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

乾隆“盛世”的洪仁辉事件

未来是难于预测的，这几乎是所有人可以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但美国哈佛大学汉学家孔飞力这样认为：“历史就是这样，未来的一切尽管不可预测，但是构成未来的种种要件却正存在于现在的各种要素之中”（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沉浸于现实种种客观局限中的人们，会说未来难于预测；但纵观故往历史的进程，人们会承认孔飞力的观点是正确的。一部清末挨打史，正是清初历代先皇规划的；而清初几代皇帝的规划，正如许多史学者说的，它承继了封建时代传统“中原之国”明朝的统治成例，是这个“天下”的游戏规则。这也是史学者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积极的史学观认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吸纳了众多的民族文化；但封建皇朝的史实决非以如此单一的面目呈现出来。清朝入鼎中原之际，指责的正是汉文化的“排外”观。清初数以千例的文字狱，大都便是针对了汉民族的“夷夏之辨”。翻一翻雍正皇帝杰作《大义觉迷录》，他正以汉民族文化博大精深之矛攻其博大又排外之盾。百年之后，当西方列强跨海而来之际，曾经被清朝异族统治者斥责的“夷夏之辨”、“夷夏之防”，再一次成为了所谓“满汉同治”官僚体系攻击“西夷”的牙慧。说清朝上层统治者多么相信夷夏之辨，就其入统汉民族的传承观而言，是值得质疑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观念倒是真实的。从清朝初期的“以汉制汉”到清朝晚期的“以夷制夷”伎俩，是一种传承的羁縻策略。对于后者，义和团时期的英国驻京公使窦纳乐在信函中曾以不屑的态度说：和我们玩这一手，正是找正了对手。从这种渐变的轮回中，后人应该觉悟到，它决非是所谓夷和夏的文化差异问题，而是这个“天下”的治权即游戏规则问题。

清初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被现代学者称为“其实质就是关起门来称大王”（周英杰《大历史的小切面》）。此言概括了落后封建皇朝时代“大王”的性质。这种对“大王”的定性，也是传统中国社会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皇帝也攸关国计民生；有人认为：废话，不关国计民生如何统治？但根本攸关的是唯我利权。中国历史社会任何“军阀”几乎都没有留下好名声；但专门研究“军阀史”的学者却持有这么一种观点：军阀之所以能成为一方霸主，没有一定的伎俩和智慧，是万难成为军阀的。这其实正和中国封建社会的皇权有着共性之处。唯一的差异，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

康雍乾三朝作为“盛世”，由民国初年几位清朝遗老编撰的《清史稿》定调而载入史册。但现代有近代史学者揭示，它是指皇朝权力层面，而非指现代概念中的社会方方面面。康雍乾盛世所表达的权力概念，实质与清末慈禧太后擅权所谓“同光中兴”表达的从汉臣手中夺回太平天国造反时失去的清廷地方政权与军权，是同一个意思。中国社会有一种“兴、盛、衰”周期循环的历史观，但是，如果“盛”之后导致的结果是“衰”，那么这种“盛”是值得打上疑问的，或者是片面而具有假象的。有学者著作说，乾隆朝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显现出衰象，而这种衰象，仅是乾隆皇帝这位“十全老人”一人失误造成的吗？不会的，是康雍“盛世”时代早已埋下的伏笔。

乾隆朝是西方国家商贸团第一次来访时期，即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抵华。对此，乾隆皇帝承继了康熙皇帝傲视西方的对外策略：排拒。“正

是因为这次远行，英国人第一次看清楚了这个曾经被伏尔泰等个别启蒙思想家捧上天的神秘国度的真相，发现了它在华丽的外衣下面的真实底色”（同上书）。访问团副使斯当东这样描述他沿途所见：“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而马戛尔尼这样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

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都完了。”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中说：“那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上。”

这种文字记述，以现代社会概念，很难说明那是一个“盛世”。史载中的“盛世”观，是封建落后旧观念局限下的落笔与定调。

可以这么总结，民族纠纷与冲突是始终贯穿于整个清朝的一条主线。前半期是汉民族与入主的满民族之间的矛盾，后半期是中华民族与西方欧洲民族的矛盾。历史学家吕思勉说：“清代政治，盖误于满汉之见，始终未能化除”（吕思勉《中国近代史八种》）。就是说，有清一朝纠缠于国内外的诸多民族矛盾之中，清廷自己国内的汗水都没有揩干。

假如说近代始点鸦片战争以后历代清帝和官宦没有处理好这种民族冲突，那么乾隆盛世时期的乾隆皇帝，又是怎样处理中外矛盾的呢？

清朝前半期曾经历了海禁（因反清的郑和占领台湾）、四口通商、一口通商的对外交通过程。而四口通商转变为一口通商，正是由一起著名的外贸纠纷“洪仁辉事件”引发的。

洪仁辉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同时又是大清国这个经商地的华语通。由于长期以来广州海关税收制度混乱，搞进出口生意的外商不堪当地行商和官员的索贿行为，1759年，他们委派精通华语的洪仁辉北上京城告御状。据说洪仁辉一路行贿才使告状信到达了“天庭”乾隆皇帝手中。乾隆皇帝是如何处理这个案子的？一，惩处了一批广州海关官员和行商：名声太臭了！二，把外商洪仁辉逮捕入狱，罪名有三：一，违反禁令；二，不适当的上诉请愿；三，学习汉语。其实，违反皇朝禁令足以包括全部罪名，之所以把这条列入，它的判罪思维，是抓住了天朝上国观这种“政治”高度而可置人于绝地。第二条是符合“天朝”礼仪秩序的。在传统的封建宗法等级社会中，提意见只能逐级上达，“官大一级压死人”正是这种“秩序”的产物。传统的中国，权力决定地位，地位决定财富与财富决定地位，构成了那个社会的中西思维差异。财富再多，你也只是末等的奸商（尽管可以行贿、可以官商勾结，因而有买官的史实），洪任辉以为财富多就可以直接上书皇帝了吗？这便是“不适当”的含义。第三条罪名，会使现代人十分惊诧。不知是力求满族官员掌握满文的清朝统治者的妒忌心理，还是捍卫汉语的心理，但唯我独大的“天朝”排外观是肯定的。洪仁辉事件以后，四口通商变成了一口通商。外商告御状只落得了相反的结果。

假如历史人物可以倒置，清末几代皇帝处于清初，而清初几代皇帝处于清末，会改变这种清朝衰亡的历史变化吗？不会。尽管笔者这种观点可能有一概而论而失之偏颇的嫌疑，但流传于自古至今的中国常用语“生不逢时”命运观可以作为佐证；更有“七分天意、三分人为”这种暗喻了事物变化规律的传统神秘史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