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创作中悲剧意识艺术表现

萧红创作中悲剧意识的艺术表现
摘要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富个性的女作家。

她的创作中充满浓郁而深沉的悲剧意识。

在艺术表现上，萧红非常注重对悲剧意象的提炼和悲剧氛围的渲染，擅于将主观的情绪感受融于创作中，并且尝试在悲剧题材中融进喜剧性因素，以喜衬悲，增强了悲剧的感染力，丰富了作品的悲剧内涵。

关键词：萧红悲剧意识艺术表现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富个性的女作家。

她一生寂寞坎坷，屡遭磨难。

萧红将自己深刻的悲剧体验融于她的创作中，在自己营构的艺术世界里，书写人生的悲凉和生命的迷惘。

萧红书写自我，又能超越自我，她将自己浸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感与现实生活中弥漫着的悲剧氛围相交融，以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观照她所熟悉的乡土社会的生命形态和生存境遇，取材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深沉有力地揭示着生命的悲剧、人生的悲剧和女性的悲剧，传达出她对生命痛苦的抚慰关怀，和对人性尊严、人生温暖的深切呼唤，从而使其创作渗透着一种浓郁而深沉的悲剧意识和独特而丰厚的文化内涵。

在艺术表现上，萧红非常注重对悲剧意象的提炼和悲剧氛围的渲染，擅于将主观的情绪感受融于创作中，并且尝试在悲剧题材中融入喜剧性因素，以喜衬悲，增强了悲剧的感染力，使她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

一悲剧意象的提炼和渲染
萧红的悲剧意识，以各种方式得到了体现，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悲剧意象的提炼和渲染。

在萧红作品中，有一个笼罩一切、无处不在的意象，那就是死亡意象。

死亡意象是表现生命悲剧的重要意象之一。

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派人活活烧死了；哑老人的孙女小岚遭到女工头的毒打死了；美丽善良的月英患了重病在亲人的冷眼中死了；健康活泼的小团圆媳妇也被自己的家人狠狠地“规矩”死了；美丽大方的王大姐在周围四邻的风言风语中凄惨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端庄娴静的翠姨也默无声息地以生命殉了情；小良子为了寻找在地主家当乳娘的母亲，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王婆的三岁的女儿因为得不到大人的照看而摔死在铁犁上；呼兰城的造纸房里一个私生子活活地饿死了……死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另外，像疾病、瘟疫、坟墓、棺材、屠场、鲜血、尸骨等意象，也构成了对生命的直接的否定，因而也都成为具有表现力的悲剧意象。

这些意象补充和强化着死亡意象的悲剧意蕴，它们与死亡意象一起共同构成了作品的悲凉、阴暗、恐怖的整体氛围，让人们感到无比的压抑和沉重。

《生死场》中反复出现的“乱坟岗子”就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一个悲剧意象。

“乱坟岗子，死尸狼藉在那里，无人掩埋，野狗活跃在尸群里”，“乱坟岗子不知洒干多少悲惨的眼泪？永远悲惨的地带，连个乌鸦也不落下”，阴森恐怖的“乱坟岗子”，露出它狰狞的面容和魔鬼般的微笑悄悄地拥住每一个人，它是村民们惟一的归宿。

在这里，“人死了听不见哭声，静悄地抬草捆或是棺材向着乱坟岗子
走去，接接连连的，不断……”“乱坟岗子”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死场”，它也变成了“生场”，它联系着村民们痛苦麻木的生命状态，如死般的生，比死更不如的生，为了死而降临的生，“死”与“生”已经模糊了界线。

“乱坟岗子”也不仅仅是“死”的归宿，它不只是诉说着“死”的悲剧，而是村民们整个生命的悲剧。

“乱坟岗子”的描写，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意识。

在萧红的一些作品中，尽管死亡意象有所冲淡，但通过一些特殊意象的描述，我们仍然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深刻的悲剧意味。

在短篇小说《手》中，作者通过一双特殊的“手”，描写了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孩子的悲剧命运。

可以说，“手”在作品中已构成一个意味深长的意象。

王亚明同学有一双非常特殊的“手”：“蓝的，黑的，又好像紫的；从指甲一直变色到手腕以上。

”这双手之所以变成这样的颜色，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染坊家庭，为了养家糊口，王亚明和父兄姐妹不得不长年累月地把手浸泡在染缸里劳作，原本白嫩的手因此染上永远洗不干净的颜色。

王亚明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学点文化，省吃俭用把她送进学校，谁知道她的厄运也接踵而至。

就因为她的这双粗黑的手，同学们嘲弄她，排斥她，避之若瘟神，宿舍里容纳不下她的一席之地，她只好睡在过道的长椅上度过漫漫黑夜。

校长也用轻蔑的语调和态度奚落她，辱骂她，因为她的手的特别的颜色影响到学校的集体形象，竟被取消了上早操的资格。

除了校长同学外，舍监老太太和校役也都歧视她。

王亚明并没有怨天
尤人，她默默承受着别人的冷眼和巨大压力，争分夺秒地刻苦学习。

然而，她的努力并没有换来好的回报，最终还是被无情地赶出了学校，被那个所谓的“文明世界”驱逐出去……这所有的一切不幸，都源于她那双特殊的粗黑的手！
二浓郁的抒情意味
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是凭个人的天才和感觉在创作”，她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散文和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

她常常透过自己寂寞悲凉的生活来看荒漠人生上演的一幕幕生生死死的悲剧，把个人的痛苦，与那个时代的痛苦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痛苦融为一体，把个人的不幸融入到她笔下的人物的不幸之中，去探究书写生命的苦难和人生的忧患。

为了便于情感的抒发，萧红大多在作品中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作品中的“我”，有的就是故事的主人公，有的则是故事的见证人，也是主宰读者感情的人。

萧红是一个“感情胜过理智”的自传型作家，只有这种角度才能契合于她的天性，才能使她的话语和情感得以充分的表达。

《牛车上》通过“我”和五云嫂在牛车上的交谈，叙写了五云嫂的丈夫被抓去当兵，因领头逃跑而被“就地正法”，撇下她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的悲惨遭遇。

整部作品都是在“我”这个满身稚气不谙世事的女孩的不断询问和观察中，反映出五云嫂的情绪变化和内心的悲苦，进而加深了作品凄清哀愁的气氛，使小说犹如一首节奏徐缓、格调沉郁、感情悲戚的抒情诗。

萧红还善于在作品中以景启情，借景抒情，情与景达到水乳交融。

《小城三月》中，写翠姨在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下，为情所伤，抑郁而亡，给人留下不尽的哀思和惋惜。

而文章不著一个“悲”字，却将这种悲愤、悲哀之情融入到景物的描绘中。

“翠姨坟头的青籽已经发芽了，一掀一掀地和土连成了一片，坟头显出淡淡的青色，常常会有白色的山羊跑过。

”在这幅色彩凄凉的画面中，寄寓了“我”对翠姨爱情和命运的伤悼之情，同时也蕴含作者不忍明言的人生如梦的身世之叹。

萧红作品的抒情性还来自她独特的语言风格。

萧红作品的语言是平淡质朴的，没有矫情，没有雕饰，拙朴天成，一派自然，但在平实的文字中，我们分明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其中潜藏的深沉情感。

我们看一看《呼兰河传》“尾声”里的几段话：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

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

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

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依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的句型，回环复沓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与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

拙朴平淡的语气中，表达了“我”对祖父和故园的深深怀念，同时也渗透着一种深厚的沧桑感和失落感。

三以喜衬悲更显其悲
萧红的小说，就内容而言，大多是悲剧性的；而表现形式，又通常是喜剧性的。

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的有机结合，使她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美学风格，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讽刺和幽默是喜剧的主要表现手法，在萧红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运用。

《家族以外的人》中的有二伯，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一无所有，无依无靠，身世十分凄凉，靠给地主做工为生。

但他的性格中有着许多喜剧性的因素：他因与张姓地主同宗而洋洋得意；他最高兴的是别人以“二掌柜的”、“二东家”称呼他，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笑逐颜开”，摆出十分庄严的样子；他心口不一，大言不惭，嚷着要上吊，挂起了绳子，人却坐在墙根边，要跳井，人却坐在离井口五十步之外的柴堆上。

周围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他只有通过自言自语来排解孤独，通过指桑骂槐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怨气。

长期的被压迫被奴役使他变成了一个奴性十足、自怨自艾的可怜虫。

有二伯的种种古怪滑稽的言行，让人们发笑的同时，又不由得让人感到了无尽的悲凉和深深的同情。

《呼兰河传》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东二道街上”那个有
“五六尺深的大泥坑”。

这个“大泥坑”里淹死过鸡、鸭、猪、狗，还有小孩，它阻碍车马、行人，危害生命，但呼兰居民宁肯站在坑旁说长道短当看客，也无人想到要填平它。

人们心安理得，乐得在旱天围观牵马抬车的盛举，乐得在雨天充当攀援板墙跳跃泥坑的冒险英雄，乐得在白天能够咀嚼到被淹死的便宜猪肉，乐得在黑夜静听寡妇哀哭死于泥坑的孩子。

他们从“大泥坑”中获得了人生的满足和乐趣，把生命消磨在寂寞的嚷闹中，没有人想到去改变这样的现状。

萧红之所以对大泥坑做如此详尽的描写，并勾画出呼兰人对大泥坑的种种态度，包含着深长的象征意蕴。

大泥坑联系着人们的悲苦生活、人们麻木的心理和小城阴暗闭塞的社会氛围。

大泥坑实际上已成为呼兰城的形象写照，是呼兰城特征的具象化：它沉滞混沌，吞没一切生灵，是阻碍社会前进的陷阱。

呼兰人宁愿绕道而行，或铤而走险，或做无聊的看客，却不去想办法改变它。

作者在讽刺性的描写中，表达了深沉的悲哀和思索。

传统的旧生活养成了群众的愚昧，无数的悲剧由愚昧酿出。

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为了把她“规矩出个人来”，用尽各种办法，用皮鞭抽，用烧红的烙铁烙，用开水烫，跳神弄鬼，邻居们纷纷议论围观……还有那些甘愿在大风雪之夜穿了毡靴、戴上皮帽潜在别人窗下探听隐私的空虚无聊的人们，等等。

一出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丑剧，萧红是用看似轻松的笔调来写的，而在这“轻松”背后，却跳动着一颗沉重而痛苦的心。

为什么这样寂寞的地方住着如此愚昧麻木的人民？为什么他们过
着庸俗卑微的生活却能悠然自乐？为什么他们在饱受损害侮辱的
同时却又热衷于破坏别人的幸福？这一出出愚昧落后的闹剧，无不饱蘸着作者辛酸的泪写出，它使人在哑然失笑之后，感到悲哀和压抑，因而想要哭出来，这是一种“含泪的微笑”，它会把人引向更深层的思索。

萧红的讽刺艺术到了写《马伯乐》的时候，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呼兰河传》中那种时而幽默、时而嘲讽的笔触发展为辛辣的讽刺、犀利的剖析。

萧红通篇运用冷嘲热讽的语言，通过漫画和夸张的手法，刻画了马伯乐这一悲剧性人物。

小说集胆小鬼、钱迷、洋奴、寄生虫诸种品格于马伯乐之一身，在抗日战争动荡的背景下展现他的种种窘相和丑态。

作品抓住人物种种可笑可鄙的癖性和细节加以放大，夹进充满反语的议论，通篇充满了喜剧色彩。

作品以辛辣的讽刺，对那种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只顾个人安危而忘记民族大义、贪生怕死而落荒逃难的庸才和懦夫，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葛浩文曾对此文评价说：“《马伯乐》这本书仍是非常成功，它读来令人捧腹。

书中的幽默与讽刺笔调，刻画出战时中国的形形色色，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
法国的喜剧大师莫里哀曾经说过：“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的了。

恶习变成人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的打击。

”萧红在悲剧性的内容中融入了喜剧性的因素，在诙谐讽刺背后隐含着作者改造“国民劣根性”的迫切愿望。

以喜衬悲，更见其悲，作品这种形喜实悲的悲喜剧色彩，也正是作品产生巨大艺术魅
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参考文献：
[1] 胡风：《悼萧红》，季红真编：《萧萧落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何晓晔，女，1973—，江苏如皋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