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雅》在音韵学史上的价值

《通雅》在音韵学史上的价值《通雅》，明方以智著。

方氏乃安徽桐城人。

该书是方氏治声韵、训诂的集中体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之为“考据精核”“风气既开”“词必有征”；①钱澄云：“要其三十年心血，尽在此一书矣。

”②阎若璩誉其为“有明三百年来一部书”。

梁启超许以“近代声音训诂学第一流作品”。

何九盈把它与《尔雅》《广雅》并称为中国语言学史上最重要的三部“雅学”著作。

其对清代学者的学风及训诂理念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该书“以‘专论古音古篆’的《疑始》开头，用考释方言俗语的《谚原》煞尾”，“全书就是个古音系统。

”评价如此之高的著作，学界研究者却寥寥无几，这与其价值是极不相称的。

我们已于2003年提出方氏在古音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观点。

现拟从古音、今音及方法论层面探讨其在音韵学方面的成就，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方氏对音韵学的研究有明确的目的，他提出“因声以知义”“欲通古义，先通古音”的正确主张，把“通古音”视为“通古义”的先决条件。

方氏于此有众多科学的认识。

一、对语音有正确的认识及科学的研究方法（一）有较为明确的语音史观，于古音的研究，反对隔断古今，主张酌今考古以通古音。

方氏不但认为语音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认识到这种变化的必然性；不但继承陈第的语音史观，而且进一步对语音的发展进行了分期。

如：上下古今数千年，文字屡变，音亦屡变。

（8页）声音之道，与天地转。

岁差自东而西，地气自南而北，方言之变，犹草木移接之变也。

（30页）方音乃天地间自然而转者，上古之变为汉晋，汉晋之变为宋元，势也。

（588页）智考古今之声，大概五变。

此事无可明证，惟以经传诸子歌谣征古音，汉注汉语征汉音，叔然以后有反切等韵矣。

宋之方言与韵异者，时或见之，至德清而一致。

终当以《正韵》为主，而合编其下为一书。

（18页）音韵之变与籀楷同，天地推移而人随之。

今日之变沈，即沈之变上古也。

上古之音见于古歌三百，汉晋之音见于郑、应、服、许之论注，至宋渐转，元德清始起而畅之，《洪武正韵》依德清而增入声者也。

（609页）方氏把语音的发展大致分为五期：1.古音，古歌三百及经传诸子歌谣可证；2.汉音，汉注汉语可证；3.魏晋隋唐音；4.宋元音；5.明音，《正韵》为主。

分期如此之细，且列出各期材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要考知古音，须从今音入手，这犹如今天学者以《广韵》为津梁上推古音。

反对隔断古今，这与其语音史观是相符的。

方氏云：“愚以《洪武》酌准，若欲考古，可征贯也。

”（611页）上文说过，方氏分语音史为五期，并明确指出各期之材料。

语音的变化是“势所必至”，而且，从古到今，语音都是变化的，即“音韵之变与籀楷同，天地推移而人随之。

今日之变沈，即沈之变上古也。

”此外，“音?于字，故转假用多，同类应声，则叶之为韵”（609页），语音在变化，文字也在变化，所以研究音韵，第一必须“淹贯经史，旁考曲证”，了解“古圣制字之意”，第二必须熟悉方言与语音变化的规律，不能隔断古今。

即方氏所说的“凡此数者皆当通知”。

（609页）（二）善用音理，考古与审音并重，参之韵书、方言俗语来研究语音。

方氏在《切韵声原》中提出发声基础方面的术语有折摄、脐轮、鼻轮；声类方面的术语有发送收、宫倡商和、粗声细声和声状、轻重、余声；韵类方面的术语有翕辟、闭口韵、十二统、十六摄。

在方氏《通雅》中，从音理上来分析语音的例子甚多，如：“声无非喉，而唇为总门，腭为中堂，故宜其近，齿为中门，舌为转键，独能出入灵动，与齿相切。

……唇司开闭，舌为心苗，冲气轮于丹田，而上窍于算，常用之气畜于肺管。

”（600-601页）此方氏对喉、舌、齿、唇音从发音部位及发音方法进行了说明。

此外，方氏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元音的舌位高低前后圆展、辅音的轻重、粗细唇音等，对语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

方氏对方言俗语是非常重视的。

首先表现在方氏在《通雅》中专辟“谚原”一节来专门收集、训释方言俗语。

其次，方氏充分认识到方言与训诂、方言与古音的密切关系：方言者，自然之气也，以音通古义之原也。

（1页）古人名物本系方言，训诂相传，遂为典实。

（18页）愚历考古今音义可知乡谈随世变而改矣，不考世变之言，岂能通古今之诂，而是正名物乎？互相《谚原》。

汉以来传注，每用方言。

（30页）为了训诂的准确，方氏甚至用实地调查的方法来获得第一手材料，他说：草木鸟兽之名，最难考究，盖各方各代，随时变更……须足迹遍天下，通晓方言，方能核之。

（《凡例》18页）因此，《通雅》对方言俗语相当重视，所谓“引据古今，旁稽谣俗，博而通之”。

（《姚文燮序》）方氏专列《谚原》篇专门收集方言俗语，这在雅学史上，是一个重大进步。

如“风，山西人乡语，皆读如分。

吾乡泾县旌德，呼风亦为分。

”（588页）这说明在明末清初时，山西及方氏之家乡前后鼻音是不分的。

又如“顿……俗总以一餐为一顿。

”（589页）现在普通话称一餐为一顿。

又如“予亦谓之过，辰州人谓以物予人曰过。

”（598页）“过”有“给予、递给”之义，《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未收。

又如“即券。

……今仓库收帖曰串子，或作券。

”（594页）方氏在《谚原》中还收了不少方言俗字，如：、、、、、、等等。

何九盈把“利用现代方音作为构拟古音的旁证”视为现代音韵学的一大特点。

前此四百余年的方以智已经注意到方言俗语的重要性，这在方法论上具有极高的价值。

方言皆或多或少地保存有古音的成分，是据方言可以考知古音。

方氏对方言俗语的重视无疑要比清人言必称汉唐、《说文》《尔雅》高明。

方氏之所以如此重视方言，李开先生认为是他把“方言看作古音之原”“把方音等同于古音”。

方氏把赵?h 光的方音存古音、以方音求古音的理念贯彻得更为透彻，可谓方氏之“知音”。

二、方氏对上古音的研究方氏对上古音的研究集中体现于声纽、韵部方面。

首先，在于明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范围。

他说：“上古之音见于古歌三百。

”（609页）而在古音学昌明的清代，学者经过多年探索，才确立了《诗经》在上古音研究中的地位。

其次，在上古声纽的研究上，也远远走在清人前面，如方氏认为上古汉语“唇缝互溷”、舌齿不分、喉牙相混，其方法之缜密、材料之丰富，均超迈前人，且导清代研究上古声纽成就最高的钱大昕之先路。

难能可贵的是，方氏根据自己的研究，对等韵学中的“类隔”门法有独到见解，认为“古皆音和”（607页）方氏把自己的研究所得运用到具体的词语考证之中，如“封别为堋窆”条（3页）、“?，误音纣”条（4页）、“古‘包’与‘孚’通”（15-16页“包孚乾干安焉单?Z之原”条）、“扪摸一字”条（31页）、“昆于犹昆吾”条（51页）、“?n德犹?车乱病碧酰?55页）等。

再次，方氏对上古韵部也进行了研究。

他把古韵分为七部：“中通（中与旁通，亦与正通）、天人（天，古叶人，真、先通韵，青、蒸、侵并此）、亨阳（庚、阳通）、知来（齐、知、皆、来通，知亦与多通）、无多（麻、车、歌、鱼互通，知亦与诸通）、道咎（萧、尤通，尤亦与疑通）、寒还（寒、山、监、咸通）。

”（609页）此外，方氏提出了上古韵部较中古韵多通转的观点，并且利用异文、谐声、古注等材料来证明古韵的通合，略举证如下表：方氏所论之韵在上古音中多数确有关系，但这些韵之间的关系是有条件的，如“古麻与歌通”“鱼麻韵通”“麻多入虞”：可见，方氏还是简单地对中古韵进行合并，并未如顾炎武一样离析《唐韵》来求古韵，并且，方氏对自己所划分的古韵七部亦拿不准，他说：“或分为九，为十二。

”（609页）看来，方氏对古韵的认识离科学的古音分部尚远。

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方氏已完全摆脱了“叶音说”的羁绊，其古韵分部以及对古韵通合关系的阐述，在古音学史上比吴?У墓旁戏植扛?有价值，是语言学史上真正就古音材料来归纳韵部的先导，是真正意义上的古韵分部。

三、方氏于今音学的研究首先，在声母方面，方氏把三十六字母归并为二十声纽，而且方氏是最早从发音方法上明确地把声母分为“发、送、收”三类的学者。

其具体分类如下：帮（发）滂（送）明（收）见（发）溪（送）疑（收深发）晓（浅发送）夫（送）微（收）端（发）透（送）泥（收）精（发）清（送）心（收）知（发）穿（送）审（收）来（收余）日（收余）我们知道，在方氏之前的音韵学研究中，学者从发音方法上把声母分为“清、浊”两类。

到了宋初的《韵镜》，又把这两大类再各分成两小类，成为“清、次清、浊、次浊”四类。

方氏在他的《通雅?切韵声原》中将声母分为“初发声”“送气声”“忍收声”三类：“古人平仄互通，其韵但粗叶耳。

沈约始定平上去入四声，《韵鉴》入，始明横有唇舌腭齿喉半喉舌之七声，其为初发声、送气声、忍收声之三迭也。

”（599页）方氏的“初发声”是指不送气的塞音和塞擦音；“送气声”是指送气音的塞音和塞擦音，以及擦音；“忍收声”是指边音、鼻音和半元音。

后代学者如江永《音学辨微》、江有诰《等韵丛说》、陈澧《切韵考》称为“发声”“送气”“收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称为“出声”“送气”“收声”，虽名称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

除以发、送、收区分声母外，方氏还从声母发音的角度出发把声母分为宫倡、商和两大类，方氏云：“宫倡、商和，何也？曰：两间至理，一在二中。

凡可说者皆两端也……约为宫倡商和而已。

凡音在唇腭中皆谓之宫；音穿齿外皆谓之商。

”（603页）“宫倡”包括帮滂明见溪疑晓夫微母，“商和”包括端透泥来精清心知穿审日母。

方氏还从清浊方面对声母进行了研究，他说：“阴阳、清浊、轻重……其轻重则曰粗声、细声，其清、浊则曰初发声、送气声。

”（599页）其次，在韵母方面，方氏提出翕、辟、穿、撮之分，分别相当于开、齐、合、撮四呼。

看来在提出“四呼”的历史进程中，方氏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方氏于《切韵声原》中把韵母分为十六摄，每摄一图，按二十声母（方氏又把这二十声母分为“宫倡”“商和”两类）、翕辟穿撮四呼及?R 上去入五声列字。

最后，在声调方面，方氏也有独到的见解。

平声分为阴阳两类，是始于元代的周德清，方氏继承这一说法而把阴平、阳平称为喉、?R喉，如方氏云：“阴阳、清浊、轻重，旧为通称。

故权以喉之阴平声、?R喉之阳平声，例曰、?R。

不以溷开合之阴阳、清浊之阴阳也。

”（599页）方氏把阴平、阳平改称为、?R，是为了避免与“开合之阴阳”“清浊之阴阳”相混。

平分阴阳，方氏称之为“”“?R”，再加上、去、入三声，则方氏把声调分为五类，这五类方氏又叫作开（阴平）、承（阳平）、转（上）、纵（去）、合（入）。

我们知道，明代的官方韵书《洪武正韵》正是阴、阳、上、去、入五声，方氏在其《通雅》中是推崇《正韵》的，如他说：“今日定序《正韵》，为万世宗。

”（37页）这表明方氏之五声说是赞同《正韵》之音系的。

综上所述，方氏于音韵学上不乏真知卓见，成就斐然，但对其研究却相对冷寂，在众多的语言学史著作中，在音韵学方面多数未给其应有的地位与评价，这与其价值是极不相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