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士官生兴与衰

清末留日士官生兴与衰士官-清末民初的军事政治舞台上，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士官生群体，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进程，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现根据自己收集的材料，对早期留日士官生（辛亥以前归国者）的兴起与衰落及其所发挥的作用，做一粗略评说，以求抛砖引玉。

关于辛亥革命后归国的留日士官生，因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都已不具备早期士官生的特点，故不在此文讨论之列。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一留日士官生是在上个世纪末清政府普练新军又急需军事人才的背景下掘起的一个群体。

甲午战争清军战败后，清政府开始创练新式陆军。

感于现代军事人才的缺乏，在聘请洋教习训练军队和开办军校的同时，遣员到国外学习军事。

当时，号称陆军最强的要数德国和日本，但德国远在西洋，而日本则为近邻，于是，自1898年起，清政府开始向日本选派军事留学生。

受甲午战争战败和列强不断瓜分中国的刺激，不少爱国男儿，怀着报效国家，富国强兵的朴素愿望，弃文从武，成为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

1901年，科举制度废除以后，由科举步入仕途的路子已被断绝，更多年少的书生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日俄战争后，日本也以其不可告人的长远利益出发，对中国派学生赴日本留学进一步放开，使的大量的青年涌入日本，每年仅官费生就达一百人，这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

自费赴日学习的也日渐增多。

For personal use only in study and research; not for commercial use中国派赴日本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最初均是从各省武备学堂的武学生中选送的，大约从1899年起，文学生也可以选送。

中国军事留学生到日本后所入的军校，主要有日本陆军测量学校、骑兵学校、炮工学校、海军学校以及私立东斌学校等，但最主要的还是集中在位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于明治维新后的1874年创建的一所初级陆军军官学校（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培养军士的士官学校）。

该校在日本、在东亚，甚至在全世界都颇负盛名。

二战中的日本陆军元凶东条英机、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等均毕业于该校。

至于说为什么称士官学校而不称军官学校，大概是直接取自字译的缘故，在涉及日军的称呼上，经常遇到此一直接取自字译的例子，如“连队”、“小铳”、“自行车”等，就都不能按中国词语的定义去解释。

按规定，凡欲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须先入军事预备学校------成城学校（1903年后改称振武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再到陆军连队（团）进行下等兵至下士资格的实习半年到一年，然后，再以下士资格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一年到一年半，结业后，仍要再到连队实习三个月到半年，期满后毕业，以“少尉资格录用”。

士官生毕业回国后，按照清政府的规定，还要经过再考核，成绩合格的授“协军校”（少尉），特别优秀的则授“副军校”（中尉）。

但由于这一时期的留日士官生人数少，清廷的新军编练工作又刚刚开始，百事待兴，人才急缺，所以，士官生归国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破格使用，分发到部队的最低也要给以管带（营长）职务，且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升迁。

如士官六期的黄国梁、阎锡山，1909年回国后，次年便分别担任了山西新军混成协仅有的两个标第85标、第86标的统带（团长），五期的殷承献、六期的程潜则于毕业回国后的当年便分别担任了新军第17镇、第19镇的正参谋官（师参谋长）。

其他还有许多。

至辛亥革命暴发前，全国共练成新军14个镇18个混成协，士官生毕业回国最早的也不过8 年时间，便已有6人升到统制（师长），即王遇甲、吴禄贞、陈宧、张绍曾、潘榘楹、萧星恒等。

至少有20人以上升至统领（旅长），根据本人并不完全的搜集，有陈文运、张树元、贾宾卿、邓承拨、孙铭、杜淮川、王麒、许崇智、张毅、蔡锷、曲同丰、蓝天蔚、魏宗瀚、应龙翔、姚鸿法、刘洵、毛继成、张哲培、蒋尊簋、胡景伊、赵恒惕、良弼、王廷桢。

除分发到部队直接带兵的外，当时清廷主管全国新军编练事宜的练兵处、陆军部和主管作战的军咨府中，也集中了较多的士官生，如铁良、良弼、陈宦、哈汉章、卢静远、陈其采、唐在礼等，而作为各省练兵机关的督练公所和陆军小学堂，则几乎清一色的全是士官生在主事。

此时的士官生，称的上炙手可热。

在后来的新军阀混战时军队膨胀至数百个军的情况下，一个旅长、团长可能无足轻重，但在清末，一共才只有十几个师又十几个旅，而各省兵力多者一个镇，少者仅一个标的的情况下，一个统制（师长）、统领（旅长）往往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辛亥革命中南方各省的士官生之所以能够迅速举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春秋中文社区（二）在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的伟大革命行动及历次反袁运动中，留日士官生成为各省起义武装的中坚。

清廷派遣学生出国学习军事，具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想把他们造就成为腐朽的清王朝的鹰犬，以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怕他们在海外受到民主革命的熏淘，危及大清皇朝的天下。

因此曾于1904年规定，凡报考日本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由各省督抚保送，否则不准出国。

对于已在日本的自费生，则派出使日本的大臣和学监进行监督，凡认为忠于清室者，可许其改为官费生，凡认为倾向革命者，则设法剔除出去，如后来成为光复会领袖的陶成章，就是在成城学校时被开除学籍的。

可见“政治合格”这一条，在什么时候都是放在首位的。

但规定是规定，思想是无法限制的，而只能愈加引起留学生们的反感。

实际上，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们，不论是学军的，还是学理学文的，不论是由各省督抚保送的官费生，还是自费生，大多具有反满革命思想。

当时，孙中山先生正侨居日本，宣传革命，他把留日的中国学生作为宣传、联系的主要对象，而许多年轻的留学生也纷纷聚拢在孙中山周围，这其中，便有一批又一批的陆军士官留学生成为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

这时的东京，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海外据点。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许多留日士官生踊跃加入，仅云南籍的留日士官生，便有40人加入。

为能在回国后武装夺取政权，在孙中山的认可下，少数士官生中的同盟会员，更在同盟会内部秘密组建纯军事干部组织------铁血丈夫团。

该组织极秘密，成员极少，活动亦不公开。

至于人数，则有25人、28人、32人、36人几种说法。

不论哪种说法为确，这为数不多的秘密团员，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中，“南北各省发难及主持人物，丈夫团几居大半”（《黄膺白先生家传》）。

如领导云南起义的唐继尧、李根源、殷承王献（“王献”是一个字，打不出来），领导江西起义的李烈钧，领导山西起义的阎锡山、温寿泉，领导陕西起义的张凤翙、张益谦，领导湖南起义的仇亮、曾继梧，领导广西起义的赵恒惕等都在其中。

由此可见，在孙中山先生及同盟会的领导与号召下，早在日本留学时，在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受到民族压迫强烈刺激的年轻的陆军士官生心底，便已埋下了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种子，并为此积极地做着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回国以后，由于懂的现代军事知识的人才奇缺，士官生们受到中央及各省练兵大员的格外青睐，几乎全部执掌了兵权。

对于士官生中的同盟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来说，这无疑为他们实现以武力推翻满清封建王朝的宏图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有利条件。

由于以孙中山这首的革命派此时已将工作重心由运动会党转变为运动军队，新军中的革命秘密工作加紧了加重了，到辛亥革命前夕，南方各省的新军中，已遍布秘密的革命组织。

湖南新军中，“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棚有棚代表”（《邹永成回忆录》）。

广西新军中，“连排长多为革命党”（耿毅《辛亥革命时期的广西》）。

云南新军中，“营长以上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具有推翻清朝思想的革命人物”（王冠军《辛亥云南反正亲历记》）。

湖北新军中，参加各种反清秘密组织的官兵已近全体官兵的三分之一。

南方是如此，即使在北方的山西、陕西的新军中，自上而下，领导权也基本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这就为武装推翻清王朝完成了组织和干部的准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了，清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全国各省纷纷起义响应，宣布独立。

在这一伟大壮举中，留日士官生们表现的无比活跃，几乎每个起义和独立的省区，都能看到士官生们的名字。

武昌起义后，面对清军的反扑，士官五期的李书城充任革命军总参谋长。

旋即组成三个军进行北伐，士官四期的杜锡钧出任第一军总司令，六期的李烈钧出任第二军总司令，也是六期的赵恒惕出任第三军总司令。

武昌起义后的10月22日，湖南新军起义，起义军迅速扩充至6个师，并组织北伐军支援汉口民军，其中，北伐军总统向瑞琮、第一师师长余钦翼、第三师师长曾继梧、第四师师长王隆中、第五师师长梅馨、第六师师长程潜，全都是士官生。

就在同一天，陕西新军起义，士官六期的张凤翙出任起义军大统领，旋任独立的陕西都督。

29日，山西新军起义并宣布独立，士官六期的阎锡山、温寿泉分任山西正副都督，同是六期的黄国梁和孔繁蔚分任军政司长和参谋司长。

30日，云南新军起义，宣布独立，士官三期的蔡锷任云南都督，六期的李根源、殷承王献（王献是一个字）和韩建铎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总长、参谋总长和军务总长。

31日，江西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六期的李烈钧、欧阳武先后出任江西都督。

11月3日，上海起义，士官六期的李显谟出任起义军总指挥。

起义后，上海民军组成威武军援豫，同是六期张国威、张鹗翎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

4日，浙江新军起义，士官四期的周承炎（最后一个字在炎字上有草字头，但本人电脑中找不到这个字）任独立后的浙军总司令，三期的陈仪、吴恩豫分任军政处长、副官处长。

同一天，贵州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七期的杨荩城出任贵州都督。

8日，安徽独立，士官六期的胡万泰出任安徽陆军总司令并一度代理安徽都督。

9日，广东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三期的蒋尊簋、魏邦平出任广东军政府军政部正副部长，蒋并代理广东都督。

同日，福建新军起义独立，士官三期的许崇智出任福建国民军司令官，二期的王麒任参谋长。

12月8日，四川新军起义独立，士官六期的尹昌衡出任四川都督，六期的周骏和八期的王祺昌分任军务部长和参谋部长。

在北方的直隶和奉天，有“士官三杰”之称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也积极响应南方的革命，举行“滦州兵谏”，并谋组燕晋联军，以直捣黄龙，但终因直奉乃清王朝的统治中心而壮志难酬，三人中一个被黜，一个被杀，一个被迫逃亡。

至1911年底，在已经脱离了清王朝宣布独立的14个省市中，留日士官生们举旗犯难，担当了武装起义的组织指挥大任，实现了他们最初的意愿，为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即使在北方未能独立的省区，士官生们的革命行动也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