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
近代湖北海关气象观测档案初探--以江汉关、宜昌关、沙市关为例
近代湖北海关气象观测档案初探--以江汉关、宜昌关、沙市关为例宋建萍;何晓;苏秀梅;刘立成【期刊名称】《气象科技进展》【年(卷),期】2016(006)006【总页数】4页(P71-74)【作者】宋建萍;何晓;苏秀梅;刘立成【作者单位】湖北省气象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省气象局【正文语种】中文我国自古以来就设置有海关这一机构，只是不同时期的名称和职能不尽相同①如西周设关管理入辖事物，秦置“关都尉”主管关务，汉在边关设“关市”，隋设“缘边交市监”与西域各国交通外贸，唐设“互市监”和“市舶使”，两宋有“榷场”管理和“市舶司”制度，元设“大都宣课提举司”，明实施进出口许可“勘合制度”，清设户部直属机构海关。
对于海关的起源时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如殷商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西汉说、唐朝说、清朝说等，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
中国的海关按照不同的划分方法有不同的形式，按照社会形态划分可分为原始社会海关、封建社会海关、半封建半殖民社会海关和社会主义海关；而按时间划分则可分为古代海关、近代海关和现代海关三种。
中国海关形式从古代海关向近代海关的转变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外国列强逐渐掌握了中国的海关行政权和关税自主权。
英国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曾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达半个世纪（1861—1911年），在这期间，他不仅包揽了海务、邮政、航道、港务和检疫等事务，还组织中国海关参加外国博览会和办理商标注册，并且不断扩大海关权力。
在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期间还创建了较为完善的海关气象观测系统。
自古以来我国史书中就有对气候的相关记载，而今人对古代气候资料也有所研究。
例如竺可桢先生在研究气候时，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将中国的气候变迁史划分为考古时期、物候时期、方志时期以及仪器观测时期四个时期。
对于仪器观测气象记载，海关的气象观测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究其原因，作为中国近代最早建立的气象观测站体系，海关气象观测站的特点是观测站点多、年代长，在气象观测中数据来源可靠、持续时间长且可进行量化分析。
乾隆文字狱的典型案例(3篇)
第1篇一、背景乾隆文字狱是清朝乾隆年间，由于皇帝乾隆的统治手段过于严苛，对言论自由和思想文化进行打压，导致大量知识分子被迫害，其中吕留良案是乾隆文字狱的典型案例之一。
吕留良，字子敦，浙江钱塘人，生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卒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
吕留良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他的著作涉及经学、史学、文学等多个领域。
吕留良主张恢复明末清初的学术传统，反对满清统治，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
二、案件起因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加强思想控制，下令对吕留良的著作进行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吕留良的著作中存在大量反对满清统治、赞扬明朝的内容。
于是，乾隆皇帝下令将吕留良及其家人逮捕，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大规模的文字狱。
三、案件经过1. 捕捕吕留良乾隆皇帝下令逮捕吕留良，并将其家属一并抓捕。
吕留良被捕后，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
2. 审判吕留良在审判过程中，乾隆皇帝指使手下官员对吕留良进行严刑逼供。
在严刑逼供下，吕留良被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然而，吕留良始终认为自己的观点并无错误，他的思想并未对满清统治构成威胁。
3. 处决吕留良在审判结束后，乾隆皇帝下令将吕留良及其家人处决。
吕留良被斩首示众，其家属也被牵连其中，遭受了种种苦难。
四、案件影响吕留良案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 加剧了文字狱的规模吕留良案成为乾隆文字狱的导火索，此后，乾隆皇帝加大了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力度，使得文字狱规模不断扩大。
2. 知识分子的思想禁锢在文字狱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以免遭受迫害。
这导致当时社会思想僵化，创新精神受到严重压制。
3. 人们对乾隆皇帝的失望吕留良案暴露了乾隆皇帝的暴政，使得人们对他的统治产生了失望。
这也为后来乾隆皇帝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五、总结吕留良案是乾隆文字狱的典型案例，它揭示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
在吕留良案中，吕留良坚守自己的信仰，不畏强权，成为了后世知识分子崇敬的楷模。
洪任辉事件：一场输不起的“告状风波”
洪任辉事件：一场输不起的“告状风波”作者：唐博来源：《财经国家周刊》2015年第21期这次谁都输不起的告御状事件，竟然成为改变中英两国历史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六月二十四日，天津。
天津大沽营游击赵之瑛正在例行巡查，突然看到一艘悬挂米字旗的小船朝码头驶来。
他深知，这儿是距离京城最近的出海口，属于禁地。
朝廷法令从来都没有允许洋人前来，此前也确实没有洋人到访过。
因此，这个不速之客的来到，使他顿觉紧张，马上率船出海阻拦，登船盘问。
可是，结果令他大吃一惊：船上的洋人准备“上访”，向皇帝告御状。
状告的对象，正是皇帝宠信的地方大员——粤海关监督李永标。
甭说赵之瑛，包括乾隆皇帝在内，整个帝国的全体君臣，都从未领教过红头发、蓝眼睛、高鼻梁的洋人，是怎么告御状的。
然而，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次谁都输不起的告御状事件，竟然成为改变中英两国历史命运的转折点之一。
告状缘起这艘挂着米字旗的小船，并不是一开始就直奔天津的。
它造访中国的第一个目的地，是舟山群岛。
故事还要从两个月前说起。
这年五月三十日，定海镇把总谢思发在四礁洋面截获了这艘排水量只有7吨的英国商船。
待到登船询问时，他惊讶地发现，船主是位老熟人，名叫洪任辉（James Flint）。
洪任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学过汉语，了解中国官场规矩。
四年前，他作为通事（翻译），跟随一艘英国商船来到舟山，为英国对华贸易打开了另一个通商口岸。
不过，朝廷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在广东政商集团的游说下，决定关闭浙江对外贸易，将所有欧洲商船全部回广州贸易。
没错，洪任辉此行，就是“回广东生意不好，意欲仍来浙江交易”。
不过，定海镇总兵罗英笏迅速抛出了官方表态：要求洪任辉“仍回广东贸易，不得在此停泊”。
洪任辉不敢得罪浙江官员，满口答应，率船离开。
可是，他并没有南下回广州，而是留下一份控告粤海关的汉文呈词后，直接沿海岸线北上。
六月二十四日，洪任辉的小船出现在了天津大沽口外。
清朝罪人并非慈禧而是此人 导致清朝落后几百年
清朝罪人并非慈禧而是此人导致清朝落后几百年本文导读：虽然乾隆晚年受到世人尊敬，但是他的过错根本就弥补不了，乾隆能够有如此大成就，主要是先辈遗留下来，自己根本就没有太多的能力，和珅的出现究竟害了多少人，一个官员竟然可以富可敌国，可以想象乾隆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网络配图今天给大家讲诉乾隆罪责，康熙在位期间建立一个和平国度，但是根本就没有金钱收入，一个国家没有钱咋办，将这样的问题全部都遗留给后代，雍正皇帝上位，开始不断屠杀奸臣，诛杀贪官，将所有有钱官员全部都杀掉，因为雍正皇帝根本就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要不然整个国家就会在一瞬间灭亡掉，短短数年时间增加了几千万的收入，在雍正治理下很少贪官，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贪官，整个国家的收入得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非常好。
网络配图谁也想不到乾隆皇帝上位将雍正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出了和珅成就了历史上最大的贪官，一个富可敌国的贪官，在乾隆管理下无不贪官，官场都是非常腐败只要有钱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了。
文字监狱，乾隆在位期间算是非常残忍，只要是涉及到文字狱直接被处死，乾隆皇帝制造130起，占据数量百分之85，乾隆在位期间非常残忍，只要是犯法立即处死，根本就没有任何人生自由。
整个家族将会全部都消灭。
将所有的文化全部都烧毁，文化得不到很好的保护，给与中国历史带来毁灭性的伤害，如果乾隆不施行文字狱想必会保存很多历史文案，以及有用知识。
闭关锁国，虽然乾隆时期非常盛世，西方国家已经慢慢发展起来，欧洲工业革命正式开始，文化得到快速发展，乾隆还自我在陶醉，认为清朝是最厉害，西方国家来清朝出使其实为了就是占据清朝的便宜。
网络配图英国使者来到清朝，希望跟清朝合作，将西方的技术引进中国，英国那个时代乃是工业革命领导者，西洋火枪，蒸汽火车，带来给乾隆观看，乾隆认为这些西洋人就是想占据自己便宜,他们是想来中国学习而已。
乾隆将这些宝物全部都垃圾一样丢掉，先进的武器根本就不会使用，乾隆认为这些只不过是玩具，根本就不值一提，英国使者出使士兵，看清了清朝的腐败，清朝政府实在太无能，根本就不懂得工业的发展重要性，工业得不到发展整个国家将会得不到前进，乾隆乃是清朝最终重要的罪人,让中国陷入几百年的耻辱。
2024届山东省智慧上进高三下学期5月大联考历史试题(含答案与解析)_8683
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模拟考试高三历史本试卷共6页，19题。
全卷满分100分，考试用时90分钟。
注意事项：1.答卷前，考生务必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号等填写在答题卡上。
2.回答选择题时，选出每小题答案后，用铅笔把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案标号涂黑。
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他答案标号。
回答非选择题时，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
写在本试卷上无效。
3.考试结束后，将本试卷和答题卡一并交回。
一、选择题：本题共15小题，每小题3分，共45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 多元一体的融合趋势深刻地影响中华文明的发展。
下列考古发现可以用来证明这一趋势的是（）A. 越南发现二里头遗址风格的牙璋B. 某遗址出土大量陶器及陶器碎片C. 中原受周边地区影响的贵重随葬品增多D. 多地发掘出了多达百余件随葬品的墓葬2. 战国时期，铜镜多为中小官吏或富裕的地主所使用。
而到西汉时期，铜镜在社会等级和阶层中进一步下沉，成为更广大的平民阶层也能获得、使用的一种器物，并逐渐大众化。
西汉铜镜的“大众化”折射出（）A. 藏富于民的社会风貌B. 经济繁荣的时代景象C. 工商皆本的思想观念D. 崇君爱民的政治主张3. 唐朝时期的绘画选材多以释道人物画为主，所谓“以人物居先，禽兽次之，山水次之，楼殿屋木次之”。
但至五代十国时期，绘画选材内容逐渐转向以画家居于其中的出水为主，释道人物画的阵容趋于衰落，山水、花鸟、动物画的阵容日趋壮大。
这一变化是因为当时（）A. 国家政治局势的衰颓B. 儒学正统地位的消亡C. 开明文化政策的实施D. 民族交融趋势的加强4. 宋代曾掀起过复古运动，皇帝和士大夫阶层是其最热衷的实践者，尤其侧重对古器物学的研究。
根据调查，目前中国南方地区已出土的宋代青铜器中，仿古礼器占大宗，此外，陈设与实用兼具的器物也有不少。
这一时期复古运动的兴起主要服务于（）A. 儒学权威地位的重构B. 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完善C. 中华文明思想的传播D. 治国和加强皇权的需要5. 如表为晚清时期中国出口茶、棉花、草帽辫（欧洲妇女装饰用品）、豆饼等四类货物的出口总值情况（单位：万吨）。
历史小故事_历代皇帝故事
历史小故事_历代皇帝故事历史其含义有三：1.记载和解释作为一系列人类进程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2.沿革，来历;3.过去的事实。
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历史小故事大全，接下来随着小编一起来看看吧!历史小故事(一)康熙平定三藩的故事1661年，顺治帝去世，才八岁的康熙即位。
顺治帝临死前留有遗诏，命鳌拜等四位大臣做康熙的辅政大臣，帮助其处理国家大事。
鳌拜因为立过战功，手握兵权，因而根本不将小皇帝放在眼里，更不愿意与其他三位辅政大臣商量，什么事情都独断专行。
鳌拜成了康熙帝头一个心腹大患，成为康熙帝要清除的头一个目标。
但宫中卫士多是鳌拜挑选的亲信，不能信任。
康熙帝就借口要练习摔跤，从贵族子弟中挑选出十多个棒小伙进宫，表面上是陪他摔跤，暗地里却给这些小伙作了布置。
一天，鳌拜大摇大摆地走进内宫时，宫门突然关上，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少年将他团团围住，把他摔倒在地，捆绑起来。
接着，康熙帝下诏宣布鳌拜的罪行，将他投入监狱。
清除鳌拜后，就该解决吴三桂的问题了。
当时，骄横跋扈的藩王不止吴三桂一个，广东有平南王尚可喜，福建有靖南王耿精忠。
他们都是早期投降清廷的原明朝官员，因为跟随清军入关打农民军，打明朝军队，打反清义军卖力，立了“大功”，受到清廷的奖赏，就有许多特权，因而非常骄横，不肯再服从清廷的指挥，从而妨碍清廷政令的统一，成为新国家潜伏着的祸害。
这三个藩王被称为“三藩”。
康熙帝深感“三藩”危害的严重性，他将平“三藩”与治理黄河、办理漕运作为三件最重要的国家大事，写成字条悬挂在宫殿的柱子上。
“三藩”也深知清廷对他们不信任，迟早会对付他们，但一时还吃不准会采取什么措施，严厉到什么程度。
他们都心怀鬼胎，想试探一下朝廷的态度。
平南王尚可喜老了，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告老还乡，但要求将王爵传给儿子，继续带兵镇守广东。
康熙帝也想借此机会试探“三藩”对撤藩的承受程度，就顺水推舟，批准尚可喜告老还乡，但要撤销平南王府，王爵不能继承，理由是广东安定，不必再设藩王镇守。
鸦片战争始末（一）
鸦片战争始末（一）鸦片战争始末（一）鸦片战争始末一、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鸦片战争以前，清朝长期实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其贸易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顺治十二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55-1683）实行严厉的海禁；康熙二十三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684-1757）清政府规定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苏的云台山为对外贸易口岸，设置江、浙、闽、粤四个海关，管理进出口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年（1757-1840）规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
西方研究者将仅限于广州的对外贸易制度，称为“广州制度”，并认为其实质就是等级服从，即外商服从持特许证的中国垄断商，后者总称为“公行”。
而公行成员服从朝廷委任的广州海关监督。
在这种制度下，几乎所有外贸业务都由十三行经手，或由公行统一经理，这就是所谓的“十三行制度”。
行商是清政府特许的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商人，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洋行，经营广州对外贸易的洋行通称十三行，其实并非十三家鸦片战争前夕仅有十一家。
十三行垄断了全部广州进出口的贸易，行商一方面负责销售外国商人的商品，另一方面充当中国政府与外商的中介，即所有进出口货物，其价格由保商确定，然后让各行商分领销售。
海关对进出口货物征收的税款，要由行商承保交纳；外商在广州居住与活动，要由行商负责监督；外商与清朝官员交涉必须通过行商递交稟帖，并且一般情况下禁止他们直接到衙署与官员交往，遇有中外交涉，要由行商办理。
对外国人的活动也予以限制，规定：贸易季节，外商只能在广州商馆附近活动；非贸易季节，外商都必须迁往澳门居住。
同时规定外国妇女禁止进入广州城。
除通事和买办外，外商不得雇佣中国仆役。
可见，行商制度是清朝一种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制度。
归纳起来，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1）广州一口通商；（2）建立公行制度；（3）对出口商品的禁止和限制；（4）对商人出海贸易的禁止和限制；（5）清政府陆续规定了对外国人防范措施。
乾隆二十四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奏请制订《防范夷商规条》，规定“防夷五事”。
洪姓的历史名人
洪姓的历史名人
洪姓历史上有不少杰出的名人，他们或以政治、文化、科技等领
域的成就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以奋斗的人生态度及作为为人
师表的品质受到广泛的敬仰。
以下是介绍几位洪姓历史名人的事迹：
一、洪秀全
洪秀全是太平天国忠王，维新社会运动的先驱，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
之一。
他出生于1820年，自幼聪明好学，曾经入太学学习六年，学问
渊博。
在他的领导下，太平天国曾经勇猛异常，兵力达到一百万人之多，力图推翻清王朝，后来因种种原因，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洪
秀全逝世于1864年。
二、洪兆麟
洪兆麟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政治人物、社会名流，他的学识渊博，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曾担任过中国的国家经济师、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发表过大量有
关经济学的著作和文章，深受业内人士的赞扬。
三、洪宪良
洪宪良是中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师和地质工程师，他有良好的地质和水
利工程设计和施工的专门知识。
他从事水利工程设计和施工达40余年，取得过一系列杰出的成绩，被誉为中国水利工程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他的《黔中水利志》是中国水利工程学界经典的专著之一。
四、洪发林
洪发林是著名的电机工程学者，他是电机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是中
国电机工程学的缔造者、发展者。
他的许多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工程
技术中都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对电机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综上所述，洪姓历史名人以其深厚的学识和创新的思维，将某一
领域推向了更高的峰顶，是我国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之一。
他们的影
响与贡献在今天依然被人们广泛传颂，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
清朝历史故事
清朝历史故事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那你知道清朝历史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清朝历史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清朝历史故事：清朝最倒霉的官二代清代乾隆朝出过不少贪官。
除了我们熟知的古今第一贪官和砷，在乾隆四十六年时，还出过一位很厉害的贪官，名叫王亶望。
如果不是和坤后来天天向上，穷追。
猛赶，估计他就要成为清朝最大贪官了，比较好玩的是，负责查抄王亶望的闽浙总督陈辉祖比王宜望还贪，伺机占有了前者的绝大部分家产，后来却主动撞到了乾隆的枪口上，堪称清朝历史上最倒霉、最弱智的贪官，陈辉祖和王亶望一样。
都是官二代，而且是大清官的官二代。
不过他的父亲更牛一些，是宰相陈大受。
陈大受同志历任吏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
六部的部长做过三个，而且是最肥的三个。
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的时候，升任协办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地位显赫一时。
本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惯性思维，陈辉祖一出道，就被乾隆招聘进了财政部;;户部，官居户部员外郎，以后历任陈州知府、安徽布政使、广西巡抚、河东河道总督、两江总督等职。
按说做到这么大的官了，也该享享清福，稳稳定定干两年，以求光荣退休了。
不成想世道变了，乾隆朝后期不产清官，专产贪官。
陈辉祖这位仁兄也随波逐流，干起了搜刮民脂民膏的勾当。
在乾隆四十六年的时候，同为官二代的王宜望东窗事发。
这位主儿，事情败露也是自找的。
当时甘肃的一件案子牵扯到了他。
他本来死撑下也是可以糊弄过去的。
谁知到他欣闻乾隆南巡，路过他任职的杭州，有意巴结一番，主动提出捐赠50万两白银，以帮助政府共渡难关，修缮海塘。
这么大的派头一下子就把乾隆震了。
乾隆怀着吃大户的心情住到了他们家，这边看看，那边瞧瞧，哪一样都是真金白银。
好小于，比我还有钱，查!结果一查，王宜望同志在甘肃和浙江的腐败事迹全部暴露，受贿总额超300万两白银。
对付贪官，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抄家。
抄王宜望家的光荣工作就交给陈辉祖同志来办了。
乾隆朝第一大逆案：弘皙案
乾隆朝第⼀⼤逆案：弘皙案乾隆彻底结束了宗室⼲政的政治传统后，那些被完全排除在皇权之外的爱新觉罗家族⾥“弘”字辈⼦孙们，便渐渐与刚刚被剥夺了⼤权的皇叔允禄⾛到了⼀起。
他们惺惺相惜，俨然组成了⼀个以反对乾隆为宗旨的⼩⼭头，令乾隆时刻感觉如芒在背。
乾隆对这个以允禄、弘皙为核⼼且⼼怀怨望的失意者同盟，很早便有所察觉。
只不过由于缺乏⾜够的证据，才⼀直没采取⾏动。
到了乾隆四年，他感觉到这股隐秘的政治势⼒正在⽇益聚集，于是决定不再坐视，他要敲打敲打他们，让他们知所进退。
是年九⽉，乾隆直接下令将弘升⾰去都统之职，锁拿来京，交宗⼈府治罪。
理由是他“诸事夤缘，肆⾏⽆耻”。
皇帝还谕令王公宗室以弘升为戒，⼒除朋党之弊。
不久，他似乎觉得这样还不够，⼜再次颁谕，更直接地警告说：“伊（指弘升）所从事之⼈，朕若宣⽰于众，于连者多，⽽其⼈亦何以克当。
”意思是说，弘升是受⼈指使的，与之有牵连的⼈还很多，这些我早就知道，只不过⼀直隐忍不⾔罢了。
显然，此时乾隆还只是想通过处罚弘升，以敲⼭震虎。
到了⼗⽉，有⼈告发弘皙等与庄亲王“结党营私，往来诡秘”，乾隆决⼼不再隐忍了，他下令宗⼈府将这些⼈“结党营私”的实情全部查清上奏。
如此⼀来，皇家内部的恶⽃再度台⾯化了。
经过宗⼈府调查，允禄的确与弘皙、弘升、弘昌等⼈“私相交结，往来诡秘”，他唯务取悦于⼈，遇事模棱两可，不肯承担，唯恐于已稍有⼲涉，“全⽆⼀毫实⼼为国家效忠之处”，理应予以惩罚。
乾隆并没有完全照准实⾏，在谕旨中他⾃信地说：庄亲王乃⼀庸碌之⼈，但弘皙、弘昇、弘昌、弘晈等⽆知之辈，群相趋奉，恐将来有尾⼤不掉之势。
庄亲王从宽免⾰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理藩院尚书俱着⾰退。
弘皙⾰去亲王免其圈禁⾼墙，仍准在郑家庄居住，不许出城。
弘升永远圈禁。
弘昌⾰去贝勒。
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停俸。
不过，针对宗⼈府在拟罪请旨折上提到的理亲王弘皙，在听审时“不知畏惧，抗不实供”，乾隆在最后裁决此案时，特别作出强调，弘皙罪⾏之严重、居⼼之险恶，与他⼈⼤不相同，他说：弘皙乃理密亲王（废太⼦胤礽）之⼦，皇祖时，⽗⼦获罪，将伊圈禁在家。
读《乾隆正传》有感
读《乾隆正传》有感作为一名文科生，一直以来，我都对历史充满了兴趣，前些天在逛图书馆时偶然发现了《乾隆正传》一书，便借回寝室阅读起来。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郭成康先生，他是国家清史编撰委员会委员，主要精力从事清史撰修，兼作《清史研究》主编，《乾隆正传》是郭康成先生呕心沥血写成的，这本书既不是历史教材不是历史小说，它只是想把一个真实活泼的乾隆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分十三章和一个余波介绍了乾隆登上帝位前后以及晚年被迫做太上皇的波澜壮阔的一生，每看到乾隆的一个不同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感慨，对于乾隆来说，皇子时代的十三年，的确实他活得最潇洒，最惬意的一段宝贵时光，雍正在处心积虑地维护皇四子弘历的皇储地位的同时，贯注精神于其教育，希望他在登位之前具备一个作为帝王的资格，乾隆的阿哥时代曾受过徐元梦，朱轼等学问渊博的名臣的教育，弘历读书很勤奋，上书房的功课完毕，回到家中，仍在自己的书房中口不停诵，手不停批。
弘历作为一名高高在上的皇储，又具有极为聪颖的天资，而我们，作为中国成千上万大学生中的一名，不是更应该好好利用资源好好学习吗？还记得《伤仲永》的故事吗？如此有天赋的仲永就是因为没有接受良好的后天教育而变得平凡没落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趁着我们还有着青春年华，趁着我们还有这么好的校园，老师，图书馆，好好学习吧。
书中介绍的第二阶段是乾隆登上帝位后的一个阶段，乾隆执政时，天下并没有普通人想象的那么太平，接连发生了“苏州暴动”，“教难”，“洪仁辉事件”等一系列动乱，而乾隆以其缜密的思维用高明的政治手段将其一一平定，这令人不得不叹服乾隆是一名非凡卓越的政治家。
而文字狱高峰的突兀而起，不得不说是为乾隆光辉的一生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加强思想控制本身是为维护自身统治一件无可非议的事，但如果做得太过了头，便会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发展，遭到人们的唾弃。
可见，凡事都要有个度，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如此，我们每个普通人也是如此，“物极必反”，只有掌握适度原则，才能处理好生边的各种事情。
洪门与青帮历史渊源
洪门与青帮（注：图片由作者提供）洪门的起源是一本糊涂账。
乾隆五十三年捕获了台湾天地会（天地会亦称洪门）大统领严烟，审讯时提及洪门起源，一问三不知：“此教起于何年，我实不能知道。
但听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
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道名字……”关于发源地，也不清楚。
四月十四日，严烟供说：“闻起自川省。
”政府当然要细查，将四川翻得翻天覆地，翻成了“川四”也没什么结果。
四川总督李世杰实在找不出洪门根据地，八月壬辰上奏：“四川省到处查访，实无天地会之名。
”直到嘉庆十六年，广西东兰州（编辑注：今广西河池地区）知州董储办理洪门聚众结社案时，在主犯姚大羔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批秘密文件。
其中一份后世称为“西鲁神话”的文件，算是给洪门起源一个交代。
这份文件佶屈聱牙、错字连篇、晦涩难懂，原始文字如下：“康熙年间，西鲁番作乱。
康熙主挂起榜文，谁人征得西鲁番者，封得万代公侯。
甘肃省有一位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
少林寺人等就领先锋，就去征西鲁番，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
西鲁番败走，死者不计其数。
少林寺人打得胜鼓回朝。
康熙主赏，寺内不受官职，仍归少林寺诵经说法修道。
后来奸臣一时兴兵追赶，惨极。
一十八人，走越四年，走至海石连天，长沙汉口。
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
众人就取一百锭香炉，当天盟誓。
正剩师徒六人，与兄弟再集一百零七人。
有一位小子亦来起义，共凑成一百零八人。
甲寅年七月廿五日丑时聚集，当天结义，指洪为姓，插血拜盟，结为洪家。
”按此说法，洪门的起源是很悲凉的。
这是雷锋扶老太太过马路，老太太咣当躺下讹人的故事。
当然也是个扯淡的故事。
“西鲁神话”离奇怪异荒诞不经，没一个情节能跟历史印证，首先根本没有这个西鲁番。
甘肃也从来没有过少林寺，不过甘肃缺水少土，光秃秃土地上矗个寺庙硬说是“少林”寺。
勉强说得过去。
但“不用一兵将，只得寺内一百二十八人，就与西鲁番交战对垒。
清代大沽口外交往事
清代大沽口外交往事近代百年造就了天津中西合璧、古今兼容的独特城市风貌。
晚清时期，有四十多个外交条约在天津签订；在天津曾有二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
因此，史学界有“近代历史看天津”的说法。
天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外交第一城，而滨海新区大沽口则是晚清外交的门户。
1655年或1656年，荷兰使节团携带着给顺治皇帝的很多贵重物品，由大运河来天津前往北京，虽未记载是否到过大沽口一带，但使团报告中明确说明天津是临海的港口城市。
1676年摩尔多瓦人尼古拉•斯帕塔•米列斯库作为俄国使者来到中国进京，回国后发表著述《中国漫记》。
《中国漫记》中说“虽然尚不为人所知，但确实存在一条通往中国的海路：从阿穆尔河流入东海的入海口，经过海口抵达中国，路程很近……到中国最大港口天津……至今还没有任何人走过这条路。
”结合书中关于城市的记载，可知他对塘沽有了解颇多。
清初，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
1757年清廷颁布“恢复广州一口贸易政策”，结束以前外商可以选择口岸的权利。
英国东印度公司认为这是地方官员所为，便设法直接北上与清廷联络。
1759年精通汉语的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摆脱清朝兵船的尾随，突然北上天津，并于7月18日（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到达大沽口。
洪仁辉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与清朝官员反复沟通，终于把自己写好的书面控告信经过天津地方官员之手送呈乾隆皇帝。
不料，引来的是1759年清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全面管制外商的正式章程。
从此，这一闭关锁国的外贸政策在全国实行。
这是明清以来，发生在天津影响到全国的第一个全国性事件，该政策一直影响到100年后的1860年。
洪仁辉名义上要到北京告御状，但实际上是想向清政府提出开放更多贸易口岸的要求。
其结果却正相反，清政府对海外贸易约束越加严厉。
洪仁辉成为了第一个从海路来到天津的英国人，有文献记为从海上来大沽口第一个外国人。
洪仁辉事件三十四年后，大沽口迎来了英国政府的使者——马嘎尔尼爵士。
澄江回族反清起义斗争始末
澄江回族反清起义斗争始末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族人建立。
然而，在清朝的统治下，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都受到了歧视和压迫。
为了反抗清朝的统治，澄江回族人民发起了一场反清起义斗争，下面将从起义的起源、发展和结束等方面进行详细阐述。
起义的起源澄江回族反清起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
当时，清朝的统治对澄江回族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使得回族人民非常不满。
在这个背景下，一些觉醒的民众开始机密地组织反清力量，并秘密筹备起义。
这些民众中的一位名叫阿辉的领袖，被视为澄江回族反清起义的奠基人。
起义的发展澄江回族反清起义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准备、组织、行动三个阶段。
在准备阶段，阿辉和其他领袖们秘密地招募志士，扩大起义势力。
他们在密林中建立秘密基地，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同时，他们还建立了联络网络，与其他反清力量取得了联系。
随着准备工作的逐渐完善，起义组织进入了组织阶段。
在这个阶段，阿辉和其他领袖们秘密地组织起义军，并进行武器的采购和储备。
他们还进行宣传工作，号召更多的澄江回族人民加入反清斗争。
起义组织的组织结构逐渐完善，军队的训练也日益严格。
当起义组织准备充分后，他们开始了起义行动。
起义军在夜晚展开袭击，占领了澄江城，成功地夺取了政权。
他们迅速发展起义势力，扩大了解放区域，并展开了粉碎清朝统治的广泛斗争。
起义军在游击战斗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为反清斗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起义的结束澄江回族反清起义在起义军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逐渐走向了尾声。
然而，起义军在面对清朝的残酷镇压下，暴露出了一些内外因素。
内因方面，起义军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一些领袖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导致起义军内部的统一和纪律受到了影响。
同时，清朝的军队调集大批兵力加强了对起义军的军事围剿，对起义军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外因方面，起义军在严重缺乏外部援助的情况下难以与清朝抗衡。
他们虽然号召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一起反清，但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
政治话语系统：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瓶颈
政治话语系统：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瓶颈68 公关世界 \ PRwoRld 领导论坛the government publiC relations中国文化软实力与经济实力不相匹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原因何在？多种原因中很重要一点是话语系统的制约。
关注中国参与的国际对话，不难发现一个很有趣同时引发思考的现象，来自中国政府官员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官员的话语系统存在明显差异。
习惯于“讲政治”的中国官员，无时无处不采用政治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很独特，往往让人听不懂，甚至误读。
讲政治是我们的优势，但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尤其不分场合讲政治，难免把自己置于尴尬境地。
比如，到世界各国去办孔子学院，目的显然不能仅仅定位为汉语传播，很重要的是文化传播，让世界了解这个文明古国秉承的核心价值观，恰恰是“仁、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应当大大方方，理直气壮，然而长期以来我们过度强调文化的政治属性，认定西方文化进中国是“文化侵略”，特别是西方核心价值观更带有“反动性”。
既然反对别人的文化或价值输出是“文化侵略”，那么我们当然不敢言文化和价值输出，于是，一个光明正大地、空间广阔的行为，自我限制，变得空间狭窄，如此自然无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同时思考有没有更新和调整的必要。
为什么我们习惯于政治话语系统？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革命党，由此造就了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一切着眼于政治，如此下来也便有了特殊的价值系统与话语系统，“讲政治”已经接近于无意识。
当然，这之外还有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中国与世界长期隔绝，包括语言隔绝。
乾隆时期发生过一个影响很大的“洪仁辉事件”，英国商人洪仁辉告御状，结果被乾隆下旨“监禁三年”，帮其写状子的广东秀才结局更惨——当街斩首。
当时给英国商人的罪名有三点：违反禁令、不适当告状、学习汉语。
此后，乾隆下旨：“禁止洋人学汉语”，“不准中国人教洋人学汉语，违者斩”。
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
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未来是难于预测的，这几乎是所有人可以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但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孔飞力这样认为：“历史就是这样，未来的一切尽管不可预测，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要件却正存在于现在的各种要素之中”（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沉浸于现实种种客观局限中的人们，会说未来难于预测；但纵观故往历史的进程，人们会承认孔飞力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部清末挨打史，正是清初历代先皇规划的；而清初几代皇帝的规划，正如许多史学者说的，它承继了封建时代传统“中原之国”明朝的统治成例，是这个“天下”的游戏规则。
这也是史学者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积极的史学观认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吸纳了众多的民族文化；但封建皇朝的史实决非以如此单一的面目呈现出来。
清朝入鼎中原之际，指责的正是汉文化的“排外”观。
清初数以千例的文字狱，大都便是针对了汉民族的“夷夏之辨”。
翻一翻雍正皇帝杰作《大义觉迷录》，他正以汉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之矛攻其博大又排外之盾。
百年之后，当西方列强跨海而来之际，曾经被清朝异族统治者斥责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再一次成为了所谓“满汉同治”官僚体系攻击“西夷”的牙慧。
说清朝上层统治者多么相信夷夏之辨，就其入统汉民族的传承观而言，是值得质疑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倒是真实的。
从清朝初期的“以汉制汉”到清朝晚期的“以夷制夷”伎俩，是一种传承的羁縻策略。
对于后者，义和团时期的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信函中曾以不屑的态度说：和我们玩这一手，正是找正了对手。
从这种渐变的轮回中，后人应该觉悟到，它决非是所谓夷和夏的文化差异问题，而是这个“天下”的治权即游戏规则问题。
清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现代学者称为“其实质就是关起门来称大王”（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
此言概括了落后封建皇朝时代“大王”的性质。
这种对“大王”的定性，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有争议的话题。
有人认为：皇帝也攸关国计民生；有人认为：废话，不关国计民生如何统治？但根本攸关的是唯我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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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
未来是难于预测的，这几乎是所有人可以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但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孔飞力这样认为：“历史就是这样，未来的一切尽管不可预测，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要件却正存在于现在的各种要素之中”（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沉浸于现实种种客观局限中的人们，会说未来难于预测；但纵观故往历史的进程，人们会承认孔飞力的观点是正确的。
一部清末挨打史，正是清初历代先皇规划的；而清初几代皇帝的规划，正如许多史学者说的，它承继了封建时代传统“中原之国”明朝的统治成例，是这个“天下”的游戏规则。
这也是史学者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积极的史学观认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吸纳了众多的民族文化；但封建皇朝的史实决非以如此单一的面目呈现出来。
清朝入鼎中原之际，指责的正是汉文化的“排外”观。
清初数以千例的文字狱，大都便是针对了汉民族的“夷夏之辨”。
翻一翻雍正皇帝杰作《大义觉迷录》，他正以汉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之矛攻其博大又排外之盾。
百年之后，当西方列强跨海而来之际，曾经被清朝异族统治者斥责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再一次成为了所谓“满汉同治”官僚体系攻击“西夷”的牙慧。
说清朝上层统治者多么相信夷夏之辨，就其入统汉民族的传承观而言，是值得质疑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倒是真实的。
从清朝初期的“以汉制汉”到清朝晚期的“以夷制夷”伎俩，是一种传承的羁縻策略。
对于后者，义和团时期的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信函中曾以不屑的态度说：和我们玩这一手，正是找正了对手。
从这种渐变的轮回中，后人应该觉悟到，它决非是所谓夷和夏的文化差异问题，而是这个“天下”的治权即游戏规则问题。
清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现代学者称为“其实质就是关起门来称大王”（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
此言概括了落后封建皇朝时代“大王”的性质。
这种对“大王”的定性，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有争议的话题。
有人认为：皇帝也攸关国计民生；有人认为：废话，不关国计民生如何统治？但根本攸关的是唯我利权。
中国历史社会任何“军阀”几乎都没有留下好名声；但专门研究“军阀史”的学者却持有这么一种观点：军阀之所以能成为一方霸主，没有一定的伎俩和智慧，是万难成为军阀的。
这其实正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有着共性之处。
唯一的差异，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康雍乾三朝作为“盛世”，由民国初年几位清朝遗老编撰的《清史稿》定调而载入史册。
但现代有近代史学者揭示，它是指皇朝权力层面，而非指现代概念中的社会方方面面。
康雍乾盛世所表达的权力概念，实质与清末慈禧太后擅权所谓“同光中兴”表达的从汉臣手中夺回太平天国造反时失去的清廷地方政权与军权，是同一个意思。
中国社会有一种“兴、盛、衰”周期循环的历史观，但是，如果“盛”之后导致的结果是“衰”，那么这种“盛”是值得打上疑问的，或者是片面而具有假象的。
有学者著作说，乾隆朝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显现出衰象，而这种衰象，仅是乾隆皇帝这位“十全老人”一人失误造成的吗？不会的，是康雍“盛世”时代早已埋下的伏笔。
乾隆朝是西方国家商贸团第一次来访时期，即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抵华。
对此，乾隆皇帝承继了康熙皇帝傲视西方的对外策略：排拒。
“正
是因为这次远行，英国人第一次看清楚了这个曾经被伏尔泰等个别启蒙思想家捧上天的神秘国度的真相，发现了它在华丽的外衣下面的真实底色”（同上书）。
访问团副使斯当东这样描述他沿途所见：“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而马戛尔尼这样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
年期间没有沉没。
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
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都完了。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说：“那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上。
”
这种文字记述，以现代社会概念，很难说明那是一个“盛世”。
史载中的“盛世”观，是封建落后旧观念局限下的落笔与定调。
可以这么总结，民族纠纷与冲突是始终贯穿于整个清朝的一条主线。
前半期是汉民族与入主的满民族之间的矛盾，后半期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欧洲民族的矛盾。
历史学家吕思勉说：“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八种》）。
就是说，有清一朝纠缠于国内外的诸多民族矛盾之中，清廷自己国内的汗水都没有揩干。
假如说近代始点鸦片战争以后历代清帝和官宦没有处理好这种民族冲突，那么乾隆盛世时期的乾隆皇帝，又是怎样处理中外矛盾的呢？
清朝前半期曾经历了海禁（因反清的郑和占领台湾）、四口通商、一口通商的对外交通过程。
而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正是由一起著名的外贸纠纷“洪仁辉事件”引发的。
洪仁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同时又是大清国这个经商地的华语通。
由于长期以来广州海关税收制度混乱，搞进出口生意的外商不堪当地行商和官员的索贿行为，1759年，他们委派精通华语的洪仁辉北上京城告御状。
据说洪仁辉一路行贿才使告状信到达了“天庭”乾隆皇帝手中。
乾隆皇帝是如何处理这个案子的？一，惩处了一批广州海关官员和行商：名声太臭了！二，把外商洪仁辉逮捕入狱，罪名有三：一，违反禁令；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三，学习汉语。
其实，违反皇朝禁令足以包括全部罪名，之所以把这条列入，它的判罪思维，是抓住了天朝上国观这种“政治”高度而可置人于绝地。
第二条是符合“天朝”礼仪秩序的。
在传统的封建宗法等级社会中，提意见只能逐级上达，“官大一级压死人”正是这种“秩序”的产物。
传统的中国，权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财富与财富决定地位，构成了那个社会的中西思维差异。
财富再多，你也只是末等的奸商（尽管可以行贿、可以官商勾结，因而有买官的史实），洪任辉以为财富多就可以直接上书皇帝了吗？这便是“不适当”的含义。
第三条罪名，会使现代人十分惊诧。
不知是力求满族官员掌握满文的清朝统治者的妒忌心理，还是捍卫汉语的心理，但唯我独大的“天朝”排外观是肯定的。
洪仁辉事件以后，四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
外商告御状只落得了相反的结果。
假如历史人物可以倒置，清末几代皇帝处于清初，而清初几代皇帝处于清末，会改变这种清朝衰亡的历史变化吗？不会。
尽管笔者这种观点可能有一概而论而失之偏颇的嫌疑，但流传于自古至今的中国常用语“生不逢时”命运观可以作为佐证；更有“七分天意、三分人为”这种暗喻了事物变化规律的传统神秘史学观
可以作为佐证。
回到本文开头的“预测”观，这是因为清初现实中的各种统治要素，构成了清末政权衰亡的必然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