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期广州邮政支局的沿革与S.O.邮政日戳

中华民国时期广州邮政支局的沿革
与S.O.邮政日戳
（本文发表于延陵邮学会会刊《延陵邮刊》2010年第3、第4期中）
一、民国时期广州邮政支局的开设与沿革
广州市邮政局所的设置是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由粤海关兼办邮政开始的。

当时在粤海关大楼（今沿江西路广州海关大楼）地下东北角三个房间开设大清邮政局，办理收寄信函、明信片、贸易契据、印刷品等业务。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在华宁里增设老城邮局。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靖远路新建衙门式平房一座（今广州市邮政局地址），大清邮政局从粤海关迁入办公并对外营业。

图1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州城外属内地邮局的有：河南（今海珠区）、芳村花地、康乐、高塘、太和圩、五眼桥、石围塘、石龙圩、高塘圩、钟落潭（今广州市郊区）等邮局。

民国元年（1912年），大清邮政局平房被焚毁，乃于原址改建三层楼房（今广州市邮政局办公楼），广东邮务管理局于民国5年12月迁入办公，首层大厅为邮政营业厅。

随着广州市邮政业务的不断发展，先后在市内增设一些邮政支局，至民国8年广州有广东邮务管理局营业厅1处，邮政支局7间，分别是：老城（华宁里）、沙面、拱日门（今和平东）、大沙头、英沙、第六甫、大新街。

另有河南、芳村花地两间
内地邮局。

随着广州市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邮政支局逐年增设，
至民国15年增至14间，分别为：广大路（原老城支局已于民国11年迁出新建楼房，现广大邮局）、第七甫、拱日门、沙面、黄沙海傍街、大沙头东沙角马路、大新街西路、永汉南路、东山庙前街、存善大街、惠爱西路、大东路、长堤五仙门、芳村花地南金大街。

至民国25年，广州市邮政支局已增至21间，但业务不多，有9间支局只有支局长1人，统理全局业务。

见“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情况表”（图2）。

表中详细列出了民国25年（1936年）广州邮政支局的设立、支局编号及所在地址，从表中可以看出第四支局所在地即为沙面。

图1所示为“广州街市附图”，其中红色字体标注的即为广州市设立的各邮政支局。

图2
民国27年（1938年）10月21日广州市沦陷，广东邮政管理局房屋被火烧毁，业务停顿。

是年12月5日租用广州戏院（今西濠口广州电影院）全座楼房作为广东邮政管理局办公和处理邮件、对外营业之用，但只办理收寄平常邮件及挂号、快递邮件业务。

其余邮政支局因战
乱时期市民生活困难，用邮不多，业务大为减缩而部分关闭。

民国34年，广州市仅有广大路、光复中路、宝华路、南华西路、大新路、万福路等6间邮政支局。

抗战胜利后，设在曲江的广东邮政管理局办事处于民国34年（1945年）10月3日迁回广州接收邮政，民国政府省市各级机关、厂商及市民陆续回市，邮政业务开始复苏，邮政局所亦相应增设。

至1948年除广东邮政管理局营业厅（今沿江西路43号邮政大楼，于1942年修复迁回）及长堤广州邮政储汇分局附设邮局外，另有邮政支局9间，分别为：广大路37号、光复中路50号、宝华路223号、惠爱路235号、南华路168号、大沙头白云路22号、大新路192号、汉民南路、东山庙前街13号。

建国前夕，广州市邮政支局略减。

建国后，1950年9月14日成立邮电部广州邮局，将原属内地局的黄浦（1897年3月21日开设）、康乐（今中山大学、1905年开设）及1946年开设的沙河、石牌等4
间邮局拨归广州邮局作郊区支局，加上当时市内邮政支局9间共计10间。

二、何谓“S.O.“邮戳？
民国时期广州邮政支局设立伊始即开始使用一种特殊的中英文日戳，戳为三格式，上格为“广州”地名，且中间刻有一中文数字，中格为年份月份日期及时间，或以公元纪年方式阿拉伯数字表示，或以民国纪年方式中文数字表示，下格为英文“CANTON S.O.No.X“。

其中“X”为阿
拉伯数字，与上格中中文数字相对应一致。

此戳中的“S.O.No.X”之“S.O.”是何之意呢？经查，原来它就是英文“SUB-OFFICE”的字头缩写，意即“支局”之意。

加上后缀数字“X”，即表示“第X支局”的意思。

三、盖销广州各邮政支局“S.O.”戳的实例
关于民国时期广州市各邮政支局使用的“S.O.No.”日戳的情况，目前已陆续收集到盖销广州第1支局、第2支局、第3支局、第4支局、第5支局、第6支局、第7支局、第8支局、第9支局、第11支局、第12支局、第13支局、第16支局和第20支局等支局邮戳的实寄封片实物及文字记载。

以下仅就已收集到的盖销广州“S.O.”邮戳的相关封片实例进行展示和说明：
1、第1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3
如图3所示，为民国廿四年（1935年）9月广州本埠实寄红框封。

封上销中英文广州第1支局“CANTON S.O.No.1”邮戳。

由于本埠邮资为2分，而该邮件只贴付1分邮票一枚，欠资1分，故加盖倒三角形T 字欠资戳，封的背面加贴2欠资票一枚，为欠资1分罚倍资费。

图4
图4-1
如图4所示，为1945年3月由广州寄日本“广东大观”风光片封套，背贴孙像加盖“粤省贴用”和烈士未加盖票。

该封由广州第1邮政支局寄出，三枚邮票上盖有二枚中英文广州第1支局“CANTON S.O.No.1”邮戳（图4-1）。

图5
如图5所示，为1949年4月17日由广州寄美国航空封，贴金元票9枚共邮资17,000元，销广州中英文第1支局“CANTON S.O.No.1”日戳。

4月17日为调资首日。

图6
图6-1
如图6所示，为1949年6月24日由广州寄加拿大的银元封，背贴广州邮资机条20分对倒双连，该封亦由广州第1邮政支局寄出，邮资机符志销有二枚非常清晰的广州中英文第1支局“CANTON
S.O.No.1”邮戳（图6-1）。

图7
如图7所示，为1949年柳州寄广州银圆航空封，贴华南版银元邮票1分、4分、加盖“桂区银元五分”各一枚，销柳州7月25日戳，背有广州7月27日到达日戳，该日戳为广州第1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1”日戳。

对照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的第1支局所在地址是位于
“广大路”，而民国34年（1945年）时广州市仅有的6间邮政支局中第
一处就是位于“广大路”的一间，而1948年时广州所剩9家邮政支局排在第一位的邮政支局也正好是位于“广大路37号”的，应该就是同一邮政支局。

另外，也可以证明位于“广大路”的第1支局在广州沦陷前、沦陷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始终都在营业。

2 、第2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8
图8-1
如图8所示，为1949年10月25日广州寄香港红框封，贴信函费银元邮票一枚，销广州中英文第2支局“CANTON S.O.No.2”日戳（图8-1）。

图9
如图9所示二枚邮件，一为1949年7月8日，贴孙像华南版银元1分、4分、10分各一枚，广州寄新加坡封，另一为1949年8月14日，贴孙像华南版银元1分、10分、印花税改作银元4分各一枚，孙像华南版银元20分二枚，广州寄新加坡航空封。

二枚封上均销广州中
英文第2支局“CANTON S.O.No.2”日戳，但二枚日戳中的年份日期表
示则不同，一为公元纪年方式，一为民国纪年方式，是为二种不同戳式之日戳。

对照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的第2支局所在地址是位于“光复中路”，而民国34年（1945年）时广州市仅有的6间邮政支局中第二家也是位于“光复中路”的，而1948年时广州所剩9家邮政支局排在第二位的邮政支局也正好是位于“光复中路50号”的，应该也是同一邮政支局。

另外，也可以证明位于“广大路”的第2支局在广州沦陷前、沦陷期间以及抗战胜利后始终都在营业，并盖销此支局邮戳。

3、第3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10
如图10所示，为广州本埠实寄封，正贴1分烈士像邮票一枚，销广州三（支局）廿五十月卅一日纪念邮戳，旁边盖广州第3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3”三格式日戳。

其中日戳年份日期是右读式。

图11
如图11所示，为1949年广州本埠实寄封，贴国际邮联1元票，销1949年9月19日广州第3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3”三格式日戳，其中年份日期为左读式。

4、第4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12
位于沙面的邮政支局是广州较早设立的邮政支局之一，民国八年所有7家邮政支局中即有沙面支局，民国十五年所有的14家邮政支局排列第四位的也是沙面邮政支局。

如图14所示，为1925年1月5日广州寄奥地利的国际双挂号邮件，销票邮戳为广州英中文三格式日戳，上格英文后刻有一阿拉伯数字“4”，下格中文“广州”中下部刻有一中文数字“四”，此戳中的数字应该就是代表沙面邮政支局在当时所有支局中的排列序号。

另外，该邮件正面所贴挂号标签上也加盖有英文文字“CANTON S.O.4”，“S.O.”即为支局英文之缩写，由此也可以判定此封的寄发邮局即为位于沙面的邮政支局，也就是广州邮政第4支局。

 
图13
如图13所示，为民国25年（1936年）由广州寄塔尔维西奥（今捷克）的航空挂号封，贴新生活运动1元，二版帆船15分2枚，平烈1分3枚，销广州第4支局4月16日中英文“CANTON S.O.No.4“三格式日戳，封正面所贴挂号签条上印有“SHAMEEN”即“沙面”，即说明位于沙面的邮政支局为第4支局。

该封于1936年4月22日经新加坡中
转，有5月3日到达戳。

图14
如图14所示，为一西式封，正贴烈士像5角1枚、伦敦版单圈5分、25分各1枚，销1938年10月3日广州第4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4”点线三格式日戳，经法国1938年11月5日寄丹麦。

途经法国时因邮件破损而加贴法国N509代封票共16枚并销法国邮戳。

此封上所销广州第4支局“S.O.”戳式比较特殊，一是全点线式三格日戳，二是该戳下格中的英文为弧形排列。

图15
如图15所示，为1948年广州寄长沙报值挂号封，盖红色广州报值挂号戳，封背贴孙中山像邮票永宁加盖国币2万元和3万元各一枚，另贴孙中山像邮票上海大业加盖半分5枚，销广州10月27日第4邮政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4”三格式日戳，有长沙10月11日到达戳，法币、金元合贴报值挂号封较少见。

图16
在图13、图14及图15所示封上，可以知道广州第4邮政支局至少使用了二种戳内带英文支局单词字头缩写“S.O.”字样的邮政日戳，一种戳式为外圈实线、中格为点线的三格式日戳，且下格中的英文为直线排列；另一种戳式为全点线三格式日戳，且下格中的英文为弧形排列。

但是，此第4支局所使用的邮戳上又是从什么开始刻上并出现有代表支局的英文缩写字母“S.O.No.”呢？也就是说第4支局的“S.O.”戳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加盖于邮件使用的呢？目前所见到的就是如图16所示的盖有广州第4邮政支局邮戳的剪片，邮票上所销邮戳为英中文全实线三格式日戳，上格为弧形排列的英文“CANTON SUB-OFFICE No.4”，即“广州第4邮政支局”，中格为年月日时，下格为“广州”及邮局编号数字“四”。

从戳上时间上可以知道民国十二年（1923年）9月就已经开始在邮戳上刻上“广州第X号支局”的英文字母及数字了，这应该也是广州“S.O.”戳的早期戳式了。

但上述广州“CANTON SUB-OFFICE No.4”又具体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启用的，又是什么时间将戳式改为后来广泛使用的中英文三格式缩写式“S.O.”戳的，还有待作进一步研究探讨。

图17
如图17所示，为1949年5月19日由广州寄云南腾冲海关的航空邮件，正盖一枚“广州国内邮资已付”手填日期戳，另销广州第5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5”三格式日戳。

封的背面有5月20日昆明中转日戳。

关于销第5支局邮戳的邮品除上述一件外，另曾在上海徐忆邮社亦拍卖过一件邮品，其文字描述为：“贴华南区广州解放加盖票1000/20元销广州CANTON S.O.No.5戳广州寄香港中式封”，说明此第5支局存在、营业的时间至少到广州解放前后。

但是，此时的第5支局的具体地址是否还如表1所列之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名称与地址那样呢？
还是又有了新的变化？
图18
如图18所示，为中式红条封，贴新生活运动5分2枚，二版农获图15分1枚，销民国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广州邮政第6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6”三格式日戳。

1936年2月25日经MEDAN中转，寄荷属东印度BINDJEI，有1936年2月26日到达戳。

7、第7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19
如图19所示，为1943年12月11日由日占广东时期广州寄台湾台南封，混贴纽约版孙像1分一枚，孙像及烈士加盖“粤区特用”票11
枚，旁盖广州机盖宣传中转戳。

此时期加盖“粤省”字样可作面值3倍使
用，正合1元邮资。

上中品。

寄台湾甚少。

封上邮票均销广州邮政第7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7”三格式日戳。

图20
如图20所示，为1948年11月1日由广州寄英国航空封，混贴全套防痨附捐票、国币票与金圆票，防痨票自然实寄封较少，混贴金圆票者尤罕。

封上正反面均销广州第7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7”三格式日戳。

图21
如图21所示，为1949年8月29日由广州寄德国航挂银元封，混贴国内信函费单位票一枚及华南版孙像银元票13枚，销五枚清晰的广州第7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7”三格式邮戳，旁盖广州8月29
日戳及德国9月9日到达戳。

该封上所销第7支局“CANTON S.O.No.7”邮戳中的年份月份和日期为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表示形式，而图17、图18所示封上的“S.O.”戳中的年份月份和日期为中文数字民国纪年表示形式，故此第7支局“S.O.”戳明显有二种戳式。

图22
如图22所示，为1949年广州寄天津挂号封，背贴广州解放纪念50元四方连、武汉解放500元、中华邮政邮资符志穗（一）500元各
一枚，销广州12月1日第7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7”三格式邮戳，有天津12月25日到达戳，封为聚兴诚银行专用信封。

图23
如图23所示，为1949年12月12日由广州寄天津的快信封，贴纪3工联300元、华中五角星200元、1000元各一枚，合1500元快信邮资，封的背面盖有12月24日天津到达戳。

该封上三枚邮票上所销邮戳仍延用中华邮政时期广州第7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7”三格式邮戳，说明虽然政权发生变更，但各邮政支局还是保持正常的运营状态。

对照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的第7支局所在地址是位于“大新路”，而民国34年（1945年）时广州市仅有的6间邮政支局中就有位于大新路的一间，而1948年时广州所剩9家邮政支局排在第七位的邮政支局也正好是位于“大新路192号”，应该也是同一邮政支局。

此外，通过以上不同时期盖销中英文广州第7支局“CANTON S.O.No.7”邮戳实寄封，也可以证明位于“大新路”的第7支局在广州沦陷前、沦陷期间、抗战胜利后，以及在广州解放初期都始终保持营业，并均销同一类型支局邮戳。

该第7支局邮戳是目前笔者收集到的广州邮政支局邮戳中仅见的在广州解放后仍在使用的支局邮戳，至于其它支局邮戳是否也有在广州解放后继续延用的情况，还有待通过进一步挖掘邮品来进行佐证和说明。

8、第8局“S.O.”戳及实用例:
 
图24 图24所示为一件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27日由广州第8支局寄往美国加利弗尼亚洛杉矶的航空邮件，贴孙像票100圆2枚、10圆1枚，合计210元，为当时国际信函邮资30元/20克+航空费90元/5克X2倍=210元，符合邮资。

三枚邮票上盖有二枚广州第8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8”三格式邮戳，封背面有一枚广州次日邮戳。

封背面落款地址为“漫塔东路15号”（音译），不知此时的第8支局是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的位于“永汉南路”的八支局呢，还是
时至1948年时广州所剩9家邮政支局排在第八位的“汉民南路”的那家支局呢？
图25
图25-1图25-2
如图25所示，为1941年由北京寄广州印刷品挂号改退封，封的正反面分别贴加盖“河北”原值邮票2分二枚、5分一枚、10分二枚，销成府8月2日戳，旁盖8月22日上午八时广州第8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8”三格式日戳（图23-1）和8月25日下午十六时广州第8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8”三格式日戳（图23-2），因地址不详退回北京，销中英文广州9月2日退回戳，9月12日退回北京。

该封上所盖销的二枚广州第8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8”日戳为二种不同戳式，一种中格是年月日为中文数字民国纪年形式，一种中格年月日为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表示形式。

两种不同戳式的“S.O.”戳同现一枚封上，还是非常少见的。

图26
如图26所示，为1949年广州寄香港挂号封，贴联邮75年1圆票，销1949年8月1日广州第8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8”三格式日戳，该戳中格年月日为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表示形式。

封上所贴挂号标签上亦盖有“CANTON S.O.No.8”英文地名及数字，比较协调和统一。

 
图27
图27所示，为1949年2月27日湖南衡阳寄广州航空封，盖国内邮资已付戳，背面销湖南衡阳1949年2月27日戳，落地邮戳为1949年3月2日广州第8支局的中英文“CANTON S.O.No.8”三格式日戳。

9、第9局“S.O.”戳及实用例:
图28
如图28所示，为民国卅八年六月廿七日由广州寄美国航空双挂号封，正面贴银元票1角5枚，2角2枚，背贴有网纹广州邮资已付20分邮资券对倒2对共4枚，无网纹2分一枚，其中20分邮资券带有移位及复印变异，销广州第9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9”三格式日戳，有美国到达戳。

邮资券带有变异极为罕见，贴于实寄封上更是不可多得的大珍品。

该封上所销第9支局日戳中的年月日时间是以民国纪年中文数字立式排列的。

图29
如图29所示，为上海航空寄广州西式封，贴孙像加盖金元二枚（资费1.10元符合），销上海48年11月30日戳和广州民国37年12月3日广州第9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9”三格式日戳，另有广州机盖到达戳。

此处广州第9支局日戳中的年月日时间是以民国纪年阿拉伯数字横式排列的，与图26封上所销第9支局日戳为二种不同戳式。

对照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的第9支局所在地址是位于“东山庙前街”，而1948年时广州所剩9家邮政支局排在第九位的邮政支局同样也是位于“东山庙前街13号”。

此外，当得知笔者正在撰写介绍广州邮政支局及其“S.O.”戳的文章后，延陵邮学会陈山会长亦从其藏品中找到一枚销广州第9支局“S.O.”戳的实寄封（图30），并提供给我研究参考。

图30正反面
如图30所示，该封上邮票上所销邮戳为英中文三格式日戳，上格为弧形排列的英文“CANTON SUB-OFFICE No.9”，即“广州第9邮政支局”，中格为年月日时，下格为“广州”及邮局编号数字“九”。

邮戳上年份不太清楚，但从封背面手写之“正月十四日”及背面日戳中的英文三月“MAR”和销票日戳中的“一日”查对，应该是1923年3月1日寄发的，因为当年的3月1日正是农历的正月十四日。

由此，可以断定此销票第9邮政支局“S.O.”戳中的年份时间为民国十二年三月一日。

说明在民国十二年三月（1923年3月）甚至之前就已经开始在邮戳上刻上“广州第X号支局”的英文字母及数字了，这比广州第四邮政支局启用“S.O.”日戳的时间还要早，成为目前所见广州“S.O.”戳中时间最早的实例。

该封正面左上角处寄件人地址中有“Tung Shan Canton”，即“广州东山”，此地址所处位置正好与时至民国十五年及民国廿五年广州邮政支局中排列第九位的“东山庙前街”相一致。

至于此广州“CANTON SUB-OFFICE No.9”具体是从什么时间开始启用的，又是什么时间将戳式改为后来广泛使用的中英文三格式缩写式“S.O.”戳的，同样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10、第11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31
如图31所示，为1942年9月由日占香港寄往广州的邮资已付邮件，封上盖有二枚香港局“邮资给足”和“特殊邮资已付”圆形戳，9月18日到达广州，销12时广州到达戳和14时投递戳，其中14时日戳为广州第11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11”三格式日戳。

从此封上可以
说明当时第11支局在广州沦陷期间还在正常营业并加盖此日戳。

图32
如图32所示，为1947年10月5日贵阳实寄广州的贵州加盖50元孙像邮资明信片，加贴孙像国币1元改200元双连，符合当时250元邮资，中途历经数次转寄（误寄？）才寄达广州，贵州加盖50元实寄片，目前暂时所知存世仅1片。

极为罕见。

该片正面盖有一枚广州第
11支局的中英文“CANTON S.O.No.11”三格式日戳。

此第11支局邮戳到了1947年的时候仍然在加盖使用，不知是否还是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位于“惠爱西路”那间11支局？该支局是否曾经在沦陷期间被关闭过？不过，民国34年时，广州市仅有的6间邮政支局中并没有“惠爱西路”的这间，不知该支局在广州沦陷后期是否曾被关闭过？是否又于抗战胜利后恢复营业，因为到1948年时，广州所有的9间邮政支局中，又有了位于“惠爱路235号”支局的存在，而此支局与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位于“惠爱西路”的第11支局的地址是一样的。

是否因为是这个缘由，虽然此时邮政支局的数量减少到只有9间了，但在邮戳上依然保留原来的编号---“CANTON S.O.No.11”，即第11号邮政支局。

11、第12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33
如图33所示，为民国廿五年广州寄美国封，贴邮政开办40周年5分2分各一枚，销广州1936年10月25日第12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12”三格式日戳。

封的背面还盖有“继承胡主席遗志完成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和“踊跃捐款购机祝寿充实国防拥护领袖广东各界筹款购机庆祝蒋委员长寿辰委员会制”宣传戳。

12、第13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34
如图34所示，为黑白风景明信片广州五层楼图贴伦敦版单圈5分1枚，销1936年3月24日广州邮政第13支局中英文“CANTON S.O.No.13”三格式日戳寄美国，另销有一枚15时广州中英文日戳。

因欠资加盖“T/CENTIMES”圓戳。

13、广州第16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35
图35-1图35-2
如图35所示，为1947年10月23日广州航空挂号寄美国封，正面贴老师节纪念票孔子至圣墓1250元一枚、上海大东一版孙像票5000元五枚，合计邮资26250元，销广州第16支局中英文“CANTON S.O.16”三格式邮戳，且该戳下格中的英文“CANTON S.O.16”为弧形排列（图33-1）。

挂号签条上亦盖有英文“CANTON S.O.16”字样（图33-2）。

该封经海关检查通过不收税金，正面另贴美10分邮票1枚，趣味的混贴封。

14、第20支局“S.O.”戳及实用例:
图36
如图36所示，为1940年4月17日由日占华南时期的广州寄日本明信片，因邮资不足，盖黑色T字欠资印，到日本后再盖红色欠资印，该片正面盖有一枚广州第20支局的中英文“CANTON S.O.No.20”三格式日戳，旁盖广州1940年4月18日机盖戳。

此支局下格英文“CANTON S.O.No.20”亦为弧形排列，比较特殊。

图37
如图37所示，为1942年广州寄日本孙中山像邮资明信片，加贴孙中山像加盖粤省特用1分二枚、2分一枚，销广州第20支局8月11日中英文“CANTON S.O.No.20”三格式日戳，少见。

该第20支局邮戳于沦陷期间使用，不知是否还是民国25年广州邮政支局一览表中位于“惠爱中路”的那间20支局？该支局在民国34年时已经不见记录了，因为广州市当时仅有的6间邮政支局中并没有“惠爱中路”的这间了。

到了1948年，广州所有的9间邮政支局中，只有位于“惠爱路235号”支局存在了，此时的支局是否是将原来的位于“惠爱西路”的第11支局和位于“惠爱中路”的第20支局进行了合并呢？
15、其它特殊戳及实用例:
此外，在广州沦陷期间，也出现过一种邮戳，如下图所示：
图38
图38-1
如图38所示，为1944年由广州挂号寄上海，混贴伪政权纪念票和国父像加盖“粤省贴用”和“粤区特用”票，日占华南时期实寄封极少。

该封上邮票所销邮戳与广州“S.O.”邮戳非常相似，除了没有代表支局的英文缩写字头“S.O.”外，其它没有区别。

此戳中的汉字数字“十六”及阿拉伯数字“16”应该也是代表第16支局之意。

四、结语
1、关于广州邮政支局是从何时开始刻制并使用带有英文支局“S.O.”字样及数字的邮戳的，目前也只能从本文中所展示的目前所见时间最早的位于东山庙前街的第9支局的相关邮戳及位于沙面的第4支局的相关邮戳及挂号标签上出现的支局英文缩写字母来作出判断，应该可以认为是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广州就已出现最早的“S.O.”戳。

因为，时至民国十五年（1926年）时的广州邮政支局已经增加到了14家，广州邮政管理局可能是为了便于更好的开展服务，区分并明确各邮政支局的业务范围，故将邮政支局逐一进行编号，并按照编号顺序，在各自邮局使用的邮戳中开始加刻上支局的英文单词，即
“CANTON SUB-OFFICE No.X”，此后又对该戳式进行了改进，将其中的英文“SUB-OFFICE”简写为“S.O.”。

但广州邮政管理局具体是什么时间开始刻制并启用“S.O.”戳的，以及为什么要刻制此戳的原因，还有待查找邮政史料及相关档案方能给出明确答案和解释。

2、从本文收集并展示的广州“S.O.”戳最晚使用例情况来看，其中第5支局和第7支局“S.O.”戳在广州解放初期仍然在延用，至于其它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