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消费行为理论

现代西方消费行为理论一、关于收入与消费的假说（消费函数理论）自凯恩斯１９３６年首先提出消费函数概念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对于收入决定消费这一基础命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提出了许多新的消费函数假说和理论，消费函数理论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１．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其主要理论观点是认为，人们的消费支出是由其当期的可支配收入决定的。

当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增加时，其中用于消费的数额也会增加，但是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随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下降的，而储蓄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是上升的。

２．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１９４９年，美国经济学家杜森贝里（Ｊ．Ｓ．Ｄｕｅｓｅｎｂｅｒｒｙ）从对消费者行为的分析和假定入手，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

该假说的核心内容是论证并揭示了了消费所存在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的规律。

杜森贝里认为，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受到自身收入的影响，还要受到他人的消费行为的影响，消费是有“示范效应”（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的。

基于这样的假定：与绝对消费水平相比，人们更关心自己与他人相比的相对消费水平。

同时，杜森贝利把消费行为的短期分析和长期分析结合起来，认为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受过去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受过去“高峰”时期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影响。

因此，消费支出的变化往往落后于收入的变化。

这种由于消费习惯的惯性所导致的现象被称为消费的“棘轮效应”（ＲａｔｃｈｅｔＥｆｆｅｃｔ）。

３．莫迪利阿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莫迪利阿尼（Ｆ．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是生命周期假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认为，人类行为的经验表明，个人消费或储蓄行为并不仅与现期收入有关。

人们总是试图把自己一生的全部收入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做最佳分配，从而获得最大效用。

一般而言，一个人在年轻时和年老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而在中年时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

为实现一生消费的效用最大化，一个人在其一生消费的现值不超过他一生收入的现值的条件下，会尽可能使他在一生中的消费保持恒定。

这样，一个人在生命的早期或晚期会是一个借款者或称负储蓄者，而在中年时则是一个正储蓄者。

因此，从总体上说，在一生中，虽然收入是不稳定的，但消费却相对稳定。

三、消费理论的新发展7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学的发展，消费理论研究也在不断向前探索，对上述权威理论提出了挑战和修改完善。

霍尔（Hall，1978）根据卢卡斯的思想，将理性预期方法引入消费理论，提出了随机游走假说（random walk hypothesis），将消费理论从确定性条件推进到不确定性条件。

霍尔的主要结论是，消费是随机游走过程，不能根据收入的变化来预测消费的变化，即消费的变化（Ct+1—Ct）不可预见。

由此随机游走假说催生了新的消费理论。

弗来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即消费与劳动收入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

对于消费“过度敏感性”的解释，有流动性约束(liquidity constraints)、不确定性(uncertainty)、统计中的加总误差、短视(myopia)。

弗莱文（Flavin，1985）利用美国宏观经济数据所作的定量分析发现，流动性约束是消费对收入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确定性也有助于解释消费对收入的过度敏感性。

Zeldes(1989)提出运用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理论可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

消费理论的这些新发展，表明决定消费的最主要因素是当前收入，从而进一步证实了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的正确性。

这个结论对于分析现阶段我国的消费不足，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４．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Ｍｉｌｔｏｎ・Ｆｒｉｅｄｍａｎ）是持久收入假说的提出者。

他在１９５７年出版的《消费函数理论》一书是持久收入假说的代表作。

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假说的基本出发点与莫迪利阿尼是相同的，即认为尽管收入在人的一生中是不稳定的，但消费却是稳定的。

假定消费者行为的目的是效用最大化。

在弗氏持久收入理论中，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是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持久收入的概念包含有预期的收入，因此没有任何直接的方式来估算它。

持久收入假定认为，消费者是从其可以支配和预期得到的全部收入的角度来安排现期消费的。

一般而言，持久收入会提高消费支出水平。

从理论上讲，就是当前收入的边际消费值低于长期平均消费值。

基于该假说的实证研究发现，收入变动大的人对长期收入估计偏低，收入稳定的人对长期收入预期看好。

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是在假定消费者完全理性的前提下来分析这一问题的。

生命周期假说与持久收入假说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以消费者根据长期收入进行消费和储蓄行为为基础的，它们被合称为前瞻的消费理论。

后来，经济学家把这两个理论合起来称之为“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简称为ＬＣ－ＰＩＨ。

与凯恩斯和杜森贝利的收入假说模型中的消费者不同，前瞻的消费理论中的消费者被假定为理性“前瞻”的主体，追求消费在不受当期收入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

5随机游走假说。

消费函数理论的发展前沿把“不确定性”引入消费函数是霍尔（ｈａｌ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７８年霍尔把理性预期的方法应用到消费者行为理论，融合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和理性预期，提出了具有重大理论创新意义的理性预期生命周期模型，即随机游走假说（ＲａｎｄｏｍＷａｌｋｉｎｇ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此后经济学家们在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的研究中却发现，消费与劳动收入的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进而提出了有关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以及实际消费变化小于理论估计值（基于消费与劳动收入变化正相关性模型计算的估计值）即所谓的消费“过度平滑性”。

上述两个实证检验结果对随机游走假说提出挑战，说明了该假说与实证研究结果之间的矛盾。

1、霍尔的随机游走假说从本质上讲，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模型的最大缺陷是不能合理解释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冲击对人们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

为此霍尔(Hall, 1978)用随机过程方法对其加以修正：在实际利率为常数，且等于时间偏好主观利率假定下，他得出如下结论：根据理性预期，按照持久收入假说寻找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Random Waiking)过程，可见霍尔的结论只是持久收入假说在理性预期下的发展；如果持久收入假说的逻辑正确，则理性预期持久收入假说也正确。

两者在本质上是统一的(朱国林，2003)。

然而，在随后大量的经验研究中出现了三类与随机游走假说不一致的难题。

其一，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消费的变化和预期收入正相关(过度敏感性)，对不可预期的收入不敏感(过度平滑性)，这被称为迪顿悖论。

其二，消费在时间上的预期增长，这与实际情况不吻合。

其三，老年人的储蓄行为差别很大，特别是那些退休时仅有少量财产的人和拥有高收入、受过良好教育、在退休时非常富有的人之间差异更加巨大。

为了解释经验研究与消费理论间的不一致，西方一些学者对霍尔的模型作了各种改进，成为消费函数理论发展的第三阶段。

由于随机游走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了弥补消费理论的缺陷，经济学家们又提出了许多假说，其中最著名的是流动性约束假说（Ｌｉｑｕｉｄ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ＬＣ）、预防性储蓄假说（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ａｖｉｎｇｓ，ＰＳ）和λ假说。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都是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基础上，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的修正。

与这两种假说不同，坎贝尔（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ｊｏｈｎ・ｙ）和曼丘（Ｍａｎｋｉｗ，ｎ？ｇｒｅｇｏｒｙ）从总和消费入手，建立了一个所谓的“λ模型”，被称之为“λ假说”。

λ假说也可以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流动性约束假说扎得斯(Zeldes,1989a)将流动性限制定义为某一较低的资产水平(相当于两个月的收入)，如果个人财产低于两个月的收入，消费者就是受流动性约束的。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流动性约束指由于信贷市场不完善，消费者无法无成本地借贷，即消费者在任何时候不能有负资产。

该理论认为消费者进行储蓄的动机是防止流动性约束；流动性限制可以从两个方面提高储蓄，其基本特征如下：第一，如果消费者在某些时期持有零资产，那么在这些时期其行为将遵循拇指法则，不过如果消费者只受到流动性约束，而不选择使用拇指法则，消费增长对预期的收入增长的反应就存在着非对称性。

第二，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者行为可能与不受流动性限制但有明显预防性动机的消费者行为相同。

在流动性约束模型中，增加不确定性的影响和较强的流动性限制的影响是等价的。

第三，在一个没有流动性限制的模型中，消费者所选择的现期消费使现期的边际效用和下一期支出远期支出的预期边际效用都均等化；对于受流动性限制的消费者来讲，他们仅仅在短期内熨平消费。

显而易见，如果典型消费者受到流动性约束，其一生的消费路径将会改变。

预防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风险厌恶的消费者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导致的额外储蓄（Leland，1968）。

例如，人们为了应付意料之外的未来开支，会进行更多的储蓄，这就刺激了家庭储蓄的增长。

经济学家把这成为预防性储蓄。

预防性储蓄理论吸收了生命周期理论中的消费者理性和效用最大化的假说,并引用不确定性理论以及消费者跨时期选择分析,认为消费者储蓄不仅仅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来平均分配财富,还为了防范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

3、预防性储蓄假说存在风险时，消费者在决定消费路径时不仅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多少，还要考虑持久收入的变化(风险)。

卡贝里罗认为(Caballero,1990)，风险主要体现为劳动收入的变化。

如果消费者不在乎风险，那么他会根据持久收入的变化而决定消费的变化，这时不存在过度平滑性。

但如考虑到风险，消费者必须同时进行预防性储蓄以规避风险，表现出过度平滑性。

根据跨期预算约束，过度敏感性也成立。

扎德斯(Zeldes,1989b)发现，在CRRA函数下，消费者有明显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特别是金融资产少，劳动收入不稳定的群体。

这些消费者明显对预测到的收入变化反应过敏，而对未预测到的收入反应迟钝(平滑)。

然而，布郎宁和卢萨迪(Browning and Lusardi,1996)指出，就象许多人不受流动性约束影响一样，许多公众由于有足够的资产或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使得预防性储蓄动机不那么重要。

凯恩斯的不朽贡献。

模型Zeldes的预防性储蓄模型条件是：W t+1=(W t−C t)(1+R)+Y t+1，C t≥0，W T−C T≥0W t是t期的金融财富(已经收到收入并且还没有消费)，R代表t期与t+1期之间的真实利率，Y t是t期的劳动收入，C t是t期的消费，E t是基于t期信息条件下的期望，U是一期效用方程，T是非随机的死亡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