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近代士大夫“国粹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

中国通史课堂作业

探究中国近代士大夫“国粹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读《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的失败为开端，在之后的几次战争中，中国更是屡次的失败，“天朝大国”的迷梦被毫不留情的彻底打破。但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东西方并不是完全没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那么，为什么中国近代的士大夫盲目自大的“坐井观天”的思想状态会存在如此长的时间，这种“国粹主义”的形成过程是怎样的？下面是我在读萧功秦先生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中国近代士大夫与西方挑战》一书之后，总结懂得的。

我认为，中国近代士大夫“国粹主义”思想有着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形成特点。

首先，追其根源来说中国近代士大夫“国粹主义”思想的“先天不足”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地理环境原因和经济原因。一，华夏文化是在远离希腊、罗马、埃及与巴比伦等古代文明发展起来的，即便是与古代中国文明最近的印度文明之间，也有横断山脉的险峻地势以及作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横亘在其中，使得这两个古老文明难以进行接触和交流。因此，华夏先民活动的范围处于相对独立，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难以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早起先进文明进行双向的文化信息交流和相互影响。二，黄河平原与黄土高原的气候与土壤等生态条件特别适合单一的农耕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生活的自给自足性，是安土重迁的华夏民族往往不像古老的商业航海民族与游牧民族那样，把

走向遥远的外部世界视为谋生的必由之路。尽管狭长的河西走廊连接着一条漫长而充满险阻的丝绸之路，自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从而开始了古代中国与中亚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联系，但这并不能改变华夏文明相对闭塞的先天不足的特点。

而恰恰与之相反的是，地中海北岸的希腊罗马文化，南岸的尼罗河文化，以及离地中海东岸不远的古巴比伦文化，这三个古老文明都可以通过海路交通而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其彼此交流、影响的密切度和深度，往往使他们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密不可分的地步。所以才会出现，除了华夏文明采用了自己独特的象形方块文字外，希腊、罗马、埃及和印度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拼音化的道路的奇特现象。

因此，华夏文化是在没有广泛吸收其他古代异质文化信息和文化营养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独创的方式萌发并成熟起来的。虽然，东汉以后，由于佛教的传入，中外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些新的机会，但那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调和内部规范早已基本定型和成熟了。这就使得华夏民族不可能具有世界各种异质文化多元并存的文化心理，只能把自己的华西文明以及这种文化包含的价值规范，作为普天之下文明存在的唯一形态；而又因为华夏人相对于比自己落后的四邻僻远部族来说，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因而产生一种，文明由内向外辐射传播视为文化传播的唯一形式的文化传播观念。而这种长时间的“用夏变夷”的同化过程，更使得华夏人认为这种文化传播始终具有普遍和永恒的意义。

古代华夏人的中心辐射性的文化传播模式，就积极而言，具有较高文化势能的华夏文化，千百年来不断由内向外辐射状传播，总是成功的同化和融合了僻远落后的“四夷”部族，这不断强化了古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心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种文化自信心有助于使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一种从未间断的历史连续性与稳定性，这对于一个遍及九州的古老民族的发展和统一，无疑具有强有力的凝聚作用和文化认同作用；从消极方面而言，这种中心辐射性的文化传播观念，把九州以外的其他民族视为单方面的文化受赐者，从而也易于导致文化上的自我中心意识以及对来自其他民族的文化信息的漠视态度。

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内向型，农耕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以及其他各因素的配合，导致了传统中国文化形态具有“先天不足”的特点。的这种文化心理特点，对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以及以后的士大夫阶级的价值观念体系与思维方法等，无疑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其次，“华夷等级秩序”的形成与加强是造成中国近代士大夫“国粹主义”思想“后天不足”的原因之一。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封建王朝自秦汉建立以后，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中央集权制度不断强化，中国与“四夷”的关系，俨然成为君臣等级关系。然而，形成尊卑等级关系的还有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国皇帝与士大夫认为儒家文化在所有文化中的地位就如同他们在所有四夷番邦属国中的地位一样，处于统治地位。“加惠四海，视民同仁”是儒家道义上的责任。而长期以来慕尚儒家礼乐教化的，处于中原王朝统治之外的

番邦属国的统治者，也乐于充当恭谦臣仆的角色。贡使觐见天子的礼仪规定由明朝时的一跪三叩首，变成清代时的三跪九叩首，即可看出中国皇帝和士大夫“唯我独尊”的心理趋势愈发加强。

再次，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使得士大夫自蔽聪明，也是“国粹主义”“后天不足”的原因之一。乾隆中叶，原来的四口通商改为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并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法令限制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沟通交流。这种极度的经济文化封锁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结合，使得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求知渴望几乎被完全窒息，一种孤陋寡闻又妄自尊大的精神氛围弥漫在清代士大夫中间。

最后，清代中叶大兴文字狱，造成普遍麻木的时代精神气氛，也是近代士大夫“国粹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龚自珍曾以沉郁悲愤的心情，如此描绘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极度消极和僵化状况“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正是这种精神气氛，使人们对专制皇权的崇拜，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皇权崇拜反过来窒息了人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对新鲜事物的求知欲望，以及人们适应新的环境所必须的创造性的精神活力。而这种状态，使得士大夫盲目自大的“国粹主义”思想达到顶峰。

此上，即是我所学知识范围内，能够了解的关于中国近代士大夫“国粹主义”思想的形成过程。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者也。可离非道也。”一切皆在变化，逝去的东西不会重新出现，正如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然而，我们却常常发现，当人们采用与历史

上相类似的方法来应付与历史上相类似的事变的时候，逝去的历史又往往会以类似的方式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又往往会不自觉地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历史的反思，永远是那些走向未来的人们的富于激情的，无法抑制的思维追求。“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即使如此。因此，我们吸取中国近代士大夫所形成的“国粹主义”的畸形思想的教训，正确的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学会批判的继承，学会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以使我们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得以经久不衰，永立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班级：人文学院历史101

姓名：付孟娜

学号：100501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