市的国际战斗英雄扶文江（那二年此人和我接触甚密，至今健在居原理市乡）、龙角战斗英雄徐泽贵（对越反击战中牺牲）等英名永垂。

从古至今，云阳人民为争生存、争正义、争解放、保国防、争幸福，将鲜血汗洒在火热的土地上，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云阳的光荣。

《华阳国志》说巴郡“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又说“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姿态敦重。

云阳县志记载，云阳人民勤劳、勇敢、聪慧、热情、淳朴、豪爽，民风剽悍；重燃诺而轻生死，贵忠义而贱财帛；重亲情、不畏权势；民间崇忠臣、孝子、清官、义士，仅祭祀关羽、张飞、岳飞的祠庙曾多达数十处。

这一切就构成了云阳人民不怕牺牲、不畏强暴，忠勇爱国的一条历史红线。

（三）舍小家，为国家的移民精神破解了世界级难题从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至抗日战争中，云阳历史上曾有六次移民迁入，最大的一次就是湖广填四川。

据史料记载"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过程确实是存在过的，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

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但移民却是千真万确的。

"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偏误，甚至有一些歪曲。

《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湖广”就是今天的湖北与湖南地区，而移入移民中四川的湖北麻城与孝感县籍的又占第一位，估计这一地区是清初大规模移民入川时的重要中转站。

在蜀中老人口中与民间文学传诵中记载，几乎都将麻城与孝感二县误为“麻城县孝感洗脚上坎”的湖北人，其实遗漏了大多湖南、广西的移民（湘西凤凰县熊姓为例），这是一个被误传了的的现象。

那么为何这些地方的人要迁入四川呢？原因则是明末清初巴蜀地区人口锐减，锐减的原因，既有天灾，又有人祸。

先说天灾:在明代最后的70年中，有大旱，有大水，有蝗灾，有瘟疫。

如“大旱、蝗，至冬大饥，人相食，草木俱尽，道殣相望”（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五）；川南大水，“民登州堂及高阜者得免，余尽没”（《明史·五行志》）。

清初又有大疫，江津地区不少地方"“全村皆死”（嘉庆《江津县志》卷五）。

这类记载，比比皆是。

再说人祸:主要的不是指战场上两军的杀伤，而是指在战乱中对平民直接的屠杀和劫掠，使之人无居所，四处流沛避祸。

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土司杨应龙的叛乱；天启、崇祯年间，又有土司奢崇明的叛乱，当时"围城百日，大肆屠掠，所称沃野，已半没于荒烟茂草中矣"（康熙《成都府志》卷三五）。

明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李自成、张献忠军曾几度入川，最后张献忠在成都建国。

农民军要镇压"乡绅"、"官员"和各种反抗者，明军要镇压各地“喜于从贼者”，双方拉锯般作战十几年，也就铸成了十几年的粮荒。

张献忠摧毁了明代各级权力机构，但并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

在张献忠牺牲，农民军退走云贵之后，全省出现了十几年的权力真空，呈现出空前的无序状态。

当时的记载，是“四方乌合之众云集成都，……互相吞并者指不胜屈。

孑遗无几之民复见毙于群氛，田园荒芜，饥馑频仍，父子流离而人相食”（同上）。

张献忠部退出的同时，清军又进川来。

清军与残余明军和抗清武装的战火尚未完全熄灭，吴三桂叛军又与清军在四川大战，一直到康熙二十年（1680年）以后，巴蜀的战火才基本停熄。

巴蜀地区就是这样地经过了约80年的战乱加天灾，造成了人口的急剧下降，生产的极度荒残。

作为历次战火中心的成都平原情况尤为恶劣，原来的繁华城市竟有虎豹栖息。

以至清初的四川巡抚不能进驻成都，而驻在川北的保宁（今阆中），顺治十八年才入驻成都。

至于有的县城，则到康熙年间才修造县衙。

面对四川人烟如此稀少，经济如此残破的局面，清政权不得不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

一方面，将明代所设州县大量裁撤合并，就以过去最繁荣的成都、重庆两府为例，成都府裁撤了双流、彭县、崇宁、华阳；重庆府裁撤了大足、安居、璧山、铜梁、定远、武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