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大题尔雅(个人总结)

（2）自强不息、兼容并包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正是这种精神，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赋予中国文化以创造力和持久性。无数仁人志士，在身处逆境之际，总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一己生命安危，奋起抗争，鞠躬尽瘁，表现出一种刚健有为的人格力量。历史上华夏民族人口众多、文化先进，中国文化不仅善于在内部融合吸收各族文化的精华，而且也能接受外来文化，如印度佛教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欧洲文化等。正是这种兼容并蓄的精神，才使得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得以加强、中国文化的传承得以久远。
对于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士大夫的转变，个人认为是极为痛苦的，当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这样一个晦暗的时代时，所能做的只能是埋葬自己的远大志向，用玄虚清谈和及时行乐使自己精神麻木，也向黑暗的社会抗议。
3宗教在上古时期如何起到族群凝聚的作用
上古时期，人类的原始意识首先是对周围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可是，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原始人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而无法使周围的自然界服从自己，在他们眼里，自然界是险恶的、捉摸不透的，这些都使原始人感到不可理解，使他们对自然环境产生一种恐惧心理。同时，人类自身的做梦、疾病、死亡等现象，也使原始人感到深不可测。
冥冥之中，他们只觉得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类命运。这种力量时而给人类带来光明和温暖，时而又给人类带来疾病和灾难。当原始人无法解释自然力量的作用时，就把自己的意志、愿望和感情赋予他周围的世界，觉得整个自然界都是有生命的。结果自然界的种种物体和现象都被神化或人格化了，产生了最初的"万物有灵"的宗教思想。同时，原始人利用祷告、礼拜、祭祀等方式，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平安无事，帮助他们战胜无法预料又无力抵御的灾难。这样种原始宗教一一自然宗教，便在一片祷告声中诞生了。
（1）天人合一、物我相通
"先哲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道，道在创生天地万物的同时，也创生了人。人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地、人始终是宇宙大化这一整体世界中的有机构成。，中国文化不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天人合一、物我相通。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含义，就是充分肯定天道与人性的相通相感，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共处。
（2）行为：由通脱到放纵再到平和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汉代士人一直以“ 内圣外王”作为自己的终极目标，汉末士大夫依旧秉承了汉代儒士注重名节操守的传统。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在这种背景下，士人将砥砺名节与追求个性独立、人格完善结合起来，这与西汉士人一切唯经是从、唯君是尊的传统士风有很大不同，简言之，汉末士人在行为上具有尚通脱的特点。
2试述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士大夫文化转变
两汉至魏晋南北朝，由于社会时局的变化，士人在言语上由切近人事的清议转变为玄远旷达的清谈，在行为上由通脱变为放诞后又归于平和，在思想上由崇儒转为玄佛。
(1)言语：由清议到清谈
汉魏晋士人往往以言论水平的高低来评判一个人学识、才能。谈论之风起于两汉，盛于魏晋，但各个时期谈论的内容却各不相同。两汉的谈论（称为清议），偏重于评论政事、臧否人物，直至汉末，士大夫不仅敢于对时政发表自己的见解，且欲通过提拔一些优秀人才充实官员队伍来改革朝廷弊政，在这一点上，由于东汉采用察举和征辟制度选拔官员，都以对人物的考察评议为依据。
6在族群融合中，礼乐起着怎样的作用？
答：公羊传中写到一个观点就是不论你是华夏还是夷狄主要是由中原纹理、杜中华文化你就是华夏，反之即使你是周室子侄你要是行为野蛮你就是夷狄。也就是说谁有了华夏文明谁就是正统，这是一种开明的文化，有助于中国民族的融合。这种文化的融合开始于周代，也就是族群代兴的结束。周人对于殷商人采取了基本上算是绥靖的政策，这种绥靖政策长了以后就开始发生融合了。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想什么方向融合，拿什么去融合，这个东西便是礼乐。礼乐文明就是一种精神表象的形式，不懂得诗篇就傻了。周礼在外交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不懂礼就没法与别国交往，同时周礼还有着教化的作用，礼乐知识的教化是文化对人的一个雕琢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文化雕琢出来的，文明是慢慢养成的，人的性格也是一种文化产品。所谓的礼乐文明就是一种尚德行的文明，德行是第一要务。周家建立了这儿文化就是一个精神的革命，她把殷商人隔绝开的对五帝对上天的崇拜又重新建立起来了，也用来解释殷商人因为没有了德行才被周人取代。礼乐文明的一个核心性的概念就是强调德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彬彬有礼、互敬互让，礼仪要谦卑自己、恭敬别人。此外，中国的礼仪及其详细，崇尚文雅，她是综合了殷商以来的习惯然后慢慢提升出来，然后表达一种社会的精神理念，强调和谐，强调谦让，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比如商品名、厂商、产品形式、价格、产品简介、起作用的成分等等
1中国文化的意蕴
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持续不绝，历久弥坚，必然有其不断发展的内在意蕴。这内在意蕴就是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文化的基本意蕴主要为: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
宗教都有其崇拜的偶像，我国远古的原始宗教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认识水平，主要是自然崇拜。原始人面对横暴肆虐的天灾人祸束手无策，只好将自然界中某种动植物、无生物视为自己的亲属、祖先，祈求庇护，这种动植物、无生物就成了图腾。他们为图腾举行各种巫术或祭祀仪式，禁杀图腾物，树立图腾信仰，遵守各种禁忌。传说黄帝氏族以云命名，炎帝氏族以火命名，共工氏族以水命名。云、火、水、龙、鸟就是他们崇拜的图腾。把自然界的日月星辰、风云雪雨乃至名山大川神化，进而把它们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加以崇拜，祈求它们的保护和赐福。《礼记·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原始人出于对自然物的感激与恐惧，用贡献牺牲、舞蹈礼拜等方式祭祀各种自然神灵，以祈福消灾，族群内部便在这种共同宗教崇拜文化的影响下凝聚在了一起。
4你对大同观念的理解
大同是与天下观念、天人合一观念一起提出来的一种对中国及其文化有深远影响的思想，主要是出自儒家，但是道家墨家都有类似的思想，这是一种最终极的理想关怀，与其相似，西方也有伊甸园的观点、印度有“与大梵天合一”的说法。大同就是大道之行也即在最理想的社会下，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用，修和睦，人要爱其子也唉别人之子，要善待自己的父母也善待别人的父母，整个社会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还有残疾者都能活下去，我们为社会出大力气，不只为自己，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就是大同的理想，是一个最好的境界。这段文字对后世中国有深远的影响，而且天下为公即使是在现在社会主义的时期也无法实现，但是选贤与能在中国社会中还是能够得到一些实现的，尤其是古代的察举制、科举制的实行对于举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之间还不乏兼顾道德的考察，只不过在实行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偏差，阻碍了历史进步。至于人不独其亲子其子则是出发自儒家的道德观点，要从自己的父母兄弟爱起，在爱及亲戚邻里，由近及远的外推。再者弱势群体有所养则是一个社会的公道，这也是一个社会的普遍和谐。至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是一种很好的社会风气，在与大同一起出现的小康社会的思想中已经有了私心，大道已隐，天下为家。因此大同是一种思想中的至高理想。
魏晋政治斗争，司马氏集团占据上风，把持朝政，表面上提倡教化，实际上玩弄权术，铲除异己，正直之士虽不齿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回天无力，只能韬光养晦，狂诞放任。
士大夫们一方面追求精神的自由超脱，另一方面也不忘自己的责任，努力维护世俗的名誉和利益。至东晋之世，佛教盛行，士人在佛学的熏陶下注重心灵世界的自我完善，而江南的名山秀水又为这种心灵内省提供了良机，因此东晋名士的放诞行为少了，更多的是在自然中寻觅内心的宁静闲适，其标志性行为是流连山水。东晋名士在追求精神超脱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地脱离现实，疏远政治。正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双重人格，东晋名士在行为上既不辱官箴，又尽显风流，表现出清和风雅的特点。
（3）思想：由崇儒到玄佛
汉代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遂成为经典，以经学的形式得到广泛传播。汉代经学较先秦儒学增添了天人感应的思想，这使得经学本身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西汉末年，经学又与荒唐迷信结合，形成一股反理性的思想逆流，最终使儒学面临危机。
东汉末年，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了严重危机，士人开始寻找新的精神家园。在这种情况下，道家学说一时身价倍增，深受士人的青睐。玄学并不完全排斥儒学，它力图把道家的“ 自然”与儒家的教化加以融通，道家思想强调一切都要顺其自然，清静无为，否定儒家的伦常道德，这对看透了儒学虚伪的士人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这样，道家玄学发展到东晋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一面继续与儒学结合，一面开始与佛学合流。玄学与佛学本是互不相关的两种哲学形态，但它们在很多方面有相通之处。首先，玄学与佛学都具有脱离世俗的形而上精神，这是它们能够融合的思想基础；其次，玄佛都主张清静无为，修心养性，追求超然的境界，这些都是玄佛得以合流的理论依据。
（4）和而不同、中行无咎
中国文化还具有贵“和”尚“中”的意蕴。“和”是把众多矛盾的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中”是在“和”的基础上所达到的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境界，做事有分寸就不会引起相反的效果。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量的限度，达不到这个限度，事物就不能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超过这个限度，事物就发生质变，朝反面转化了。所以，只有“中”才是保险安全之道。这种思想使得中国人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存小异，自觉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注重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
（3）以人பைடு நூலகம்本、崇尚道德
以人为本的思想表现在价值观上便是对道德的崇尚。中国文化基本上是反功利主义的，古代君子大多能自觉地加强道德修养，致力人格完善。他们对道德完善的追求，往往超过对生活改善的兴趣。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惟一的平等观念，就是人人在道德面前平等。儒家鼓励民众，忍受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以换取道德上平等的箴言。
然而，魏晋之交，许多士人被卷入政治斗争而遭到杀戮，士人的心态由积极用世逐渐转为明哲保身，言论也随之发生质变，由对具体朝政的评议，即清议，转变为对抽象玄理的讨论，即清谈。名士清谈的主题很多，或阐述老庄义理，或评论历史，抑或品题山水。和汉末士人一样，魏晋名士也好人物品藻，但侧重点已不在政治、道德的评议，而是从审美的角度，用形象的语言、比喻象征的手法对人物进行品评。他们空有凌云壮志、满腹经纶，却只能将精神寄托于名理之学的探究，变经世之言为玄虚清谈，然而壮志难酬的愤懑终究是压抑不住的，必然要在行为上爆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