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滥用权力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

治安管理处罚只是警察权的一部分。其他还有重要的几种包括刑事侦查权、劳动教养决定权和交通管理。仅就目前全国人大审议中的《处罚法》而言，除了通过正当的程序设置（如草案规定警察在治安管理现场不得少于两人），去限制警察滥用处罚权外。最重要的还有两点，就是把法案还给人大，把警察交给法官。
起草的和拍板的谁最要命？这是很微妙的问题。但人数是其中一个关键。若100个人起草，一个人拍板，自然是拍板的最厉害。若是一个人起草，给100个人拍板。可能就成了谁起草谁说了算。人大立法，其实就是后一种局面，非常类似于现代公司管理中的“内部人控制”。尤其在目前的制度现实下，人大代表的自由提案根本不可能列入立法议程。这时法案的起草权就变得非常要害。
《立法权》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在我们的立法模式中，我认为这表明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也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专门委员会负责起草。不能由职能部门包办，也不能授权委托给国务院起草。这才能保障法律案的公正立场，不使立法受制于行政部门的利益和偏见。
另一方面。将警察权置于司法权之下，减少人身性的处罚，以及治安处罚的司法化，这是全世界法治国家的共同趋势。我们的警察权容易泛滥，和警察拥有太广泛的独立处罚权有关。《处罚法》（草案）的主要倾向仍然是加大处罚权。但据报道草案在程序上也有准司法化的尝试。如受罚人可要求听证。但奇怪是公民面临2000元以上的罚款可以要求听证，面临长达30日以下的拘留却不能。
有媒体评说这是“司法割据”。但这其实是最典型的行政割据。是警察权膨胀，而不是司法权膨胀所致。警察权面对公民如此嚣张，而司法权面对警察却如此柔顺。因为警察的背后是当地政府。在我们的生活中，警察所代表的那种权力，是比法官更高、更直接的一种权力。这正是悲剧的来源之一。沈华荣的悲剧，也可能是我们任何一人的悲剧。
警察滥用权力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
发表日期：2005年11月11日出处：石之桑编辑已经有345位读者读过此文
[编者按]：“应该管管警察对权力的滥用了！”不少呼吁和评论如是说。警察权力的滥用在中国现实之中是一个常见的命题。众所周知，公安机关只是一个执法的行政部门，但目前在中国却被赋予了更多的司法功能，这些司法性质的权力也未受到有效的限制与制约。公安机关现有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搜查、扣押、窃听、通缉等等涉及公民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活动，都由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自我授权、自己执行，没有纳入到中立的司法机关审查和控制的范围。
为什么袭警事件多发呢？有人认为，是因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太过“人性化”，太软弱了；有人认为是警察的枪械使用管理太严，限制了警察的自为卫权。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观点，我对持这种观点人的真实意图甚为怀疑。在我国，“警察权大，很威风”是社会公认的评价，警察滥用权力，执法不公，警黑勾结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北京的警察帮人雇凶杀人，太原的警察招来黑社会打死北京的警察，成都火车站的警察与小偷勾结成经济联合体，还有警察与不法分子结成盗抢销机动车一条龙，这些事例不胜枚举。其中，警察滥用手中权力欺压百姓；与黑社会勾结，成为黑社会保护伞；怂恿甚至培育牢头狱霸对同室嫌疑人行凶；盘剥社会低层群众血汗，如敲诈怕事不懂法的老百姓，与老鸨勾结剥削妓女、敲诈嫖客等，成为损害警察形象的最重要原因。前几年，全国公安学漳洲的警察，因为漳洲的110反应快，成为保护群众的力量。现在，学习风气一过，公安不作为之风就又开始盛行起来。今年公安机关大接访，其中就有好多案件就是因为下级公安机关不能及时公正办结，或者不能秉公执法，造成当事人不满而上访的，湖北的佘祥林冤是典型的公安机关没有秉公执法的案例。在一些公安机干警身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涉黑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自身公正为民的形象，使得群众对公安机关执法生产了严重的不信任。
少数执法人员滥用权力的现象，已经引起我国最高权力机关的注意。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突出体现了在保障公安机关履行治安管理职责的同时，要对权力的行使加以规范和监督，以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这个草案明确治安处罚应尊重和保障人权。规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特别增加了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对公安机关及警察办理治安处罚行为给予基本规范。
没有司法权的控制，行政权必将蜕化成为专横性的力量；失去司法机构的救济，所有公民权利最后都难以从书面权利变成有生命力的现实。
究竟该如何限制过度膨胀与极端滥用的警察权呢？让我们关注有关媒体的评说——
人民网发表的观点：一个重要的命题——必须规范警察的权力。
安徽青年农民致死（今年2月6日，安徽省太和县关集镇青年农民高帅被当地派出所从家中带走。3月2日，高帅的妻子王彩虹接到了县公安局下达的死亡通知书，称高帅在押期间病死看守所）的根本原因，是源于当地派出所滥用权力。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手续、没有任何道理的情况下，把一个无辜的公民戴上手铐抓起来。受害者高帅的妻子央求派出所的警察：“高帅没有打人，为什么抓他？”派出所的人竟然回答：“反正人是他哥哥打的，抓他也一样。”这样的警察，难道还是人民的警察吗？一个县竟然有这样的警察，这个县的警察队伍难道不令人担心吗？
近年一些法律，有按传统模式由国务院起草的，也有改由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后者如《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而从涉及民众的广泛性，和直接限制公民人身与财产自由的程度来看，《处罚法》按传统模式由公安部负责起草，公安部副部长作草案说明。这模样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甚至有媒体质疑，警察违法处罚的责任（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41、42条）在草案中竟然没有了。
刚好全国人大近年来正处于一个立法模式的转折点，即政府主导型立法向人大主导型立法转变。以往几乎所有法案都由国务院主管部门负责起草。现在部分法律则改由全国人大法工委或其他专门委员会主持起草。但《宪法》和《立法法》都未对起草权作任何规定。在宪政民主国家，也不存在所谓的起草权。议会就类似于一个法案的自由市场，法案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谁起草并无所谓，就看你有本事拿得到多少张票。我们的立法却是“计划立法”。有计划就有腐败，有立法寻租的可能。一句话不见得顶一万句，一句话顶几个亿是小意思。
我们可以把这类事情说成为个案，但是，这样的“个案”常有耳闻，就在提醒人们，对某些警察滥用权力的现象不能再漠视了。随便抓人，滥用刑具，暴力取证，有罪推定，罚款牟利，侵犯人权……少数执法人员的不法行为，已经严重玷污了人民警察的形象，破坏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阻碍了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步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害群之马的破坏力，并不亚于犯罪分子。况且，这些害群之马的部分行为，本身就触犯了法律。
因此有人建议全国人大应像以前公布《婚姻法》草案一样，全文公布《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刚好最近关于警察滥用职权的报道也很多，越发令人不宽心。如被称为“世纪悬案”的上海私营企业主沈华荣与吉林通化市公安局之间的纠葛。11月10日上海第二中级法院庭审结束，宣布择日宣判。可这已经是沈先生因同一事实面临的第9场官司了。之前，沈先生在上海告通化公安局一次，通化公安局就过来抓他一次，把他送上当地的法庭。沈先生为最初一场“民告官”的诉讼，至今已被羁押了1800个日子。
人民网网友（贴）观点：公安需要重塑公众信任
我国的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职能。无法想象，如果中国没有公安机关，社会将会乱成什么样。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和生产生活秩序的机关，近来却不断遭到袭击。据公安部发布，今年上半年袭击警察事件呈多发态势，有1803名警察因受袭伤亡。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是公安机关坚强后盾，公安机关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的给予，没有人民给予就没有公安机关的权力。公安干警是人民的公仆，公安机关的权力是为有民服务的。公安机关只有切实树立为全心全意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行动上真正为人民服务，替人民着想，人民就不会袭击公安机关的，就会保护公安机关的。公安机关要想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就必须重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形象，真正把自己的根扎在人民群众中，把自己的心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在人民群众心中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袭警事件自然会下降。
滥用权力和刑讯逼供一样一个反面教材。可惜，这份反面教材是用青年农民的生命换来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
中国律师网网友（转贴）观点：把警察交给法官
谁都怕出门遇见坏人。但谁都恨警察滥用权力。为了平安的生活，只能把我们交给警察，但大伙又把警察交给谁呢。
最近《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通过了全国人大的一读。媒体零星透露的条文，尤其是一些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的内容，如新添的“停产停业”等处罚手段，以及包括“在国家机关门前静坐、聚集、拒不离开”等10多种受罚行为。却引起舆论担忧，生怕警察的权力大了，老百姓不见其利，先见其害。
全国人大审议的治安处罚法草案，体现了尊重人权的理念和依法治国的精神。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必须认真领会，把自己的所有行为规范起来。他们必须明白：在法制社会，执法人员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如果超出了自己所能够做的范围，就要受到相应的处罚。这样的理念只有深深扎根于执法人员的头脑中，才能避免那些荒唐的、野蛮的、无法无天的事情出现，才能从根本上树立起执法人员应有的良好形象。
建立治安法庭即使目前不现实。但把警察权和司法权挂起钩来也完全可行。一是建立司法的人身保护令制度。二是将警察的处罚决定权下降为申请权。警察对公民进行人身罚或大额财产罚，只能向法院申请，由法官经书面审理做出裁定。
当行政的权威受到怀疑，就要用立法和司法的权威去代替。寻到国家权威的新的增长点，而不是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法案还给人大，把警察交给法官。老百姓才能放心的把自己交给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