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

多种经济成分混同发展好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枯木逢春，政治文化经济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国家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得到长足的改善，尤其是在东部地区贫穷匮乏基本上一扫而光，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世界上经济第二强国。

一百五十多年来，单一民营（私有制）经济独裁的资本主义和单一公有经济独裁的共产主义的失败，西方(包括后来加盟的东欧俄罗斯)政治民主自由平等、经济成分混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成功，雄辩地说明，多种经济混同发展的经济结构确是目前人类社会最佳的经济结构。

一）、生产资料公有社会化的合理性和不足。

我们先来看合理性。

1）、在工业薄弱地区或资本有限启动资金十分短缺时，需要由政府或社会团体组织集资贷款以启动工业化生产。

例如边远贫困地区和经济落后农村，发展经济如修桥筑路等工程项目和最初起步的工业化项目，应由地方政府或社会团体先行。

当老百姓有钱了，并（如在外地打工）学会企业管理，会工业化生产了，再发展民营企业和商业。

2）、经济运行需要组建社会化生产,而民营个体又缺乏权威和经验时,需要社会团体或政府出面做主要投资者,来组织股东委员会或合作社等，使民营企业各自在生产链中选择适合的环节重点生产，从而保证生产链正常营运达到共赢。

这在农业生产中也可找到村委会发起组织社会化生产的例案。

例如，某个村庄经村委会组织后，花农进行分工合作，有人专门从事种子生产，有人专门从事花木苗生产，有人专门从事盆景生产，有人专门从事花药肥料生产，有人专门从事包装（包括商店、网络）营销，运输（包括快递公司）等。

3）、对各种灾变等突发事件和战争，动用社会团体或国家的力量投资，可快速有效应对处理平息事件制止事态的恶化。

4）、有关国民生计而又微利的产业和无利的公共事业（文化教育科技医疗），当责无旁贷地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来投资经营，不能推诿或转嫁给私人投资经营。

5）、投资周期长见效慢的项目，由政府和社会团体投资经营。

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政府不要与民争利。

以公有制经济为主，我认为主要是指第三第四项掌控在政府或社会团体手中，而不是指公有制经济数量(社会组织和政府掌控管理的经济)的比例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都占多数。

比例是要随着经济发展状况不断进行调整的，甚至于根据需要可能数量等比例低于民营经济。

社会必须有一部分公有制经济,而且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为龙头，全部民营化是不可取的。

但是，生产资料的全部公有社会化也有其天然的致命缺陷，也行不通。

这是马克思避而不谈或始料不及的。

工业生产必须要有资金投入，盖厂房买机器买原材料支付工资和其他支出费用。

那么，改革开放后为什么必须要请出民营经济?为什么只有公有资本不行，而必须要有民营资本补充，甚至于民营企业的数量要占到70%以上，而公有企业只能占到20%左右呢？这就要从公有企业的局限性说起，而且要从共产主义行不通说起。

1）、人的天性是自私的。

（其实动物也是自私的，小猪一出生就知道抢奶头吃奶，公狮不允许狮群中有其他公狮的幼狮，猴王容不得其他公猴染指猴群中的母猴。

动物精子在通向卵子时，争先恐后毫无大公无私可言，一旦进入到卵子，便关起门来不准其他精子进入，不搞共产主义唯自己独享。

）因此在公有企业，人往往缺乏生产积极性和偷懒消极怠工，公有制经济效益差。

单位时间单位人向社会提供适销适用的商品数量低。

公办邮政局办不过私人的快递公司。

公办的菜场办不过私人菜贩子。

公办的菜场卖死鱼烂鱼，私人鱼摊子卖活鱼鲜鱼。

公家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私人单位，相逢开口笑，热情周到，服务态度好质量高。

加上公有企业官僚主义，公有制企业生产效率不仅低，而且浪费大，成本高，若是全部社会化公有化，则其运行的成本代价为社会更无法所承担。

必须注意到，人的活动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独立的个性。

别人吃饱了，不代表你也吃饱了。

别人睡得好，不代表你也睡得好。

别人有老婆孩子，不代表你也就有老婆孩子。

任何正常健康的社会，必须给个人的活动生活和民营经济留有充分的空间。

使社会保留有民营的经济活动，个体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生活。

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兼有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二者共存互补，缺一不可。

既不能没有公有经济，也不能没有民营经济。

公有民营经济兼有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能称为是以资本利润为取向，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的资本主义，不能说具有资本主义因素。

同样，公有民营经济兼有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不能称为是整个社会只有一个社会中心的经济主体，由社会中心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没有阶级，没有政党，没有国家，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共产主义，不能说具有共产主义因素。

把民主社会主义的特征硬戴到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身上，实是无聊之举。

因此，目前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混合经济是符合人性的，而消灭了民营经济全部社会化的共产主义是违背人性的。

故共产主义纵然建立起来，也不能长久维持。

因为它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为人们本能地反感和厌恶，受到人天然的抵制。

有人说，混合经济在中国清朝就有了，是清朝的裹脚布。

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都是多种成份的经济结构（包括社会化生产）。

混合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常态，至少在现在，混合经济可以说是人类社会经济模式中最好的，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反倒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短暂的插曲和闹剧，“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共产主义现在终于到了曲终人散收场关门的时候了。

2）、公有企业不能灵活及时应对市场的变化和需要。

或生产过剩积压或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或产品老化不为市场所欢迎。

任何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创新、经济运行模式的创意、市场开发营销策略的策划、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发明创造、生产方式方法的设计等灵感激情的火花是随机的偶然的触发，都不出于计划，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民营经济调动了千百万人的精力智力和积极性，千百万人的大脑随时随地制宜的精心策划，必然胜过少数人孤寂大脑的创造思维。

少数人生硬死板的僵化头脑与千百万人自主创新的灵活头脑的较量必然溃不成军。

公有制经济竞争不过民营制经济，就是因为公有经济只有少数人的积极性，而民间的个人的甚至公有企业下属干部和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受到控制压抑。

公有经济千人一面，民营经济繁花似锦。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所以，单一公有经济的共产主义和以资本利润为主导的资本主义一样败下阵来，输给公私混合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东方的共产主义也不得不和西方的资本主义一样退出历史舞台共同趋向社会主义。

3）、在共产主义社会，企业和政府需养一庞大的官僚队伍管理监督检查企业，还要不断地为企业选择引进产品技术工艺，改造企业的机器设备，越俎代庖去操劳企业人财物的一切事务。

长此以往，企业也就乐得有婆便把婆来倚，失去了主观能动性。

当公有制社会化企业数量过大时，则为社会所承担不起。

在共产主义社会，全世界所有的企业由社会中心统一控制管理，除了万能的神，人间又有谁能掌控了解调度调拨安排天下企业的、市场的和每个老百姓每时每刻的动向细节和不同需要，分析处理每个企业和社会爆炸的信息，社会中心有谁能对物的生产条件和消费品直接分配到世界上的个人。

周恩来这样的大能人，日理万机也做不到，他日夜操劳到头来积劳成疾而终，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

于是，为应对无穷无尽的工作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增加社会中心的工作人员，使共产主义国家的机关机构庞大政府冗员臃肿（还要豢养一批数量巨大的政治干部，包括所有单位的党委政治部组织部政委，庞大的司法警察军队宣传部外交部统战部妇联等，哪个社会负担得起这沉重的行政费用），行政开支高居不下，而最高的管理决策者则越来越疲于奔命力不从心。

政府和社会中心上的工程项目多成为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的烂尾工程，大家都领导，大家都不负责。

而私营老板拍板时是以身家性命作代价的，来不得丝毫的麻痹大意。

正象农业宗族社会的每一个朝代末期，社会难于承受官府朝廷的开支费用而走向崩溃。

（共产主义社会，在信息爆炸的工业社会沿用农业宗族社会政治制度，由社会中心等最高的管理决策者就象宗族中的族长一样决策，故必行不通。

）再如在苏联和中国，教育科研生产分开，学校专门教学、研究所专门科研、工厂专门生产，结果造成教学科研和生产的脱节。

再如，近几年来在社区管理中，计划管理方式回潮，大政府包办一切管理一切控制一切，社区所有的事务都由物业承包。

结果，物业苦不堪言，而业主对物业的各项服务还非常不满意。

事实告诉人们，共产主义不仅不适合中国国情，在任何国家也都不可行。

强求一致，控制一切，便是死亡，是走向地狱而决不是走向天堂。

与其让政府和社会中心安排控制一切，不如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实行民主让人民自治。

但公有制企业不是企业家自己的，让公有制企业自治，就会乱（因而公有制企业三公消费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

如此一来，公有企业坠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境遇，所以一般企业的出路唯有民营化，让民营者自己管理或在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时监督企业。

（现代先进国家工厂中，车间中机器发生故障，生产工人可以直接到机修车间找工人来修理，而不必层层上报请示汇报批示调度安排。

）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只能是，存在着不同经济成份、不同意识形态、不同阶级阶层、不同政党派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竞争自由发展。

共产主义由社会中心安排控制一切的制度模式可以休矣！“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共产主义必定半途夭折寿终正寝，这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xiaxt金煊先生的帖子的确将“公有制”的历史局限性说出来了，很不错。

赞！其实，公有制就其所谓的“国有制”这一实现形式而言，早就与私有制同时存在了，先不说远一些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即俄国社会的“农村公社”（详见《马克思致苏查利奇的信》），就说斯密的《国富论》，斯密曾指出：“论便利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机构为便利一般商业所必需的公共工程和机构为便利任何国家的商业所必要的公共工程，如良好公路、桥梁、通航运河、海港等等的建立和维持，在不同的社会时期要求有程度非常不同的支出，这是十分明显不待证明的。

建筑和维修任何一国的公路支出，显然必须随着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增加而增加，或随着必须在这些公路上运输的货物的数量和重量的增加而增加。

桥梁的承受力必须和可能通过它的车辆的数目和重量相适应。

通航运河的河水深度和供应，必须和可能在河上运载货物的船舶的数目和吨位成比例；海港的大小必须和可能停泊的船只的数目成比例。

.......例如，公路、桥梁、通航运河，可以用对使用它们的车船征收的小额通行税来建设和维修；海港，可以用对装卸货物的船舶课征的港口税来建设和维修。

造币厂是另一种便利商业的机构，通过收取铸币税不仅能开销它自己的支出，而且可以为君主提供小量收入在欧洲有几个地区，运河的通行税或水闸税是私人的财产，他们的私人利益迫使他们去维修运河。

如果它不是保持得相当良好，航运必然完全停止，随之他们从通行税得到的全部利益也就落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