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就是要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

经过五四时期以来李大钊等人的历史铺垫，特别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我们正前进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过去通常认为，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毛泽东等人才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肇始于李大钊1918年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过程有近百年之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李大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探索者。

李大钊的探索，比较系统地体现在以下四大层面上。

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基本原则的最初哲学探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李大钊通过“三个统一”的哲学探讨，已接近于提出这一基本原则：一是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辩证法、共殊观萌芽。

在《史学要论》中，李大钊提出，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是建立现代历史科学的三大目的与要义之一；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实践论思想萌芽。

李大钊将这一原则概括为“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这个独特提法，继承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思想，又开了毛泽东《实践论》的思想先河；三是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萌芽。

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

在“马克思的时代环境”与“我们中国的时代环境”中，李大钊比较强调具体分析中国实际这一面。

国情观——科学分析中国矛盾特殊性与农民问题的最初探索。

李大钊的国情观，包含以下内容：中国国情是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要具体分析中国国情特殊性，决不能“言吾国情于不顾”，简单照搬西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最大特殊性，就在于不是一般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而在于“帝国主义及那媚事列强的军阀的二重压迫”；从经济基础层面看中国最大国情，“中国是一个农国”，以农立国。

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乃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中国民主革命道路观——“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最初探索。

众所周知，1939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三大主要的法宝”。

事实上，“三大法宝”的最初探索者是李大钊。

第一，他是统一战线的最早指导者，与孙中山联手指导国共第一次合作，在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他还最早独立地提出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

第二，他是武装斗争的最早探索者。

早在1921年3月，李大钊就提出武装斗争的闪光思想：“自由的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的”。

第三，他是党的建设的最早探索者。

从建党时期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上起重要作用者，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

文化观——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思想萌芽。

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具有极其鲜明的两大特色：一是综合更广，二是创新更大。

首先，倡导的东西文化互补论，把“东西互动、双翼前进”作为创造世界新型文明的历史必由之道。

其次，李大钊把中国古典辩证法、西方近代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化革新论三者熔为一炉，提出了独具特色的爱国主义少年中国论和青春哲学论，借以阐明中华文明现代革新的历史命运及在创造世界新型文明中的特殊使命。

在上述四个层面上，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最初探索，这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实现两次飞跃的理论源头与历史铺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知行统一之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最富成效的是毛泽东思想。

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七大理论贡献与哲学创新：第一，毛泽东在1937年七八月间，发表了《实践论》与《矛盾论》，“两论”是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奠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创新之作和典型代表。

其中《实践论》的副标题特别指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尾声之处又画龙点睛：“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体现出了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血脉相连与思想升华。

第二，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总结反对本本主义与“两论”创作的宝贵历史经验与科学认识论，产生一个思想升华，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

第三，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论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历史观、方法论，创立了“近代中国国情论”。

他从哲学高度，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和主要矛盾，并分析了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第四，毛泽东在1939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论著中，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道路上的“三大法宝”。

此外，他还开辟了一条迥然不同于法国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的崭新道路：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第五，1940年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包括经济纲领、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这些既不同于西方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纲领，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六，毛泽东于1956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要求突破苏联模式，探寻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第七，毛泽东倡导用中国化、大众化的语言文字，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使之富于民族形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但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性。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学术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作，还只是刚刚开了个头，远未能完成。

此外，毛泽东晚年出现了思想逆转和简单化倾向，如把辩证法规律仅仅归结为对立统一规律一条，又把对立统一规律，仅仅归结为一分为二，认为讲合二而一就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仅仅强调一个“斗”字，这就走向了反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之道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中，邓小平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化之道。

这条具体道路，就是邓小平首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实现了六大理论创新：第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论。

从马克思到列宁、毛泽东，他们都曾经长期生活在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历史时代中。

在新的历史时期，根据世界形势的崭新变化，邓小平将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扬弃了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论，为社会主义的模式转换论、新型体制论、改革开放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论。

毛泽东为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但晚年却出现了“左”的错误。

因此，解决这个时代难题，具体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邓小平肩上。

他提出的当代中国特殊国情论、主要矛盾论、特殊矛盾论，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主题，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解放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统一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为了更好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层理论问题，邓小平依据世界历史一般趋势，再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马克思晚年曾提出利用世界市场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新构思，列宁后期也提出了利用“国家调节下的市场”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但是这些闪光思想后来全被历史湮没了。

邓小平以超越前人的理论勇气，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有力地冲击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两个流行多年的教条主义公式，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崭新理解。

第五，“一体两翼”的现代化起飞论。

当代社会主义的大曲折，深层原因是经济改革问题，但直接的失足点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上。

如何解决这个大难题，邓小平提出了一条新思路：既不采取“直接碰”的激进方式，也不采取“绕着走”的消极方式，而是采取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导、“引着走”的稳健方式。

邓小平要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采取“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并实现“新型市场经济、新型民主政治、新型精神文明”的整体建构这种“一体两翼式”的体制创新，支撑中国现代化走向有决定意义的起飞阶段。

第六，“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论。

既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国家统一，又要避免大的战乱，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难题。

为解决这个历史难题，邓小平以他特有的大智慧，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双赢之道：“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香港、澳门的回归，已经证实了这一思想的有效性。

这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

理论意义与当代启迪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

为了更完整、更全面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这里补充“一个铺垫”的概念，合起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三部曲——“一个铺垫、两次飞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李大钊为代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最初探索，这是后来实现“两次飞跃”的重要历史铺垫。

用“一个铺垫、两次飞跃”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有助于在理论上澄清“中国马克思主义等于民粹主义”的历史迷误。

首先，从时间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五四运动基础上进行的，五四运动已经打出引进西方近代工业化文明成果尤其是民主与科学的旗号，绝不仅仅限于在落后农业文明基础上谈论落后的农业社会主义。

其次，从空间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发源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主要发源地，第一是在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第二是在中国近代工业与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并不发源于偏僻农村。

只是1927年至1949年的20多年，我们党才带着这些历史性成果，被迫转入农村，因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仅仅和落后农村、偏僻山沟相联系，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最后，从基本理论、核心观念上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早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就在北京大学及上海等地开始比较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根本超越了俄国民粹主义的哲学基础、理论水平，毛泽东、邓小平等后来人更是“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确有民粹主义的偏差，但这只是支流，不是主流，更不是本质。

“一个铺垫、两次飞跃”来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还有实践上的重要意义。

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轨迹，就是要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复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探索的最初源头、最初起点，可追溯到李大钊的最初探索、最初铺垫。

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李大钊等人的历史铺垫，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使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正确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