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就是要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经过五四时期以来李大钊等人的历史铺垫，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正前进在这样一条道路上

过去通常认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等人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肇始于李大钊1918年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有近百年之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

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者。李大钊的探索，比较系统地体现在以下四大层面上。

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基本原则的最初哲学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李大钊通过“三个统一”的哲学探讨，已接近于提出这一基本原则：一是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辩证法、共殊观萌芽。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提出，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是建立现代历史科学的三大目的与要义之一；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践论思想萌芽。李大钊将这一原则概括为“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这个独特提法，继承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思想，又开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先河；三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萌芽。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在“马克思的时代环境”与“我们中国的时代环境”中，李大钊比较强调具体分析中国实际这一面。

国情观——科学分析中国矛盾特殊性与农民问题的最初探索。李大钊的国情观，包含以下内容：中国国情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要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特殊性，决不能“言吾国情于不顾”，简单照搬西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最大特殊性，就在于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而在于“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从经济基础层面看中国最大国情，“中国是一个农国”，

以农立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中国民主革命道路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最初探索。众所周知，1939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三大主要的法宝”。事实上，“三大法宝”的最初探索者是李大钊。第一，他是统一战线的最早指导者，与孙中山联手指导国共第一次合作，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他还最早独立地提出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第二，他是武装斗争的最早探索者。早在1921年3月，李大钊就提出武装斗争的闪光思想：“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第三，他是党的建设的最早探索者。从建党时期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上起重要作用者，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

文化观——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思想萌芽。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具有极其鲜明的两大特色：一是综合更广，二是创新更大。首先，倡导的东西文化互补论，把“东西互动、双翼前进”作为创造世界新型文明的历史必由之道。其次，李大钊把中国古典辩证法、西方近代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革新论三者熔为一炉，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少年中国论和青春哲学论，借以阐明中华文明现代革新的历史命运及在创造世界新型文明中的特殊使命。

在上述四个层面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最初探索，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两次飞跃的理论源头与历史铺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统一之道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最富成效的是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七大理论贡献与哲学创新：

第一，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发表了《实践论》与《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奠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之作和典型代表。其中《实践论》的副标题特别指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尾声之处又画龙点睛：“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血脉相连与思想升华。

第二，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反对本本主义与“两论”创作的宝贵历史经验与科学认识论，产生一个思想升华，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第三，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创立了“近代中国国情论”。他从哲学高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并分析了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毛泽东在1939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论著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三大法宝”。此外，他还开辟了一条迥然不同于法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的崭新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第五，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这些既不同于西方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纲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六，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要求突破苏联模式，探寻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第七，毛泽东倡导用中国化、大众化的语言文字，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富于民族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但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远未能完成。此外，毛泽东晚年出现了思想逆转和简单化倾向，如把辩证法规律仅仅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一条，又把对立统一规律，仅仅归结为一分为二，认为讲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仅仅强调一个“斗”字，这就走向了反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之道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中，邓小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之道。这条具体道路，就是邓小平首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实现了六大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