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自定条件”将异地高考政策架空.doc

应当承认，囿于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现状，完全让一些大城市和一些地方“无条件”实现高考“自由流转”并不现实，所以，政策性规定中提到的诸如家长在当地有稳定工作、稳定住所，以及缴纳了各种保险等，是必要的，也是一个身为纳税市民最基本的条件。然而，对于后续的“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学生参加当地高考条件”，笔者无法看好。多年来，在部分社会领域屡屡发生“令行不禁止”的情况下，一个有“操作余地”的异地高考政策被“架空”的可能性更大。

日前，媒体披露在郑州市某区，农民工子女要想接受义务教育，除了要办齐各种手续，还要进行智商测验，开具医院相关证明。这是河南南阳邓州农民工魏双恒的8岁儿子航航在郑州市建设路三小求学时遭遇的难题。记者调查发现，魏双恒孩子上学遭遇的难题并非孤例。在河南郑州，随着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选择在城市就读，孩子入学时都要经过学校老师的“面试”。（9月6日工人日报）这正是“好政策”在地方执行中被异化的标志。公众的担忧在于，一旦国家教育部将政策执行“放宽”给各地地方政府，会不会在未来的异地高考上设置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障碍和“条件”来？绝非没有可能。因为，上级部门留给地方自我操作的空间太大了。仅就一个“父母是城市常住人口”的规定，各地设置标准不一，有“一年的”、有“三年五年的”，在缴纳保险上相关纳税标准上各城市执行同样可以不一，“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随便定，学生就读“一年、两年或三年”更是随便定，最终这一良好的“异地高考”政策，有可能变成看着好吃却执行不好的“一张馅饼”。

在异地高考的良好政策执行上，绝不应高估一些地方的觉悟。一些城市长期以来有着歧视外来人口的政策性习惯，很难想象一个对“流浪人员”采取“驱除”政策的城市，会有多大的善意来执行一个对外地人有益、却对本市子女“不利”的异地高考。因此，笔者以为，上述“政策”有必要打打补丁，设置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也就是说，那些“标准”是必须具备的，那些“标准”是不允许地方设置的，都应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规范。即使是中央有关部门对执行细节进行放权，地方性“自行制定的条件”也应以上级审核备案的形式予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