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与“左翼”文学经验

浅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与“左翼”文学经验

摘要“红色经典”作品风行于“十七年”及其以后的很长时间，而且发行量巨大、社会影响广泛深远，其形成的独特叙事模式也引起了广大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极大兴趣。本文以“红色经典”叙事模式的形成原因的探究为视角，通过对比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和“左翼”文学经验，来总结和探索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规律。关键词：“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左翼”文学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一“红色经典”模式化叙事的成因

所谓的“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其实就是“红色经典”作品的作者在处理同一类型的主题、人物、情节时不自觉地采用了类似的叙述手法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和创作模式，它是伴随着“红色经典作品”而产生的。时至今日，我们再审视这种时代特有的创作现象和创作模式，我们会发现历史和时代的变迁已经给它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了，它已逐渐演变成一种特有的审美意识，并根植于“十七年”作家们的内心世界里，深刻地影响着“十七年”作家们作品的创作。下面笔者将从四个方面来探究“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形成的原因。

1 政治意识形态转变的影响

“红色经典”作品是特有时代的产物，因而伴随“红色经典”作品而产生的“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也是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的烙印。20世纪中期，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中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社会的文学体制开始随着社会制度的转变悄然发生着变化，形成了以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学体制。这种新形成的文学体制在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下迅速地渗透到了中国文学文本的生产、传播、接受等所有流程中，并开始影响着中国文本作家的文学创作，久而久之“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便产生了。

2 苏联文学模式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红色经典”作品风行阶段正好是苏联社会文学理论著作大量被引入中国的阶段，因而我们不难想象“红色经典”作品的创作肯定会受到苏联文学创作模式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比较巨大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其实是苏联文学模式的中国化。因为当时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着领导地位，其文艺创作更是被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效仿的对象，当然中国也属于效仿的国家之一，如当时我国便将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等文学理论著作引入作为大学教材。还有就是当时中国社会流传着大量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这不仅让中国读者对苏联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影响并造就中国的一代作家，如我们现在还可以在“十七年”作家们的作品中看到苏联文学模式的影子，因而可想而知苏联文学模式对中国“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形成的推动作用是有多大。

3 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的吸纳与借鉴

随着社会制度的改变，我国开始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

社会主义国家，劳苦大众开始站起来当家作主了，同时加上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新文学为带有民间传统色彩的文学特征提供了新的生产空间和发展活力，于是深受劳苦大众欢迎的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自然而然地被吸纳到我国“红色经典”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去，同时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的基本样式和特征也顺利成章地成为了造就“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形成的一个重大因素，如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便是受了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文学滋养下才创作了一系列的“红色经典”作品。

4 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的熏陶

文学创作毕竟是个人对现实生活领悟后的精神生产活动，其在创作过程中形成的文学审美观也是因人而异的，因而如果我们将“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这种代表着一种文学审美观的创作现象仅局限地归纳为受政治意识形态转变的影响、受苏联文学模式中国化的影响和受中国古典文学和民间传统资源的滋润而形成的话，我们似乎有些过于武断，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以上三种因素对“红色经典”叙事模式形成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如我们在以王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和一大批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身上和作品中可以看到以上三种因素对“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形成的推动作用，但我们不否定和不能忽视的是这些作家们其实都有意或无意识地接受了以“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新文学传统的熏陶。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它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文化创作的洗礼运动，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

便是在这一场运动中认识文学和从事文学创作的，接受现实大众对自己进行思想启蒙或政治启蒙，这对他们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之路中有着莫大的影响，特别是“左翼”文学中所传递出来的文学品格和文学模式，更是可以说为“红色经典”叙事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向。

二“左翼经验”及其范式意义

“左翼”文学的历史经历是忐忑的，但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确实是无穷大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左翼”文学由于是在特定的时期产生的，伴随在新思潮的涌起和新生力量的崛起，让它拥有了一系列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中国当代文学家们的脑海中扎根发芽，因而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左翼”文学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学概念和一种创作模式早日渗透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家们的意识中了，如果需要用一种名词来概括这种沉淀现实的话，我想用“左翼经验”会比较恰当。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左翼经验”所留给我们的关于创作规范及其意义方面的宝贵资源。1931年10月，作为“左翼”文学创作的文学组织“左联”便对“左翼”文学的创作规范从创作题材、创作方法和创作形式进行详细的描述。首先是创作题材上，“左联”规定我们所有的“左翼”作家们必须要从帝国主义以及封建军阀主义对中国劳苦大众的残酷欺压、剥削和中国劳苦大众不甘于受欺压而奋起反抗斗争入手，并着重描述广大群众饱受压迫、剥削后的惨状和奋起反抗的英勇。其次是在创作方法上，“左联”规定我们所有的“左翼”作家必要

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指导自己进行创作，通过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及理论，来不断改善自己的创作方法，使创作出来的作品更贴近无产阶级。再者是创作形式上，“左联”规定我们所有的“左翼”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要注意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文字，他们必须是那些能让工人农民朋友所容易读得懂和看明白的语言文字，甚至有时候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运用方言。

由上“左联”对“左翼”作家的创作规范可知，其实“左翼”文学的创作理念和审美原则就不言而喻了，它也是“左翼经验”最为主要的表现。当然我们从历史发展轨迹上可以看到，其实“左翼”作家们在自己具体创作实践中对于“左联”要求的那些创作规范并不是百分百地遵守，当中也会存在不相容的地方，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创作规范作为“左翼经验”而被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家所传递下去，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是这些创作规范顺应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代文学改革的潮流，它被推到了开启文学创作新风的高度，因而会被人们长期所追捧；第二是从它处于时代境遇来看，其实它是以一种完备的创作理念和形态的姿态出现的，因而其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换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左翼经验”的形成及被推崇和传递下去，其实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演绎规律而导致的。如上文我们分析“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形成的原因一样，其实“左翼经验”的形成也与“红色经典”的叙事模式成因有着本质上的共通，它也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理念和民间传统资源的滋润的影响下顺应时代的潮流而产生的，这无形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