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西方教育学的译介

清末留日学生与近代西方教育学的译介

摘要:在近代西方教育学输入中国的过程中,清末留日学生通过翻译书籍、创办刊物等活动,他们把西方教育理论、方法、制度等引入中国,为中国教育革新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不仅是国内最早的教育专业刊物,也是留日学生介绍西方教育学的重要阵地,推动了近代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留日学生教育学译介活动由前期照抄照搬发展到后期逐步注意到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清末留日学生对近代西方教育学的引进译介,是近代中国教育学兴起的第一步。

关键词:留日学生西方教育学

一、留日学生译介教育学概况

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说:“(中国)最初的新式教育,全是留学日本的产品”,表明留日学生在引进译介近代西方教育学中的主体地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印了一份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内分16门目,其中多数是由留日学生译自日文。罗振玉指出,《教育世界》中“所译各科教科书多采自日本。考各科教科书有可通用者,有须特撰者,兹译日本教书为蓝本,海内学者若据此编润成中国合用之书,则幸甚。”

清末时期留日学生对西方教育学的译介为什么主要是日文中译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广译》篇中指出:“第一,国人精通西洋语文者甚少,故多误译;第二,西洋人故意拖延教学,费时甚多,不能应急。”“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以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从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国内人士看来,日本在引进西方教育学的过程中已经经过去粗取精的处理,大多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翻译日文书不仅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可以解决国内教育的燃眉之需。所以,有一定的语言和专业能力的留日学生,就成为翻译传播教育学新知识的重要中介。

译介书籍是留日学生引进西学的主要手段,他们组织了不少有影响的翻译团体,翻译介绍政治、法律、哲学、经济、生理等方面的书籍,对教育学书籍的翻译介绍,尤为重视。值得称道的是,在留日学生中,还出现了专门翻译出版教育书籍的专业出版社。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会文学社、国学社。会文学社成立于1903年,该社出版了由留日学生范迪吉选定的日本中等学校教科书及一般教养书100册,其中教育类5种,包括富山房编的《教育学问答》和《教育学新书》等等。这套全书被称为“普通百科全书”,收纳的内容十分丰富,种类也十分齐全。

除上述专门从事翻译的团体外,还有一部分留日学生将他们所译的教育学教科书寄回,交国内书局出版。如1904年,北京华新书局出版的小泉又一著、周焕文等译的《教育学教科书》;湖北官书处印行波多野贞之助编,闵豸等译的《教育学》;1906年,江苏学务处印行土肥健之助、小泉又一讲,江苏师范生译的《教育学》等等。

二、王国维与《教育世界》

《教育世界》是中国近代第一份教育专业杂志,在20世纪初影响较大。《教育世界》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与其主编留日学生王国维是密不可分的。王国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5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教授。他一生博学,不仅在史学、文学、哲学、考古学和地理学等众多的学科领域声名卓著,而且也是译介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的先驱者之一。他致力于吸收和融会中西方的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尤以编译《教育世界》杂志,对于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影响最大。

《教育世界》是清末系统传播西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窗口。重视介绍和引进外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是《教育世界》的鲜明特色之一。该刊详细译介日本及欧美各国的教授方法、教育学、教育史等教育理论,以及世界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学说等等,在当时中国对西方教育理论的研究介绍较为肤浅之际,《教育世界》起到了开拓先锋的作用,为中国近代教育学开拓了新路。

《教育世界》译介的重要教育学著作有:日本熊谷五郎著《十九世纪教育史》,日本大濑甚太郎、日本文学士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等等。《教育世界》载文还介绍了许多西方著名教育学家的教育学说,在世界教育史上曾各领风骚的一代教育大家洛克及其名著《悟性指导论》、裴斯泰洛齐及其名著《醉人妻》等等,都在《教育世界》各栏目中多处译介和刊载。当然,《教育世界》介绍的西方教育理论主要还是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赫尔巴特在西方教育史上素有“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之称,《教育世界》率先发表《赫尔巴特派之教育》、《赫尔巴特派之兴味论》、《德国赫尔巴特派教育学会纪事》等文章,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赫尔巴特的生平及其主要教育理论。

王国维作为《教育世界》的主编,他本人也译介了大量的西方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所占比重之大,为任何人所不及。《教育世界》仅署名“王国维”的各类译作、论文和作品等,就有40多篇。

《教育世界》虽只存在了短短7年,但它开风气之先,积极传播与译介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努力探索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促使了旧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崩溃,对新教育的建立开拓了倡导之功,促进了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

三、留日学生译介活动的影响

近代中国本没有教育学,初始全藉翻译引进,清末留日学生的译介活动,是中国引进西方教育学著作的第一次高潮。为了不致因翻译而失其真实面目,留日学生起初十分强调直译,各种教育著作多“据实辑译”。中国教育学中所涉及的术语、名词多直接从日文汉字照搬过来,诸如“教育学”、“教授法”等等,都是自日文名词而来。更有甚者,对日本蔑称中国的“支那”等词,留学生当时也未作任何变动即加以使用,如刊印了《支那教育》等书刊。这种较为片面粗糙的输入方式,正如梁启超所说,是“无组织、无标准、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

随着近代教育学在国内逐步传播,这种引进方式存在的问题,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注意,当时即有不少教育学著作因其日文语气太重而遭到了批驳。如1909年四川师范生的教育各科讲义“多译自日本书,曾由四川提学使送学部审查,以取材过于日本化,经学部批斥”。留日学生在翻译西方教育学的过程中,也逐步注意将国外理论和中国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译介著作或间杂了译者的观点,或多少依据了中国的社会实情。

通过译著书籍,留日学生输入了日本和西方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对清末教育改革提供了借鉴和参考。除了教育学著作外,他们还译介了大批日本教科书,被国内各级各类学堂用作教材。而在课程设置上,无论高等教育还是中小学教育,不少都是按照日本模式而来。留日学生归国后多从事教育工作,他们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法,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西方教育学理论应用到中国课堂教学。这些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推动中国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转变。

留日学生通过对日本教育学著述的译介,将教育学、教学论、教授法等理论传入中国;而在他们的教学实践中,又借用了日本及西方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促进了国内教育学的兴起和教育观念的变革,在20世纪中国教育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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