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考古遗存的三个过程及其方法

研究考古遗存的三个过程及其方法高蒙河【摘要】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实物史料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本文则提出了遗存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以期更加准确地揭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实质。

对遗存的界定和辨义使遗存的内涵和外延更加明晰，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研究遗存的三个阶段性过程，以及收集、整理和解释遗存的方法。

【关键词】研究考古遗存过程方法考古学的宗旨是通过遗存来复原历史，换言之，遗存系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和核心。

因此，在讨论有关考古遗存研究的诸问题之前，首先必须对遗存及其相关问题予以界定和辨义。

一、遗存的内涵与外延作为考古学专业术语的“遗存”一辞，虽然经常出现在各种文献和研究论著中，但迄今为止尚没有人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因此在具体使用时往往见仁见智，内涵不一。

比如：有的人将人骨、兽骨或植物种子等遗留物作为遗存；有的人则把具有一定功能的器具或使用过的遗迹作为遗存；也有的人将某一地点的窖穴、墓葬和房屋叫作遗存；还有的人干脆把一个地区的古代物质文化资料都看成是遗存，等等。

另外，象“建筑遗存”、“细石器遗存”、“植物遗存”、“文物遗存”、“近代遗存”之类说法，也不乏见。

实际上，上述种种说法尽管在内容上巨细有别，在对象上涵指互异，但它们各自所具有的相对合理性因素，却构成了我们从理论上澄清遗存这一概念的出发点。

归纳以上说法，可以看到遗存具有如下几个特性：第一，遗存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既看得见，也摸得着，既是形象的，又是立体的。

第二，遗存有一定的时间范畴，大致从人类诞生的旧石器时代至近代。

第三，遗存以地下或地上为其存在形式。

第四，遗存的内涵比较宽泛，小如一个米粒，大到一座古城，包罗巨细。

根据这些特性，又可以把遗存划分为两大类，即人工产物和部分与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产物。

前者应作为遗存的基本内涵，后者则是遗存的外延。

包括人工产物和部分自然产物在内的遗存，通常又被分为遗迹和遗物两大范畴，象前面提到的窖穴、房屋以及墓葬等，即是遗迹；而细石器、器具、种子、人骨、兽骨等，则是遗物。

目前，对遗迹和遗物进行过权威性界定的著作是《辞海》，即：遗迹是“指古代人类活动中遗留下来的痕迹，包括遗址、墓葬、窖藏以及游牧民族所遗留的活动痕迹等等。

”遗物是“指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品和装饰品等”［①］。

在这里，以工具或遗址等具象性事物来解释遗迹和遗物，显然只是通俗意义上的表述，而非本质属性上的揭示。

这就犹如“什么是人？”的讨论命题一样，有的会说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张某李某王某；有的则说人属于自然界中生物发展阶段上居最高位置的灵长目，具有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以及能动地改造自然的能力。

这两种表述所具有的大众化和专业化性质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前者只不过是一种根据性别、年龄或称谓所做的简单分类，并没有涉及到非表象的本质意义。

同理，将上面确定人类本质属性的做法之于作为遗存的两大范畴的遗物和遗迹，便会得到如下界说：遗物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可以移动并不会在移动中改变其形态的物质，遗迹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不可移动否则便会改变其形态的物质。

本文之所以强调遗迹和遗物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而不是象《辞海》那样限指人类过去遗留下来的物质，是因为考古学的研究范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近年来诸如地震考古学、天文考古学、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冶金考古学、沙漠考古学等边缘新学科的出现，一方面拓宽了考古学的视野，另一方面也扩充了考古学研究的原有内核，亦即增加了那些非人类本身但却与人类相关的自然遗物和自然遗迹的成份。

当然，指出考古学研究的非人工成份，并不是要抹杀考古学以人类的遗物和遗迹为主体的研究重心，即使前面所撮举的地震考古学等分支学科，也不是对自然界的纯粹的研究，否则，考古学又何异于植物学、动物学、地震学、天文学和环境学等专门学科呢？所以，本文的用意旨在借此明晰考古学的研究范畴具有相对意义上的广泛性，并且这种广泛性又不是单独的遗物或遗迹所能涵盖的，故必须冠以新界说，即遗存。

考古学中所见到的遗物和遗迹，都是人类在与社会或自然界的交往中所创造和利用的物质的结果，是遗留下来的客观存在。

因此，所谓遗存，就是人类活动所遗留下来的物质以及和人类活动有关的自然界的物质。

考古学家只有通过对遗存的研究，才能复原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和自然场景，才能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这种研究又是通过收集遗存、整理遗存和解释遗存这样三个过程来实现或完成的。

二、收集遗存的过程及其方法凡是人类活动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遗存，但客观存在的遗存本身却不会对考古学复原历史发挥任何作用。

只有根据科学的方法将自在的遗存收集起来，进而进行整理和阐释，才能使遗存成为研究历史的真正资料。

所以，遗存的收集过程应当是考古学研究的伊始或第一步。

遗存在自然或人为活动的作用下，常常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存在形式。

有的被埋入了地下或水下，象北京猿人遗址、青铜器窖藏、秦始皇兵马俑、马王堆汉墓、泉州宋代沉船等。

也有的存留在地上，如敦煌石窟、好太王碑、明代长城、乐山大佛、阴山岩画等。

还有的流传在世上，诸如书画、玺印、钱币、玉器等。

正因为遗存有如此诸多的存在形式，所以，遗存的收集方式也就各有不同。

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看，收集遗存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第一种是文献检索法。

很多遗存是在发现后做过图文记载的，其中有些遗存保存了下来，但也有很多遗存因各种原因消失或看不到了。

对于考古学来讲，已消失的遗存的文献记录便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

如宋代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就记录了８３９件宋代以前的古铜器，并且对每件器物都从图形、比例、款识、大小、容量、重量、考释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记载，特别是该书所定的器物名称，有很多沿用至今。

再有象西晋时汲县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等简牍，尽管到宋代已经佚失，但由于进行过辑补工作，所以一直成为夏、商、周代纪年等方面研究的必引文献。

另外，在关于龙山文化是否已有铜器的讨论中，人们发现清代《西清古鉴》中著录的一件铜＠①与龙山文化所发现的陶＠①极为相似，因此这件铜＠①常常被作为龙山文化已出现铜＠①的间接证据”［②］。

实际上，诸如此类的遗存著录，在正史、杂史、传记、方志、乃至笔记小说中均不乏见，甚至现代流散在国内外的文物，经过著录而成为考古研究重要参考资料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如良渚文化的玉器等”［③］。

总之，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对那些已被著录的遗存进行分析，加以鉴别，去伪存真，不但可以补充和丰富现有遗存的种类和内涵，而且还可以使之成为更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第二种是征集抢救法。

遗存中的很多遗物是世代相传或未经科学发掘而流散在民间的，征集和抢救这样的遗物，也是收集遗存的重要内容。

象吉林省征集的《文姬归汉图卷》、天津市征集的太保鼎和小克鼎以及我国最早记录月食的卜辞、北京市拣选的班簋、苏州市征集到的元代银槎杯等等”［④］，都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

另外，根据征集和抢救的遗物，还会索骥追踪去发现某些重要的古遗址或古墓葬等遗存，象云南省著名的石寨山古墓群，就是以拣选到的虾蟆纹桃形铜矛和铜钺为线索而发现的，进而揭示出古代滇人文化的秘密。

同样，昆明市西山小邑村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也是在拣选了一件有段石锛并记录了来源之后，进行追踪调查，继而昭示于世的”［⑤］。

所以，对已失去共存关系和层位关系的流散文物，在征集或拣选时，要尽可能地了解其来源、出土地点、原存状态以及共生的其它遗物，以增加这些资料的科学价值和利用价值。

除了对遗物的征集之外，对遗迹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也是收集遗存的有效手段。

例如为配合全国重点工程三峡的建设，全国共有近２０个科研单位和大学参加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大规模考古抢救工作，共抢救发掘了遗址、墓葬、窖址等２００余处，揭露面积２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１万余件”［⑥］。

第三种是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阶段，而且也是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甚至还可以有目的地完成特定的考古任务。

田野调查之所以不同于下面还要提到的田野发掘，就在于调查工作是适合于在大范围区域内展开，并且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了解并获得大量的、科学的资料。

象晋、豫、鄂三省组织的联合考古调查，就摸清了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诸遗存的概况，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提出了对晋国早期都城遗址、河济之间的夏商文化以及先楚文化等问题的认识和对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设想”［⑦］。

第四种是试掘钻探法。

埋藏在地下的遗存是难以数记的，要全部发掘众多的遗存，显然会受到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等因素的限制。

同时，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对已经发掘过的遗存的保护能力，也还存在着许多尚需攻克的难题，象古尸的防腐问题、壁画的退色问题、植物种子的风化问题、铜器的霉斑问题等等。

另外，对类似于郑州这样的现代城市几乎直接叠压在古代城市之上的地区，要进行全部发掘，自然也是不现实的。

所以，为了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地下遗存的内涵、分布和保存情况，就往往采取局部试掘或全面钻探的方法来收集或观察遗存。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试掘和钻探也是获取考古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第五种是田野发掘法。

作为近代考古学区别于古代金石学的最重要的标志，田野考古发掘被认为是收集遗存并澄清遗物与遗迹自身或相互之间关系的最理想的手段。

而且，更完整的发掘还应当是对整个遗址的全部揭露和对各种遗迹现象的全部记录和取样，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和科学地得到遗存在布局、组合、共存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信息，才能为接下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详实巨细的资料。

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墓地和临潼姜寨遗址之所以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除去它们的遗存本身所具有的典型性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对它们的全部揭露并在此基础上较全面地公布了发掘资料，以至于使它们分别成为研究史前社会组织制度和聚落形态的范例”［⑧］。

如果说考古调查是从“面”上了解各种遗存的分布情况的话，那么考古发掘就是具体地解剖一个“点”。

这里又要强调的是，这种“点”的解剖要以层位学为依据，并严格坚持考古学发掘的“三要素”原则：第一，据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和遗迹等现象。

第二，由上及下、由晚及早地进行发掘。

第三，按单位归放遗物”［⑨］。

三、整理遗存的过程及其方法为了使收集到的遗存进一步地为研究所用，就需要对各种标本和遗迹现象以及记录进行整理，因此，整理是考古学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过程。

通常的整理，是根据遗迹和遗物关系并按层位学和类型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的。

它既包括器物碎片的拼对、修复、登记、统计、绘图、照相、造册、又包括对遗迹现象、自然物乃至可能有的文字进行鉴定和考释，还包括在层位学基础上对遗迹特别是遗物进行类比分析，等等。

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服务的，那就是确定已收集到的遗存的年代关系和空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考古简报或考古报告。

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收集到的各种遗存确定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框架中，并弄清他们的发展系列和异同关系，不但可以为解释遗存创造条件，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