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优生胎教思想

中国古代的优生胎教思想

专业：历史学

学生姓名：史晓亮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学号：2010213239

中国古代的优生胎教思想

我是第一次接触《人类遗传与优生》这门课，但对于其中一些思想，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早已经接触过了。半个学期结束了，作为历史系的学生，下面我谈一谈中国历史上的优生胎教思想。

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11世纪就产生了朴素的“优生”思想,并开始实践。我国古代人在选择配偶时,首先就考虑怎么才能生育身心健康的孩子。西汉思想家贾谊在《新书·胎教》中说:“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详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倘有不善,三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庚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鸣呼戒之哉,无养乳虎将伤天下。”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人为子孙后代选择妻子,都要选择那些世世代代家风好的女子。选这样的女子做妻子,生育的孩子就会有好的品德,不会胡作非为,假若有不良的行为,母亲家族的人还会帮助教育。好人家的女子生的孩子品德就会好,家风不良家庭的女子生的孩子就会品德不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并实施胎教的国家。经过2000年历代学者、中医学家的研究，以及宫廷内外的推行，逐渐形成了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胎教思想体系。

西汉政治家贾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论证胎教问题的一位学者。他在自己撰写的《新书》中专有“胎教”一章。他认为对胎儿实施多方面的教育是很有必要的。提出胎教的目的在于“正礼”，即孕妇生活中的一切内容都应该符合“礼”的要求与规范。同时代的另一位学者刘向著有《列女传》，涉及胎教方面的内容更为广泛，他认为胎儿能够感知母体内、外的刺激，提出孕妇的身心健康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胎教的目的在于“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

东汉杰出思想家王充对胎教颇有见解，他认为人之性所以有贤愚善恶，并非天意的结果，而是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故性有善恶也”。

南北朝著名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有“教子篇”，他认为家庭教育越早越好，早到何时?他主张从胎儿开始，要求孕妇安居闲静、谨守礼法，使胎儿受到良好的影响。

南宋礼学大师、著名教育家朱熹，一生很重视儿童教育，对胎教也颇感兴趣，

他十分赞颂周文王之母太任，称赞其性端‘诚庄，唯德是行，能胎教。他说：“端正纯一、诚实庄肃，性之美也，唯德是行，行之美也……太任性行既美。”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方》一书中，提出教育儿童必须从胎教入手。也进一步阐明了逐月养胎之法。宋朝陈自明撰《妇人良方大全》及《便产须知》则忠告孕妇“勿乱服药、勿过饮酒、勿妄针灸……”“勿举重、登高、涉险……时时行步，勿劳力过伤……衣毋太温，食毋太饱”。到了明清胎教理论更加完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主张建立以提高人口质量的胎教院。

可见，古代学者已经十分注意孕妇的衣食住行，情志视听等对胎儿发育的影响。并提出了实施胎教的具体内容及方法。虽然这些理论尚缺乏科学考察和论据，但不无道理，而且有些观点和现代胎教理论也是十分吻合的。

胎教与胎养有联系，又有区别。胎教侧重于通过对母体的精神和心理状态的调理，以促进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和进行早期智力教育。胎教一般始于妊娠三月以后，因为古人认为此时胎儿方开始定型和接受胎教。

胎教的内容多以女性在妊娠期的"七情"调节和以真、善、美的言行去影响、感化胎儿，以达优生目的，奠定下日后成材的基础。对于胎教，今日亦认为，胎儿并非无知的生命，随着在母体内的生长发育，能不断吸收通过母体传入的各种信息，故人的聪明才智，孕育启蒙于胎儿期，是以古人对胎教的倡导，值得今人继承与发扬。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优生思想，但这一史实至今尚不为大多数国人所知。本文从浩若烟海的历史典籍里撷取若干反映优生思想的史料片断，以期使读者们窥一斑而知其全豹，明了优生思想同节育思想一样，也是中华民族迭代相传的生育观念。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理当继承发扬的光辉遗产。

一、力陈早婚之害，提倡晚婚、节欲、少生

古代由于生活、医疗水平低下，人口养育繁衍颇为不易，而密集型劳动和战争频仍又需要大量人力资源，故在整个古代，早婚、早生、多育一直是居支配地位的生育观念。早婚早生多育所显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引起医学家和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家们的注意。自西周起，即不断有人从优生优育的角度揭露早婚早生的弊害，提倡晚婚、节欲、少生。西周时期对贵族子女婚配的年龄规定“令男三十而取（娶），女二十而嫁”，可以说是中国倡行晚婚的最早记载。

西汉宣帝时，谏大夫王吉对汉高祖以来推行的早婚多育政策提出批评。《汉书•王吉传》记载他的意见说：“吉以为夫妇，人伦大纲，寿夭之萌也。世俗婚娶太早，未知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即是说，早婚者年龄太轻，不具备作为父母必备的生儿育女知识，一方面导致人口死亡率高，同时也不利于幼儿的教育成长。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其所著《论衡》中，多处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早婚、早先、多育观念的反对意见。他从遗传学的角度指出：人的素质同其父母的禀性密切相关，若“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反之则“气少泊而体”羸窳”；父母的身体强弱决定着子女的寿命长短，“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命短则多病，寿短。”王允进一步解释须节欲少生的道理说：“妇人疏乳者（生子少）者子活，数乳（生子多）者子死。何则？疏而气渥，子坚强；数而气薄，子软弱也。”

东汉的另一名学者桓谭在其所著的《桓子新论》中也揭露早婚多育的弊害说：“后世遭衰薄弱气，嫁娶又不时，勤苦过度，而以身生子女皆俱伤，而筋骨血气不充强，故多凶短折，中年夭卒。”

南齐大夫褚澄有《褚氏遗书》十卷传世，之中也表达了著者的晚婚优生思想。同王允一样，褚澄也从遗传学的角度指出早婚的害处说：“男子精未通而御女以通精，则五体有不满之处。异日有难状之疾”，“是以父一体废，则子一肢不肖，其母一目亏，则子一目不肖。”

褚澄指出男女婚配的年龄差别应该适当，交合生育必须男女身体强健时为之，否则将有害于夫妇并祸延子女：“父少母老，产女必亡，母壮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子，首察乎此。补羸滋血，女则壮脾，补弱男则壮脾节次。羸女宜近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此疾外所务之本，不可不察也。”褚澄提出女子二十三四岁、男子三十岁为嫁娶的最佳年龄，并告诫夫妇婚后应节制房事，少生育子女，若纵欲，“合而令男子多”，则“历枯虚人”，多生孩子“产乳众”，将“血枯杀人”。褚澄还第一次对《周礼》的晚婚规定作了较科学的解释。他在《问子》篇说：“合男女必当其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用阴阳气完时而后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也，阴气早泻，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