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

传播学对中国的影响

姓名：柴宇学号：N20814022 摘要：经过一个学期的传播学课程学习，我对传播学有了大致的了解。本文主要从传播学的基本概念、现状、发展趋势以及其中的部分代表理论着手，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和自己的见解。关键词：知识沟；本土化，亚洲中心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的学问。简言之，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传播学又称传学、传意学等。

传播学是本世纪30年代以来跨学科研究的产物。传播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处在多种学科的边缘。由于传播是人的一种基本社会功能，所以凡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语义学、神经病学、等等，都与传播学相关。它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人类学等许多学科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传播的本质和概念；传播过程中各基本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制约；信息的产生与获得、加工与传递、效能与反馈，信息与对象的交互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形成及其在传播中的功能；各种传播媒介的功能与地位；传播制度、结构与社会各领域各系统的关系等。

此外，传播学还要借鉴自然科学中的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所以，人们称它为边缘科学，意思是处在多种学科的十字路口。各种社会学科的理论又往往成为传播学理论的一部分。但是，传播又有它自身的理论，是其他社会科学所不能代替的。

传播学研究的重点和立足点是：人与人之间如何借传播的作用而建立一定的关系。

它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而其中又以大众传播为主。

研究传学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与人，人与其它的团体、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人怎样受影响，增养互相受影响；研究人怎样报告消息，怎样接受新闻与智据，怎样受教于人，怎样消遣与娱人。首先了解人于人怎样建立关系。

“知识沟”假想

知识沟理论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问题的重视。信息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和解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传播事业飞速发展，报刊、广播、电视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在接触大众传媒方面，城乡和地区之间的信息差距大大缩小。

但是，在新传播媒介领域(例如电脑、网络、移动电话)，城市和农村、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则很明显。这不能不引起重视。

另一方面，在媒介使用能力方面，社会各阶层或群体之间的差距也正在出现并呈扩大的趋势。不少调查表明，中国电脑和网络的用户主要集中于男性、青少年、高收入、高学历阶层中，而女性、中老年、低收入、低学历者对电脑的利用则很少；在拥有电脑的家庭中，许多人还只是作为“电子游戏机”来使用，而未能较全面地发挥它们的信息处理功能。

针对以上现象，中国的传播学在致力于两个方面的研究：1、新闻媒介的普及过程研究。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

1、普及研究主要从人们获得信息和知识的物质手段——信息接收和处理设备的普及过程调查人手，来分析社会各阶层间的信息沟乃至知识沟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2、地区开发和社会发展的研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事业和信息落后的地区。以便找到更好的对策来缩小知识鸿沟。

亚洲传播学的现状还有未来的发展趋势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

不能掩盖特殊性的存在。当西方传统的传播学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症，受到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必然会一定的排异现象，这时传播学所面临的应当是“本土化”的问题。

以中国为例，从1982年11月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论文重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之意向。“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在香港及台湾出现。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及台北先后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较早前，由余也鲁、徐佳士、朱传誉及朱立等人倡导的“编纂中国新闻学书刊目录及论文索引计划”，虽因资源及人力不足而流产，但期望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研讨会，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讨。受这次会议委托，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余也鲁教授、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考虑并部署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现象的研究计划。1997年12月，在多方努力下，克服了出版过程中的重重阻碍，终于出版了勾勒华夏文化中有关传播现象轮廓的著作——《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华夏传播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硕果。

另一方面，80年代亚洲区的传播学者也提出了“传播学亚洲化”的意念，并于1988年在亚洲大众传播中心（AMIC）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亚洲传播理论的专著。除此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以及传播学在非西方国家汲取养料，不断发展壮大，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在非西方国家的不适应性，西方传播学的“普遍性”遭到了撼动。不仅表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发展，更表现为正在逐步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传播学的非西方学派，尤以亚洲中心学派为代表。

亚洲中心学派的倡导者三池贤孝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中指出，“亚洲中心”指的是“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而言，所谓的亚洲中心就意味着或者说“希望——尤其是以讨论或研究为目的时——理出一条渗透于所有差异的共同线索，从而在以之与其他相似概念进行比较或者对比时，能显示出只有这个地区才拥有的特征”。可以说，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学派的兴起“是伴随着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发展的”。“他们批评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学者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华裔美国传播学者赵晶晶教授认为“目前国际上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学派是在后现代/后美国思潮的透射和渗透下，从复古求变的生命线上出现的理论建树”。

在信息与信息传播的巨大身影日渐凸显的社会背景下，在信息社会日渐形成的历史氛围中，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开始形成，发育并壮大起来。简单的说，传播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而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便是它的研究对象。作为传播学的最大分支的大众传播学无非是在传播学一般研究的基础上，对社会信息系统的大众传播所做的集中讨论。

学习大众传播学让我们逐渐了结了许多有关人类传播的知识，如人类传播的符号和意义，传播的过程与类型，大众传播及其媒介，大众传播的受众和效果，以及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

学习大众传播使我们能在不断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及其变化，使社会个组成部分之间协调统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之上，只有将前人的经验，智慧，知识加以记录，积累，保存并传给后代，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完善，发展和创造，而大众传播正是保证在社会遗产代代相传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