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

儒学与中国传统农学

儒学对于农学发展的阻碍，源于儒家思想对于士人务农的鄙视。这里的务

农不仅包括直接参与农业生产，同时也包括与农业有关的学习、研究和著述。

最典型的就是孔子鄙樊须的故事。"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视务农为小人之事，并非孔子所独有，孟子也有同样的看法。

儒家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鄙视，又源于儒家的社会分工思想。孔子在斥樊

迟为小人之后，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矣，焉用稼。"认为只要统治者讲究礼、义、信，统治好老百姓，就不用自己直接去从事农业生产。儒家的社

会分工思想，最典型的表述见于孟子对于许行的批评。许行号称是神农学说的

门徒，主张自食其力，"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餮而治。"而孟子则认为社会有

分工，百工之间可以互通有无，相互为用，同时又主张社会分工不同，从事不

同职业的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

义也。"

农业者，食人之事；务农者，劳力之人。因此，务农之人自然也就是小人。何谓"小人"?何谓"君子"?孔子还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农之为事，重在地利，理当属于小人之事。因此，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

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

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

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又如，有的农书直接用"鄙"字来命名，而农书的作者则不敢留下真名实姓，如无名氏的《鄙记》和借托明代刘基所编著的

《多能鄙事》。这多少有点自嘲的意味。

农书以外的一些著述中，也流露出同样的情绪。如许多地方志在记载各地

农作物时都非常简略，何以如此，以宋嘉泰《吴兴志》为例，访该书在记录了

10个水稻品种名称之后，接着说："询之农人，粳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当然，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如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

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有趣的是，"多能鄙事"一词竟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载："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些农学家在自卑的同时，力求心理平衡的一种努力。这种努力，后世称

为阿Q的精神胜利法。他们不仅借假圣人之口，而且还尽量附庸风雅，倾注自

己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以区别于一般务农的"小人"。

因此，深知务农为小人之事的贾思勰在作农书时不得不"采捃经传"，以抬

高自己的身价。元代的王祯《农书》亦是如此，明阎闳《新刻东鲁王氏农书》

序曰："是书据六经，该群史，旁兼诸子百家，以及殊方异俗咸著，亦用心矣。"经传的影响不仅闪烁农书的字里行间，甚至在书名上受其影响。《齐民要术》或许正是受到了"经传"的影响，"齐民"即治理人民之意，也就是"序"中所说的"安民"，贾思勰总结了历史上统治人民经验，认为"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

安民，富而教之。"而富而后教的倡导者最早便孔子，此外，孔子还提出了"齐民"的思想，《论语·》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政，

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记·缁衣》亦言："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

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贾思勰将农书命名为"齐民

要术"或许正是从此而出。

清代包世臣在其所著的一书中，也借用了"齐民"一词，称为《齐民四术》，他的意义很明确，即治理百姓的四种法术，具体说来就是农、礼、刑、兵四种

统治百姓的法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农以养之，礼以教之，不率教则有刑，刑之大则为兵。"书中虽然记载了一些农业生产技术，但并不是为农而谈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治平之枢在郡县，而郡县之治首农桑。"所以写作"农政"

的目的就在于治平。农只是一种手段，政才是目的。这是做为农学家的中国古

代知识分子寻求心理平衡的一种选择。也是做为政治家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

一种追求。

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就是名符其实的农学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尽管书

中的内容几乎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书中却贯穿着一

个基本思想，这就是徐光启的治国治民思想，所以尽管书的内容包罗万象，但

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农政措施，二是农业技术。前者是全书的纲，

而后者则是实现纲领的具体措施。于是《农政全书》与先前的一些大型的农书

相比，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它增加了许多屯垦、水利和荒政三个方面的

内容，其中尤以荒政的篇幅最多，占六十卷中的十八卷。这是前所未有的。何

以如此?除了当时社会存在某种危机以外，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徐光启的心目中，农业只不过是一种"齐民"之术。

有些农书虽然在书名上看不出任何为政治服务的倾向，如清代刘应棠的

《梭山农谱》，但书中的字里行间却充满着各种政治主张。如果说刘应棠的

《梭山农谱》还属于借题发挥的话，杨双山的《知本提纲》则完全是按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信条来演说其道理，因此，农业生产技术只在其中

占有很小的部分，后来作者又把这本书有关修身、齐家的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

成《修齐直指》一书。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他不仅影响了一般人对

于农业生产的看法，也影响了古代农学家著书立说，他们一方面著作农书，一

方面又耻作"农家者流"，而以治国、平天下相标榜。

有些农学家深知自己人微言轻，无以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于是便希望通

过一些有识之士来推而广之，以达到作为社会良心的目的。例如，陈甫在《农书》序中说："自念人微言轻，虽能为可信可用，而不能使人必信必用也。惟藉仁人君子，能取信于人者，以利天下之心为心，庶能推而广之，以行于此时而

利后世，少裨吾圣君贤相财成之道，辅相之宜，以左右斯民。"而书中"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