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百岁杨绛

走进名家

百岁杨绛：坐在人生边缘，看时间跑、地球转

编者按:

今年是杨绛先生一百岁生日,实际上，按照先生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做九不做十”，先生在2010年7月17日的生日已经过了100岁寿诞。钱锺书的堂弟钱钟鲁，生日前夕,曾和杨绛先生通过电话，问起办寿辰的事，先生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回顾先生的百年一生，她与钱锺书相濡以沫，甘心生活在钱锺书的光环底下，默默当着“钱办主任”；钱锺书去世之后，她独活到了今天，她说自己是“他们家留下来‘打扫战场’”的。她将余下的爱全都放到了为钱锺书整理手稿文集的事情上，对于自己，则正如翻译家高莽说的———

有人赞她是著名作家，她说:“没有这份野心。”

有人说她的作品畅销，她说:“那只是太阳晒在狗尾巴尖上的短暂间。”

有人说得到她的一本书总要珍藏起来，她说:“我的书过了几时，就只配在二折便宜书肆出售，或论斤卖。”

有人向她恳求墨宝，她说:“我的字只配写写大字报。”杨绛不惯于向人赠书，她认为赠书不外是让对方摆在书架上或换来几句赞美的话。

有人请她出国访问，她说:“我和锺书好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要散架了。”她说她最大的渴望是人们把她忘记。

低调：“我不过是一滴清水”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旧式的柜子、桌子。室内也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有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她非常满足于这样一种简朴的生活方式。多年前，国家要出资为她的房子装修，就遭到了她的拒绝。

她和钱锺书的低调，一度被人误读作清高、孤芳。黄永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披露：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拜年，钱家都在做事，放下事情去开门，来人说声“春节好”跨步正要进门，钱锺书只露出一隙门缝说：“谢谢！谢谢！我们很忙，谢谢！谢谢！”这让他很不高兴，说钱锺书伉俪不近人情。当然，更多的时候，这种拒绝别人的“苦差事”，还是由杨绛来做，她因此也自嘲是钱锺书的“拦路虎”。

诚如钱锺书堂弟钱钟鲁所说，杨绛对名利没有任何追求，不善也不喜交际应酬，她就想安安静静写作，平平淡淡度日。在她自己，低调是自然而然的事。对待自己的作品，她也是如此。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研讨会。

她还将自己的稿费和著作权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钱钟鲁如此转述杨绛的话，“她说，收到几十万元稿费得跑银行，还要去税务局交税，麻烦，著作权拿在手里更是烦心事，有时难得认真起来还要人打官司，不如交给学校管理。”

在杨绛传记作者罗银胜看来，杨绛和钱锺书选择低调、从容、“自我”的生活，可以说是“有心计”和考量后的结果，也是他们两人的生存之道。“联系到社会与时代的大背景，可以想象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左右’为难的时代里，他们夫妇二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不问世事’的选择是一种明智之举，这也让他们在低调中做到了幸运和成功。”

事实上，杨绛的低调，也隐含了她独特的人生智慧。杨绛深知，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一个人身上———得到了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她认为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的，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大胜利。这便是她的人生哲学。

成就：文学史上不容忽视

当我们习惯说杨绛是“钱锺书夫人”，很少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前，人们是以“杨绛的丈夫”来称呼钱锺书的。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杨绛涉足剧本，始因《称心如意》一炮走红，继因《弄真成假》、《风絮》而声名大噪；一度搞得钱锺书很紧张，生怕风头都叫杨绛抢去。直到钱锺书写出《围城》，这一局面才得到根本改观。

这并没有影响杨绛自己的文学成就。在评论家徐岱看来，一部《洗澡》就足以奠定她在百年中国女性写作史上不可轻视的位置。他用“审智”这个关键词来概括杨绛作品的独特价值。“不同于别的女作家在美学上的‘审情’立场，杨绛选择的是一种独特的‘审智’姿态。作为一种十分难得的美学特色，‘审智’要求作家在超越了相对肤浅的多愁善感之后，能如同曹雪芹所说的那样，体现出‘人情练达，世事洞明’的境界。”

境界的背后蕴含着生活的磨难与艰辛。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这样的会，有人提出意见，她称:“怕不够资格”。此后有会她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促使杨绛在三十年后写出了《洗澡》。

“三反”结束后，全国院系调整，杨先生被调入文学研究所外文组，她的工作是外国文学研究，写了《论菲尔丁》一文。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绛说:“我这面不成样的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她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

其时，她已接手上边交下来的任务，准备翻译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原著是西班牙文，她不懂。就先找来国外的译本看，如英文、法文、德文的，比较了五种译本以后，发现有些地方差别很大。杨绛想到，要想保证原汁原味，只有从西班牙文翻译。就这样，在这一年，她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学西班牙文。

两年后，杨绛开始翻译《堂·吉诃德》。1965年1月，第一部翻译完毕，并开始译第二部，很快“文革”爆发，8月初，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 直到1972年春，锺书与我才随第二批‘老弱病残’者从干校回北京。这时家中房屋被人占用，我们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去住。” 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杨绛接着日以继夜翻译《堂·吉诃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1月20日，《堂·吉诃德》第一、第二部全部定稿。次年搬入新居后，杨绛又将全书通校一遍，于5月初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4月底，《堂·吉诃德》出版。“6月，适逢西班牙国王、王后来中国访问。我参加国宴，小平同志为我介绍西班牙国王、王后。小平同志问《堂·吉诃德》是什么时候翻译的，我在握手间无暇细谈，只回答说‘今年出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