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民本思想的具体特点

古代民本思想的具体特点

)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文化传统中一个很古老的观念，并在历代的明君贤臣、清官良吏宽政惠民、厚生利民、除暴安民、济世为民的施政行为中得到具体体现，其认识深刻、内涵丰富，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可以说，古代民本思想在古代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细化，具体可分为10

1.畏民。

畏民者，敬畏民众也。也就是对老百姓要尊重和敬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大禹谟》)孔颖达《尚书正义》疏解“可爱非君，可畏非民”时说到：“言民所爱者岂非人君乎?民以君为命，故爱君也；言君可畏者岂非民乎?君失道则民叛之，故畏民也。”孔子提出：“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身有所忿，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同时，孔子更是把君民关系比为鱼与水的关系，他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民为水，政为舟。畏民者犹如行舟而畏水，焉足以为政?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在这一点上有较深刻认识的当属李世民，他在《民可畏论》(《全唐文》卷十)中说到：“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他在分析过去朝代兴衰时也

曾说：“可爱者君，可畏者民。”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臣下说：“有人说，作天子的可自尊自崇，无所畏惧，我则以为应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我每出一言，行一事，都是上畏皇天，下惧群臣，生怕难称天意，不合民心。”唐太宗的这种畏民心理几乎存在于他当皇帝的全过程。魏征则更形象深刻地指出：“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君舟也，民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风平浪静能载舟，惊涛骇浪可覆舟。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乃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是警世之钟，居安思危，人心向

2.重民。

历代开明的统治者和思想家都能从不同侧面认识到“民”的重要性，从而对民众问题加以重视。《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可以说是最早的重民思想，而且一语中的，非常精辟。但却是孟子把重民思想推到了高峰。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视民为贵，那么人民在地方诸侯那里应该占有怎样的分量呢?孟子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得此三宝者安，失此三宝者危。诸侯之所以成为诸侯，是因有此三宝，如果丢失土地，背离人民，荒废政事，那么诸侯也就要失其位了。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难能可贵。西汉著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阐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

君以为本，吏以为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命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功……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力……”他从上述四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民为国本”的道理，认为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功业，都取决于人民。他还反复告诫当时的统治者，必须重视历史的教训，重视民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历史上一些统治者之所以有所作为，是和他们有不同程度的重民思想分不开的。唐太宗李世民经常对他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故不敢多言。”他还说到：“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他能够想到老百姓，说话办事考虑到对老百姓是否有利，注意处理好与老百姓的关系，这是出现贞观之治的重要原因。明太祖朱元璋在君民关系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见地。据《明实某》记载，朱元璋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善治者视民犹己，爱而勿伤；不善者徵敛铢求惟曰不足。殊不知君民一体，民既不能安其生，君亦岂能独安其位乎?”要想君主安其位，就得让民安其生。那种不停地勒紧马缰绳，又狠狠地抽打让马跑得快的驭者，没有不被颠覆的。清初思想家唐甄也十分强调“重民”的思想。他认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人类社会衣食住行的来源，是国家安全的保卫者，是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官吏的养育者，因此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衣食无忧，

3.得民。

就是要得民心。《左传》上有一则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是古代国人举行乡射、宴饮、聊天闲谈的场所。子产任郑国执政时，人们常在乡校中议论为政得失。有人劝子产毁掉乡校，子产不同意。这种广开言路、让人宣泄的雅量是难能可贵的，可以说是一个开明的当政者。所以他必然受到人们的拥护。民心向背，决定兴亡，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教训，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内容。曾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的管仲认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失天下，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一夫大呼天下土崩”。北宋的石介说：“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宋文鉴·策》)苏轼主张：“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上神宗皇帝书》，《苏轼文集》卷二十五)清末的王韬深刻地指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中》)这些论述都阐明一个道理：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因为人民大众是国家的基石，

4.知民。

就是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有句俗语说得很见深刻：“不知民而欺民者，不当为政。”官以民为本，不知而欺之，则根基摇动以为权谋，焉足以为民之官?只有知民，才能上下一心。作为当政者，要关心老百姓的冷暖，了解下情，才能保证施政有的放矢。如果只是坐在皇宫和衙门之中，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和百姓离心离德，欲成善政，岂可得乎?《尚书·无逸》篇中说，要想保住“小民”，统治者就必须体察民情，“知稼穑之艰难”，“知小民之依”。知道了老百姓生活不易和靠什么生存，从而去为他们办事，才能受到他们的欢迎。墨子曾说过：“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可见知民之重要。朱元璋是农民出身，他当皇帝之后，经常告诫官吏们说，你们知道农民的劳苦吗?他们一年四季，身不离土地，手不离工具，吃穿住都非常简单，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所以你们“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欲，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在上者只有体察下情，才能做到上下一心。《国语》上有这样一则故事：周厉王暴虐，遭到老百姓的咒骂。他派人去监视，只要一被告发，即被处死，于是百姓“莫敢言，道路以目”。周厉王洋洋自得，自以为能消除对他的“诽谤”。召公劝他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是。是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