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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实践中的非市场风险及其化解对策——以资源能源类海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为例2011-11-14 | 编辑：enablesite | 【大中小】文章摘要：文章结合我国企业实践，对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类型做了总结，即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等。

并进而分别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各自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基于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需要，我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开展跨国经营。

海外投资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也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本文中的海外投资与境外投资、对外投资含义基本相同，同时为行文方便，文中的海外投资包含对外承包工程在内）。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12000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或曰存量）2457.5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200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54.4%。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1万亿美元，年末存量18.98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5.1%和1.3%，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名的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另，据商务部的初步统计，2010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

另外，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据商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922亿美元，同比增长18.7%；新签合同额1344亿美元，同比增长6.5%。

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4356亿美元，签订合同额6994亿美元。

然而，历史上跨国公司的实践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企业跨国经营比在国内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

以石油为例，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三大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油田及工程项目总计144个，投资金额累计约700亿美元，折合4480亿元人民币。

而据中国石油大学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各种复杂风险因素的影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亏损项目达到三分之二。

另据知名咨询机构埃森哲在2010年底对2008年1月至2010年6月间中国企业120起海外并购进行的统计，并购共计涉及金额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

依照国际并购规律，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以上的并购案例最终会在漫长的整合期造成亏损，因此我国企业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能产生约3000亿元的投资成本失利，风险巨大。

总体来说，海外投资的风险可以分为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是指由于企业对所在行业（或曰所在产业）的国际国内发展状况、市场价格涨跌、金融汇率等形势预判错误或应对措施不力而发生的风险，具体包括成本价格、汇率等方面的风险。

非市场风险则是指市场风险之外的风险。

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非市场风险已经成为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威胁。

本文中，作者通过多年以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持续跟踪关注，在国内首次尝试对近年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实践中遭遇的非市场风险进行具体类型划分，并进而对我国政府、企业分别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具体对策建议。

一、非市场风险的类型从实践中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等六种类型（实践中，上述六类风险均已对我国企业产生了实际的重大影响和损失。

（一）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

政治动乱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颠覆、政变、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政治风险是与东道国主权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国家易产生政局不稳、政权更迭等情况。

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策不稳定性、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区域联盟等。

当前在非洲、拉美、亚洲等我国企业已进行海外投资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存在政治动乱风险。

无论何种原因，只要一旦在东道国发生政治动乱风险，则我国企业均将面临产生损失的可能性。

如，在委内瑞拉和赞比亚等与我友好的国家，甚至也出现了敌视我投资的现象。

上述两国的在野党针对我国在该国的资源能源类投资就已经提出了强烈抗议，宣示如果能够上台执政，就将赶走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以2011年发生政治动乱的北非国家利比亚为例。

利比亚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

目前我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总共约计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约折合1233.28亿元人民币）。

在13家央企的投资中（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石油、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囊括了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等领域。

现下来看，无论利比亚战事结局如何，我国企业均面临着工程设备等固定资产损失（一些项目营地资产遭抢劫，在利万余名员工安全也受到威胁）、预期收益的损失、撤离费用的损失、未来汇率结算的损失等。

而面对如此巨额的损失，中国企业却缺乏挽回损失、获得救济的权利工具。

形成较大损失的两个直接原因是：一是，中国企业投保的保险覆盖面仅为合同金额的5.68%，因此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188亿美元合同金额的工程项目，将只能获得不足4亿元人民币的保险赔付，并且保险方也限于我国内的国有保险公司（这是由于部分央企投保意识不强、专业知识欠缺所致。

有专家指出，此次在利比亚投资的部分企业只投了工程险，但战争是工程险的除外责任。

大部分企业都没想到，除了商业保险外，还有政策性的保险可以承担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二是，当前我国尚未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何形式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

（二）政策与法律风险。

政策与法律风险是指因东道国变更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政策风险主要包括重大外国投资政策的调整、政府禁令、政府违约、税收政策的调整、国有化政策（保括征用、征收、没收、报复性充公）；法律风险主要有立法不全、执法不严、法律冲突等。

最近的政策与法律风险以澳大利亚资源租赁税的出台最为典型。

近年来，我国企业纷纷加速了海外投资矿产资源的步伐，其中澳大利亚正是中国企业投资矿业的聚集地，赴澳投资的企业包括宝钢、首钢、中钢、鞍钢、中信泰富、五矿、兖州煤业等等企业。

2010年5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拟从2012年7月开始向在当地注册的资源类企业征收税率为40%的资源租赁税（之前，澳大利亚主要是依据产量对矿业公司征税，各州征收的特许税税率仅在2%-10%之间）。

由此，按照联邦新的税收方案，资源类企业须将其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所获利润的40%作为税收上缴联邦政府（新公司和小公司如果没有盈利则不需要缴税，小企业还将得到原地方性特许经营税的返还）。

依据计算，今后资源类企业所承担的全部法定税率总计可能将从目前的43%上升到2013年的57%。

2011年6月，经过一系列谈判和政府高层更替，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就备受争议的矿产资源税问题公布了草案。

草案提议，矿产资源使用税仅针对铁矿和煤矿，税率设定为30%。

尽管这一草案与之前澳大利亚政府最初酝酿的计划相比，资源税的征收比例已经从最初酝酿的40%下降到30%，但这一新增的资源税，仍将对澳大利亚当地和赴澳投资的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

草案正式执行之后，除了将会增加在澳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之外，同时如果矿产供不应求的状况持续，矿产资源税增加的成本很有可能最终要由中国钢厂等矿石进口商埋单（2011年1-4月，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中有43%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我国铁矿石的第一大进口国）。

再如，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再到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不断涌现，也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形成了巨大的政策与法律风险。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指我国企业及其管理人员与东道国当地政府、社区、员工由于中外文化上的不同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

实践中，中外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区别，在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上更是深深烙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化的差异往往在不经意间即招致纠纷和损失。

由于投资方不尊重东道国当地风俗文化而发生纠纷，在这个问题上，经常被提及的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日本企业在20世纪末期大量到美国投资经营，有一家企业的12个美国女工起诉抗议日方总经理对她们实施歧视待遇，比如要求她们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为客人端茶倒水”的事务，官司从1982年打到1989年，导致日方企业亏损很多，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把本国的管理模式、行为举止等文化照搬到了美国。

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客人端茶倒水”是女员工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对她们的歧视，要求日方对所有女工进行赔偿。

此后，日本企业吸取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东道国推行本土化，不得不在营销和人力资源等部门几乎全部雇佣美国人。

文化差异往往带来管理理念和行为的不同，实践中，我国的部分企业非常易于将一些不良的文化习惯延伸到国外使用。

如，我国一些企业在拉美与工人、工会发生争执之后，往往并不通过合法手段予以积极合理解决，而是采取贿赂收买工会头目等违法方式处理，易造成无穷遗患，最终致使问题升级。

再如，在非洲的赞比亚，中国企业管理人员枪击当地员工的事例，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影响极坏。

（四）合同条款风险。

合同条款风险是指在我国企业与东道国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因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不够具体而产生理解差异，最终出现合同纠纷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实践中，因合同权利义务条款界定模糊极易导致我国企业产生巨大风险。

例如，中国铁建在沙特的工程承包项目即是深刻教训。

2009年2月10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约定采用EPC+O/M总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加运营、维护总承包模式)施工完成沙特麦加轻轨铁路项目。

截至2010年10月31日，按照总承包合同金额(66.5亿沙特里亚尔)，中国铁建确认预计总收入为人民币120.51亿元，预计总成本为人民币160.45亿元，另发生财务费用人民币1.54亿元，项目预计净亏损人民币41.48亿元。

2011年1月，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中的损失锁定为13.85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