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收稿日期：2008-10-08

作者简介：姜丽娜，（1981-），女，汉，浙江金华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法学专业司法心理学方向博士生；

罗大华，（1936-），男，汉，福建武平人，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应柳华，（1981-），男，汉，浙江衢州人，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社会心理学方向硕士生。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

姜丽娜1，罗大华1，应柳华2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100088）（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8）

证人证言是最常见的证据之一。证人证言对于法官和陪审团辨别真伪，了解案情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证人证言并非总是万无一失的。即使对一个自愿陈述案情，并力求真实反映案情的证人来说，也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使感知、记忆和陈述案情发生错误，而提供与案件事实和情节不符的证言。因此，证人错误记忆的问题成了心理学工作者与法律工作者研究的热点。本文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包括以下内容：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发展历史、研究范式、理论假说及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一、研究的发展历史

对于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始于19世纪中期，直到20世纪中期才渐趋成熟。早在1841年，德国的司法官布拉维尔在他的论文《直接证人证言的不可信》中认为，由于知觉、回忆和陈述时判断的错误，以幻想补充知觉、推理与知觉的混同，再认时判断的错误，调查记录的无意识伪造等，使证人证言不可信[1]（6页）。Cattell 1895年的实验也涉及到了证人的错误记忆问题，在实验中，他故意给大学生提出误导性的问题，并让他们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指出自己到底有多大把握[2]（3-23页）。1900年法国的A ·Binet 提出了自我暗示与外在暗示的概念，对出于真实的记忆改变的错误

内容摘要：证人证言对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证人错误记忆的发生却是一个普遍的现

象。文章回顾了证人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主要探讨了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基础，并讨论

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与发展趋势。

关键词：证人；错误记忆；研究范式；理论假说

中图分类号：D F7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612(2009)03－0001－08

2009年6月第21卷第3期四川警察学院学报Journal of Sichuan Police College Jun ．,2009Vol．21No．3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项目名称：证据科学的理论体系与应用研究；项目编号：06JZB0011

*此项目得到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科研创新团队资助，此文系子课题“证人证言可信性的实验研究”的部分成果。

报告与出于社会认同的错误报告作了区分，认为后者包括取悦成人的成分，是不会持久的。他和德国W·Stern对证人证言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理由是：1.在观察过程中多有错误；2.从观察向法庭陈述期间，记忆形象多有变形；3.询问时问答失当，容易歪曲真情。Binet的《被暗示性》（1900）和Stern的《证言心理学论文集》（1902）成为证言心理学这门学科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代表作。关于证人早期研究的另一名代表性人物是德国的心理学家H.Münsterberg，他在其所著《在证人席上》（1908）一书的部分章节中谈到了证人错误记忆问题。他指出，最容易造成证人记忆错误的因素不是当时经验中发生的错误，而是有缺陷的再现。1909年至1912年，Guy Montrose Whipple在《心理学通报》上发表一系列论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了一些证人记忆的经典性研究。

自20世纪初之后的几十年间，证人心理学的研究陷入了低潮。1932年，F C Bartlett出版了题为《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一书，书中介绍了他对记忆的一系列实验研究。尽管当代心理学者对Bartlett在错误记忆研究中的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他的研究对当时的心理学者和法律工作者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Sporer（1981）对这个沉寂时期的解释是，“对于证人记忆的实验性研究，并不能很好地满足复杂的法庭现实的需要”。

20世纪50年代信息加工理论的提出，推动了认知心理学的兴起，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又带来了记忆研究的飞速发展。20世纪70年，随着记忆研究的蓬勃发展，掀起了一股证人研究的热潮。在这一时期，尤以Loftus等人的研究最为引人瞩目。她于1979年出版的《证人证言》一书，已经成为证人证言心理学方面的经典性著作。可以说Loftus等人的研究是错误记忆研究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1975年，Loftus[4]（560－572页）的一项研究表明，给予误导信息的被试所作的证言的准确性低于给予中性信息的被试所作证言的准确性。此后，许多学者采用了Loftus等人的研究模式对证人进行了实验研究，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事后的误导信息会引发证人的错误记忆。

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者们开始关注错误记忆的个体差异。他们认为在证人研究中，个体受暗示性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关于个体受暗示性研究的代表人物是Gudjonsson。Gudjonsson将受暗示性定义为个体在受质询时接受误导信息的倾向。1984年，Gudjonsson等人制定了古德琼森受暗示性量表(Gudjonsson Suggestibility Scale，简称GSS)来测量个体的受暗示性。发展至今，古德琼森受暗示性量表已有两个版本（GSS1和GSS2），在测量个体受暗示性方面，是目前最权威的量表之一。Gudjonsson的研究与Loftus的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是先学习，再呈现误导信息，最后进行测验。20世纪80年代以后，Gudjonsson等人用GSS进行了一系列的测量，结果表明在同样的询问条件下，高受暗示性个体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干扰。由于Gudjonsson的杰出贡献，他被人们公认为证人研究领域的卓越人物。

二、研究范式

证人错误记忆的研究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产生了许多研究范式，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误导信息干扰范式，KK范式，想象膨胀范式，质询暗示性范式。

（一）误导信息干扰范式。

Loftus和Palmer（1974）[5]（585-589页）的研究中，设计了误导信息干扰范式（misinformation effect paradigm），成为证人记忆研究中的经典范式之一。这一研究范式的实验程序是：首先，给被试看一段关于事件的录像或幻灯片；然后，再以文字或提问的方式向被试呈现关于事件的信息，其中一组被试得到的是关于事件的真实描述，即中性信息；另一组被试得到的是关于事件的错误描述，即误导信息；最后，进行记忆测验。

具体的实验操作如下：先让被试观看一段撞车事故的录像，然后让被试回答：“当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