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一)

资产专用性与交易成本节约(一)

摘要：企业的功能不仅在于节约要素(中间品)交易成本，是要素的“间接定价装置”，还在于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的产品市场上，企业在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这使其更关心长远利益。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数量越多，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企业是信用的载体，它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产品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最终产品交易成本。我们的分析补充和完善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

关键词：企业理论；专用性资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

企业专用性资产(牛德生，2004)是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多大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特定贸易关系，亦即在不牺牲生产价值的条件下，资产可用于不同用途和可供不同使用者利用的程度。资产的专用性程度较高，拥有专用性资产的一方在退出交易时变得越困难，因为专用性资产在移作他用时通常表现为较低的价值，由此给交易者带来巨大的交易成本。威廉姆森(1975，1979，1980)把资产专用性分为场地专用性、物质资产专用性、在边干边学中人力资产专用性、专项资产、品牌资本、临时专用性等。长期以来，资产专用性一直被认为是“市场机会主义”的始作俑者，是导致纵向一体化、形成企业的原因。沿着这个分析思路，我们将指出，与企业产生前不同，资产专用性在企业产生后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其锁定效应使企业退出市场要承担退出成本，这使得企业有积极性生产合格品，以逃避市场的惩罚，即最终产品交易中企业的专用性资产起信用担保的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致的逆向选择，从而节约交易成本。我们的研究还在于解释说明如下两个问题：企业在最终产品交易中相对于现货市场是如何节约交易成本的?为什么人们更容易相信较大规模的企业?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对企业交易成本理论加以补充和完善。

一、企业交易成本理论述评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到目前为止，企业的契约理论被认为是企业理论中影响力很大而且广泛的一支。这一支理论的共旨是(张维迎，1995a)，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联结”(nexusofcontracts)(文字的和口头的，明确的和隐含的)。它的产生以科斯(Coase)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为标志。该文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受到重视。循着科斯的分析思路，企业的契约理论沿着两条路径不断发展和深化(靳涛，2003)：一是循着科斯(1937)－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79，1980)、克莱因(Klein，1978)－张五常(Cheung，1983)－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andHart，1986)、哈特和穆尔(HartandMoore，1990)－瑞奥登(Riordan，1990)、道(Dow，1993)－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KaplanandStromberg，1998)的路子，以交易费用分析基础上的企业与市场关系、纵向一体化和不完全合约为分析框架的契约理论；另一条研究路线是科斯(1937)－阿尔钦和德姆赛茨(AlchianandDem－setz，1972)－詹森和麦克林(JensenandMeckling，1976，1979)－埃斯瓦瑞和克特威(EswaranandKotwal，1989)－史雷福和维斯尼(shleiferandVishny，1997)－瑞金(Rajan，1997)、赞格勒斯(Zangales，2000)等以企业团队理论、代理理论和治理理论为分析线索的契约理论分析框架。鉴于本文是对第一条路线的深化和补充，以下我们仅对第一条研究路线的相关内容进行综述。

在《企业的性质》一文里，科斯认为市场和企业是资源配置的两种相互替代的手段。在市场上，资源的配置是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调节的，而在企业内，资源的配置是借助于权威来完成的。这两种配置方式都存在成本，分别表现为市场价格的成本(交易成本)和企业内官僚组织的成本(管理成本)。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权威关系在一定范围内能降低交易成本。企业的边界取决于两种成本的比较。

威廉姆森(1975，1979，1980)、克莱因(1978)等进一步研究认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及与少数

交易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是导致市场失灵的环境因素，再加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人为因素，使人们在拟定、履行和强制执行市场契约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关系专用性投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变量，因为正是专用性投资的存在才使得交易特征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事前的市场竞价交易转变为事后的少数人之间的持久而连续交易，而且关系专用性投资也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最大来源。交易参与者的专用性投资所引致的资产专用性使退出交易变得困难，存在一定的退出成本，从而导致将专用性资产的准租金攫为己有的机会主义行为。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使合约双方相关的专用性投资不能达到最优，并且使合约的谈判和执行变得困难，因而造成现货市场交易的高成本。这时，市场交易的参与者们用“一体化”组织，即企业替换传统的现货市场，通过一系列长期契约的缔结，用权威来监督和限制“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节约交易成本。

张五常(1983)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契约安排。他认为企业的出现是私有要素的所有者按合约将要素使用权转让给代理者以获取收入；在此合约中，要素所有者必须遵守某些外来的指挥，而不再靠频频计较他也参与其间的多种活动的市场价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由于对要素(中间品)投入进行估价的定价方式要比对产出物直接定价困难得多，其成本要大得多，利用合约把生产必需的私有要素集中到企业的框架下配置生产，然后按合约内容分配所得能够大量地节约成本。在张五常的世界里，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要素市场取代商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继张五常之后，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哈特和穆尔(1990)建立了一个所有权结构模型。他们认为，当由于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而使合约不能完全时，所有权即具有重要意义。当两个参与者进入一种交易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财产被用来创造收入——而要在合约中列示所有关于财产的特殊权力又费用颇高时，最合适的做法也许是其中一方将所有的剩余权力都购买过去。剩余权力对购买方来说是一种收益，对另一方却是一种损失，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因此，一种有效率的剩余权力的配置必须是购买者激励上所获得的收益能够充分弥补售出者激励上的损失。经过充分的论证分析，他们得出结论：投资行动最重要的一方更应该取得对剩余权力的所有权。

瑞奥登(1990)和道(1993)对纵向一体化选择中的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建立了一个研究一体化过程中所选择的组织形式与成本函数和管理者激励效用的关系研究框架。他们认为纵向一体化虽然能够传递更好的成本信息并产生更有效的定量决策，但却不自觉地损坏了管理者降低生产成本的积极性。

卡普兰和斯托姆博格(1998)在前人的基础上研究认为，所有者所拥有的也许不是“剩余控制权”，而是“明晰控制权”，而企业经营者才会控制剩余控制权。不过，这个问题要根据不同的企业性质而定。他们还认为，剩余控制权在企业中的分配不会像以前文献中所说的那样“要么是全部，要么为零”，可能只是一部分。总的来看，关于企业剩余控制权的研究仍是目前该条研究线路所注重的核心问题。

以上研究者们的目光一直注意在外部交易为什么需要内部化，即为什么要把现货市场的交易形式转化为企业交易形式的问题，而忽略了企业成立以后，企业的产品在现货市场上交易的问题。我们认为，企业在终产品交易中“制造”了一个重复博弈机制，这使企业更关心长远利益。它用自身专用性资产——从价值和数量两个维度——来作为其产品是合格品的担保。专用性资产单位价值越大，数量越多，企业越有谋求长远利益、放弃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激励。市场上理性的买方考虑到这一点，总是认为效益越好、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能提供合格品。以往的研究者把企业作为整体，其产品投放到现货市场所节约的信息成本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是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一个缺憾，我们试图加以弥补。

二、企业是信用的载体——企业交易成本理论的补充和完善

为了讨论问题的方便，我们把现货市场分为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