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整理版)

错误记忆的研究综述【学号:H20814014 姓名:张政】摘要在记忆研究的历史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

大量研究的结果表明，人类的记忆并非想象中那样可靠，不仅容易逝去，还很容易受到外界干扰信息的误导，甚至更会自发地发生改变，记忆中的错误无时无处不在，它提醒我们记忆并非是对经历过的事件的精确复制。

关键词：记忆错误记忆记忆扭曲 DRM范式绪论人们会错误地回忆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件或者回忆出来的事件与其经历过的真实情况完全不同。

任何经历过的事件都不是完全按照其最初的面貌进入人们头脑的,而是与个人的知觉、思想、态度、行为甚至想象等混合在一起。

我们无法将过去经历过的事件像录像机一样完整而毫无偏差的记录在头脑中，而只能根据个人的标准来保持着对事件的编码。

可以说，记忆与经历过的事实有关，却又不是它的孪生物。

这一方面标明了记忆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预示了记忆研究的独特魅力。

为何我们无法对经历过的事实进行正确的复制？这是一个需要经过长期无数的实证研究的验证才能解答的问题，也正是记忆研究最吸引人的方面。

正文一．错误记忆的早期研究追溯错误记忆研究的历史，最早对错误记忆现象进行实证研究的那个人就非Bartlett莫属了。

F.C.Bartlett(1932)通过其系列实验研究的考察指出，记忆并不仅仅是痕迹的重新兴奋过程，而是可想象的重构或建构。

这样，他第一次强调了记忆过程中的主动性作用，使得人们对记忆中存在的基本错误类型的认识从单纯的遗忘扩展到另一种—替代性错误，而替代性错误的表现即是，人们会错误地记住没有发生过的事件，或者对它们的记忆与真实情况不同。

继Bartlett之后，Loftus等(1974)的研究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干扰性信息所导致的记忆重构。

Bartlett(1932)的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是“幽灵的战争”实验。

在实验中，他向被试阅读一个印第安民间故事—“幽灵的战争”，然后让被试在不同时间间隔下重复地对该故事进行回忆。

结果发现随着重复时间的推移，被试的记忆表现出了大量的遗漏，但更有趣和引人注意的是，被试犯了替代性错误，即他们在故事中增加了一些内容，使其听起来更合理和连贯。

换句话说，在多次重复回忆后，被试的记忆发生了系统性的失真，对该故事的记忆发生了扭曲。

他将这种重复回忆的方法称为重复再生(repeated reproduction)。

Bartlet使用该方法所进行的系列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于他对再生的记忆(reproductive memor y) 和重构的记忆(reconstructive memory)做T区分。

再生的记忆是指对记忆中材料的正确而且机械的生成；重构的记忆则强调在回忆过程中会主动填充那些缺失的片段，而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发生错误。

对有丰富意义的材料(如: 故事和现实生活事件)的记忆更容易导致重构过程并因而发生错误，而对相对简单的材料(如:无意义音节和词表)的记忆则更容易导致再生的记忆且比较准确。

Bartlett由此指出，任何记忆都是在己有图式(即我们过去经验中形成的信息分类的方式)的基础上进行的。

当这些图式与正在记忆的内容相冲突时，便会使记忆内容歪曲以更适合于头脑中原有的观念，或者说更适合已有的图式。

他认为记忆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其对象是有意义的。

记忆具有建构的特征，回忆中人们会使用己保持的经验及头脑中已有的图式来对原始材料进行建构并对其进行解释，以重新生成该内容。

可以说，对记忆的建构特征的强调是Bartlett 为记忆尤其是错误记忆的研究所做的最大贡献.E．F．Loftus认为人们对事件的回忆并不是准确地再现，而是一种对实际发生事件的重构，人们会用新信息和已有信息去填补在回忆某种经历或某事件时所出现的遗漏，而最终导致记忆发生调整和改变。

与Bartlett所关注的内容不同，Loftus对记忆重构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干扰信息对记忆的影响方面。

在记忆研究的早期，研究者们主要关注的是干扰信息在遗忘中的作用，前摄干扰和倒摄干扰可导致遗忘的结果发现已久。

但当时的研究焦点是考察学过信息的遗忘，并不关注干扰信息是如何产生记忆扭曲和错误记忆的。

在1974年，Loftus与Palmer 创立了一种与倒摄干扰范式相类似的实验范式，使用不同的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干扰性信息是如何改变人们对事件的记忆的。

在Loftus和Palmer(1974)的研究中，先让所有被试共同观看一段关于汽车交通事故的简短录像，然后要求被试回答问卷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包含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两辆汽车时，汽车的时速大约为多少英里?”该划线位置的动词对于不同组的被试而言是不同的。

对于一组被试，划线部分的动词为“碰撞”；对于另一组被试，划线部分的动词为“撞毁”；控制组被试则不提问关于汽车时速的问题。

结果当动词为碰撞时，被试对汽车时速的估计34英里；而当动词为撞毁时，对时速的估计提高到40.8英里。

一个星期以后,当向所有的三组被试询问同样的问题:“在上次的录像中，你是否在交通事故现场看到了撞碎的玻璃?”时，发现在前次接受的问题中动词为“碰撞”的那组被试中，有14 % 作了肯定回答；而接受的问题中带有动词“撞毁”的那组被试中，有32%作了肯定回答。

事实上录像中并没有撞碎的玻璃，因而被试的肯定回答均是错误的。

Loftus 等认为动词“撞毁”或“碰撞”分别向被试暗示了不同程度的损坏，进而使被试关于撞车事件的记忆根据其记得的损坏程度发生了改变。

由于动词“撞毁”意味着更深程度的损坏，因而使他们在以后更可能“记得”并不存在的碎玻璃。

也就是说，有诱导性的问题改变了一个人对事件的记忆。

在此研究中，Loftus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错误记忆进行研究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误导信息干扰范式。

该范式的标准程序为: 先让被试观看关于某事件的录像或幻灯片，然后向实验组被试提供含有误导信息的关于该事件的其他描述或问题，而控制组被试则不提供误导信息，有些情况下会在一段时间间隔后，要求被试根据记忆回答一些问题，最后对被试回答的准确性和自信水平进行分析。

通常结果是，误导信息提供组的被试对事件信息的记忆要比控制条件下差，而且该效应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二.错误记忆研究的DRM范式DRM范式即Deese—Roediger—McDermott范式的简称。

Underwood对被试进行连续的再认测验，让他们判断每个呈现的单词是否属于先前学习过的词表。

当被试面对的是一个与先前学过的词有联想关系的词时(如:“桌子”为学过词，被试需要判断“椅子”是否学过)，他们更容易对该词产生虚报(如:认为“椅子”是学过的);而当测验词与先前学过词之间没有联想关系时，对测验词的虚报率会降低。

后来的许多研究发现，这种错误再认效应尽管有时很小甚至并不存在，但还是能够复制的，而且该效应会随着先前呈现的与测验词有语义关联的词的数量增加而增加。

在错误再认研究之外，Deese最先使词表学习范式报告了强大的错误回忆效应。

在Deese的研究中，向被试呈现由15个单词组成的词表，词表中的一些项目与同一词表中的其他项目之间具有很高的联想，另一些则没有.在后来的自由回忆任务中，Deese观察到，对词表中项目正确回忆的可能性是与该项目和其他项目的语义关联程度密切相关的，他还发现犯干扰性错误(即不正确地回忆出词表中未呈现过的项目)的可能性与词表中真实呈现过的项目的关联性密切相关。

为进一步考察这个效应，Deese向被试呈现12个单词组成的词表，词表中所有的项目都与一个特定的未呈现过的词产生联想。

结果在后来的自由回忆测验中，有42%的被试错误地回忆出了那些未呈现过的词，而且对于其中一些词表，错误回忆非常高。

Roediger和McDermott使用相似的词表学习范式将这种干扰性错误作为他们的研究焦点进行了考察。

在实验一中，他们向被试呈现由 1 2 个单词组成的词表，词表中的所有项目均与某个最高关联词(后来被称为关键诱饵)有关，但这些高关联词在学习阶段并不呈现。

他们验证了Deese 的发现，观察到在即时回忆测验中被试有40%的几率错误地报告了这些高关联词，而且它们被报告的几率甚至超过了一半呈现过的单词，并还伴随着较高程度的自信。

在实验二中他们对词表中项目进行了扩展，并在回忆之后增加了再认测验，即: 将高关联词与其他学习过的词一起呈现，让被试来再认它们是否在学习阶段呈现过。

同时让被试进行记得/ 知道判断，结果仍然发现了对未学习过的高关联词的较高虚报率(即将它们识别为“旧的”比率)，它们几乎接近学过词的击中率，甚至被试还报告说他们“记得”这些词曾经呈现过(即声称能够回忆出这些高关联词当初呈现时的细节)。

Roediger和McDermott的研究是对Deese的工作的系统拓展，他们改进了Deese所使用的研究程序，将学习一自由回忆扩展为学习一回忆一再认，并最终形成Deese-Roediger-McDermott(简称DRM)研究范式。

三.错误记忆的理论模型内隐激活反应假设（implicit activation response hypothesis, IAR）是由安德伍德（1965）提出的，他认为在学习阶段被试通过对学习项目的加工从而激活了这些实际上并未呈现的关键项目，并在后来的回忆或再认测验中表现出了对这些项目的错误回忆或错误再认。

这种激活过程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

也就是说，在错误记忆的研究范式中，关键项目的激活不是因为其真实地呈现，而是因为词表中相关项目的激活所导致。

而且，词表项目与关键项目的关联程度越高，错误回忆或再认的次数也就越多。

但是，如果增加词表中项目的内部相关性，则激活更容易向词表中的其他项目传递，而不易向关键项目传递。

因此，词表的真实记忆会增加，而关键项目的错误记忆则减少。

曼弗依、纳尔逊和寇玛苏（McEvoy、Nelson和Komatsu，1999）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也就是说，语义上的相关不仅可以通过提高学习项目的激活水平而增加真实记忆的可能性，也可以通过提高关键项目的激活水平而增加错误记忆的可能性。

布瑞内德和瑞纳（Brainerd和Reyna，1995）的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 FTT）指出字面及要点的痕迹是再认判断的基础。

字面痕迹代表的是物理刺激的表面细节，而要点痕迹代表的是刺激的意义。

曼弗依、纳尔逊和寇玛苏（1999）的实验中发现，当增加词表项目和关键项目之间的关联以提高关键项目的要点痕迹时，便会增加错误记忆的可能性。

相应地，在真实记忆中，要点痕迹可以通过高水平语义加工产生，同样会提高真实记忆的水平。

源检测框架Johnmn等人提出源检测框架(Source-Monitoring Framework．简称S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