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戏剧通论人鬼型小说分析

二、文学作品最具”个性”，最珍视特殊，把文学作品作类型区分，只是一种研究方法的体现，创作家决不会按照”类型”来撰写作品，因此，本文所说的“离魂型”、”还魂型”和纯粹人鬼相恋型也只是大致区分，如果胶柱拘泥，生硬套搬，却会离开文学创作的通例。如明代汤显祖的著名作品((牡丹亭》就几乎融合了上述三种类型的故事特征。它既有男女主人公柳梦梅和杜丽娘梦中的幽会(即双方离魂相会)情节，又有杜丽娘死后，其鬼魂和柳梦梅幽会情节(即人鬼幽会)，最后还有杜丽娘返魂复活，与柳梦梅正式成婚的情节。其中又穿插了杜丽娘死前描容作画，柳梦梅拾画相思等描写，这种描写又是从上述”画中女”故事汲取、生发而得。实际上，汤显祖在《牡丹亭》中把上述”离魂型”、”还魂型”和人鬼相恋这三种爱情类型结合在一起，是一种集大成式的主干情节。
与离魂、还魂型故事相比较，人鬼相恋型故事数量更多，也自有变化和迁异过程。与最早的人鬼相恋文本《谈生》相距不远，同是写人鬼恋的晋干宝《搜神记》中的《紫玉》篇就见出新意，其间描写吴王夫差之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吴王不允婚配，紫玉郁郁而亡。韩重前往墓前途中，紫玉显魂，说是死生异路，永无后期，愿做人鬼夫妻。三天后却行分别，已遂生平之愿。社会悲剧色彩更见浓厚，珍惜情爱之意也更显深重。
以上三种类型故事最初当是民间传说，后来被写成文本。但在这以后，此类故事还会不断在民间传说中出现，并且产生各种衍变和演异。譬如较早的南北朝时代的《庞阿》篇中的离魂故事的主人公，仅仅是因为爱上男主人公美貌，于是灵魂离开身躯，私奔前往。到了唐代传奇小说《离魂记》中，女主人公离魂私奔，就含有反抗封建家长制，争取婚姻自由的思想意蕴。但这并非只是作者陈玄的创造或”加工”，因为它原来也是一个民间流传的故事。陈玄祐在这篇小说的末尾曾有说明：”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规，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规堂叔祖，而说极备细，故记之。”可见，这类”离魂”故事本来就是民间传说，所以在口头上”多有异同”。这就说明，同一类型的民间传说故事，在不同的时代，它会不断的产生，而且总会发生程度不同的这样那样的变异。这里未必有作者的文本功能在内。也就是说，像《庞阿》与《离魂记》未必是作者一空依傍，虚构创造的，它们之间也未必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另一种情况却也同时存在，就是历代的作者也常常有意识地”改造”前代故事，把它们作种种变化的描写，显得丰富多彩，这就属文本功能了。例如，明初瞿佑《剪灯新话》中的《金凤钗记》所写离魂故事更加显得新奇。吴兴娘因思念远出不归的未婚夫崔兴哥，郁郁死去。后来崔兴哥回到扬州，吴兴娘的鬼魂附在妹妹庆娘的身躯上前去相会，并且双双私奔，这时吴庆娘实是病卧在床。一年后，崔兴哥夫妇又回到扬州吴家，这时兴娘说明真情，鬼魂离去，妹妹庆娘立时病愈，却不知情。最后，兴哥与庆娘成婚。明末凌濛初把这篇文言小说《金凤钗记》改写成白话短篇，题目就叫做《大姐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收入《拍案惊奇》小说集中。这个故事很明显既汲取了离魂型故事，又汲取了《太平广记》选录的唐人温畲《续定命录》的《李行脩》篇的情节。《李行脩》这篇小说描写一位东台御史李行脩的故事，李和妻子王氏十分恩爱，王氏死后，李在稠桑驿遇见一位”善录命书”(犹善于星命之学)的王姓老人，在他的帮助下，与妻子冥间相见，妻子嘱他与妻妹成婚。
与此相类的还有元人郑光祖《倩女离魂》杂剧，郑光祖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他的这个杂剧作品被文学史家誉为”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由于这个剧本的主干情节来自《离魂记》，却又反过来使((离魂记》在元代以后更是广为人知。”母本”靠改编本扬名，这在文学史上并不罕见。
作为”离魂型”故事的”姐妹题材”的”还魂型”爱情、婚姻故事则常常与人鬼相恋交织在一起。这类作品出现得也较早，东晋干宝《搜神记》中的《河间郡男女》以及据此增润而成的《王道平》就已经出现了还魂复生的爱情、婚姻故事。秦始皇时，长安少年王道平与同村少女唐文榆”誓为夫妇”，后来王道平”被差征伐”，羁留南方，九年不归。唐文榆在父母强迫下嫁给了刘祥，三年后”悒悒而死”。她死后三年，王道平得以还家，邻居告诉他唐女的悲惨经过。王道平在唐女墓前”悲号硬咽”，”绕墓悲苦，不能自止”。后来他打开墓门，唐女尸身未损，并复活还生，二人结为夫妇，而且长寿百岁。
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人们评论以这类故事为内容的文学作品时，通常用浪漫主义创作手法来作解释。读者和观众则由于具有现代的认识水准和科学态度，不可能去相信离魂幽会、人鬼相恋与还魂复活这些情节的”真实”，所以也就往往认同浪漫主义或积极浪漫卞义一类的解释。
作出这类解释的评论者一般并不认定中国的古典作家具有上述”主义”的自觉态度。事实上，无论就这些作家主体来说，还是就当初民间传说的传播者的主体来说，他们对这类故事的”真实”实在是深信不疑的。《离魂记》的作者陈玄祐就曾言之凿凿地说是实有其人；陶宗仪也说，《鬼室》故事属实”有之”，”此事余童子时闻之甚熟，惜不能记两监郡之名”。至于宋人郭所撰《睽车志》，取义《易·睽卦》所谓”载鬼一车之语也”。清代的四库馆臣当然知道”睽车”之意，但还是说此书所载”为当时耳目所闻者”。对古代大多数读者和观众来说，他们对这类故事、传说以及具有这种内容的文学作品，也并不会去求证它们是否纯是事实。当然，像汤显祖这样的作家并非是有鬼论者，所以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他只是借生生死死故事来写”情”。至于清初那位写鬼描狐圣手蒲松龄，也不是鬼狐迷信论者，那篇《公孙九娘》实际上是通过人鬼恋来写一群被清政府镇压杀戮的冤鬼，所谓”香草沉罗，血满胸臆”。但对于古代大多数读者和观众来说，像《牡丹亭》和《聊斋志异》这类作品非凡的艺术力量，使他们在审美过程中见怪不怪.津津乐道，也不会追究真耶假耶!所以”浪漫主义”云云，评论者只是在作一种”现代”阐释。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和观众来说，仅仅将还魂、离魂一类情节解释为浪漫主义手法或积极浪漫主义方法，则可能会遭遇一种可能出现的误区，难以进人古代作家所设置的语境中去获取审美认同。而审美鉴赏的规律昭示我们，如果忽略乃至忘记去再现出一定的语言文化环境，易于导致人们对古典作品作出概念式的图解。所以，人们越来越不满足那种并非全错的浪漫主义手法之类的说法，更多地转换其他视角，作出这样那样的阐释。
唐人传奇《独孤穆传》(见《太平广记》引《异闻录》，作者不明，或谓陈翰作，或谓李玫撰)中描写的人鬼恋故事既具政治色彩，又有文情凄婉的特点。作品主人公独孤穆遇见的女鬼竟是二百年前即已死去的隋炀帝的孙女杨氏。隋末，宇文化及在江都诛杀炀帝同时，杀死不少隋室皇裔亲臣，其中有车骑将军独孤盛和炀帝的孙女。独孤穆是唐代贞元年间人，是独孤盛的八代孙。小说作者匪夷所思，描写时空距离如此遥远的人与鬼之间互通款曲，成就婚姻，所谓情通幽显，永以为好。作品中描写炀帝孙女杨氏自述身世时，充满凄婉之情，它的政治色彩则表现为隋室之亡唱挽歌。更有特色的是，这对人鬼夫妻最后”永以为好”的结局并不表现为女鬼还魂，却是男人”暴亡”，合葬杨氏墓中，去做”长久”的鬼夫妻了。
《南村辍耕录》的撰者陶宗仪在《鬼室》篇后议论说，唐人杜荀鹤《松窗杂记》中也有画中女子走出画面，与画幅藏主赵颜成婚生子故事。陶氏所说《松窗杂记》所记画中女故事实即《太平广记》中的《画工》篇，不属还魂型，那女子不是鬼，而是所谓“神画”上的”地仙”。但于此却可见出《鬼室》故事挫笼参会，自成一格，它把”还魂型”和”画中女”故事糅合在一起了。
中国特色的“人鬼之恋”小说与戏剧
——元明清戏剧漫议之二十三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就已经出现的女主人公”离魂”、”还魂”故事，大多与爱情、婚姻问题联系在一起。细加区分，大致可分三种类型：离魂型、还魂型和纯一的人鬼相恋型。这三种类型故事在发展过程中多有演变，也有交叉。以民间深层文化背景作观照，从各种视角来研究它们的演变和交叉，人们将会进入一个丰富的文化世界。这些“志怪小说”多数成为了后世杂剧创作和传奇创作的“母题”，梳理一下“志怪小说”的人鬼之恋故事类型及其与后世戏剧创作的渊源关系，对于深层次解读“人鬼之恋”模式的各种戏剧文本会大有裨益。
一、我国的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戏曲作品中，常有”离魂型”和”还魂型”爱情、婚姻故事，它们往往与人鬼相恋故事交缠在一起，但如作严格区分，应该分作三类：离魂型、还魂型和纯一的人鬼相恋型故事。
我们今天可知离魂型爱情故事的最早文本是南朝宋代刘义庆所撰《幽明录》中的《庞阿》篇，它描写一位石姓女子，爱上一位”美容仪”的男子，名叫庞阿，于是私去庞宅，庞阿的妻子妒怒，指使婢女缚住石女，送还石家，途中石女”化为烟气而灭”，婢女径自到石家，说明此事，石女的父亲吃惊发愣，说他的女儿一直在家，”都不出门”。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石女的”魂神”去了庞家。一年后，庞妻得病去世，于是庞阿娶石女为妻。
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
还魂型爱情、婚姻故事也有不断地变异、丰富的发展过程。例如宋人郭《睽车志》中的《绚娘再生》篇，描写一位官家女儿绚娘死后旅殡佛寺，其亡灵却与寄寓寺中的一位文士相爱，终于复活，双双私奔他乡。情节构思较之《王道平》固然更见奇巧，思想内容也见出新意，人鬼殊途可以暗中相恋，但一旦亡灵复活，成了人间夫妻，却要遁走异方，呈现出比较深刻的社会批判意义。
博主认为《独孤穆传》对宋人钱易的《越娘记》和清人蒲松龄的《公孙九娘》都有影响。只是后两篇文言小说中的人鬼恋都以短暂相聚，即行分离作结，悲剧色彩较浓，也就不再向还魂或鬼夫妻转化了。倒是宋元白话短篇小说中的《碾玉观音》(见《京本通俗小说》)出现了由人鬼夫妻到鬼夫妻的情节，区别在于男主人公崔宁并不像《独孤穆传》和《越娘记》中的男主人公那样分明知道对方是女鬼，却衷心相爱，他其实并不爱鬼，也并不知道他的妻子秀秀已成为鬼，当得知真相后，没情没绪，恐惧害怕，却被秀秀双手揪住，叫得一声，四肢倒地，命归黄泉。这就是所谓”秀娘舍不得生眷属，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足显市民小说特点。
元明之际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中的《鬼室》篇所写人鬼婚姻更见奇特：温州监司之女未待婚配，即因病去世。监司请人画写女儿之像，每年年初张设哭奠，平常日子则收藏起来。监司任满离去时，忘了将画像带走。后任监司之子发现此像，把它悬于卧室，有一天，那位像主忽从画中而出，自此两人夜夜相会。后来监司之子强求女子吞食饼饵，女子忽然由鬼变人，只是不能言语而已，于是结为正式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