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战略思想史》(节选)——毛奇部分

《西方战略思想史》（节选）——毛奇部分

（1857年）毛奇代理普鲁士的参谋总长，在其指导之下，普鲁士的陆军在19世纪60年代中三战三胜，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而在战略思想领域也结束了约米尼所保持的启蒙传统。

丹麦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普法战争（1870－1871），合称日尔曼统一战争（The German Wars of Unification），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地图。法国的欧洲第一强国的地位遂由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所取而代之。德国的陆军成为全球的模范。其参谋本部、军事教育、动员体系等均成为他国摹仿和学习的对象。而在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背后，又有普德军事学派（The Prusso－German Military School）的出现。在19世纪后期，此一学派对于军事思想、理论和历史都曾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普德学派又自有其悠久的源流。其源头固然可以回溯到菲特烈大帝，但此一学派的大宗师却是毛奇（Helmuth Carl Bernard von Moltke，1800－1891）。很明显可以看出，毛奇的一生是与19世纪相始终。所以，概括言之，19世纪的军事思想几乎是完全处于他的影响之下。毛奇不仅是西方历史中最成功的职业军人，也是西方历史中最伟大的参谋总长。他不仅是名将而且也是福将。除早年不得志外，一生都一帆风顺。他每战必胜，从未败北，为任何其他名将所不及。他不仅位极人臣而且也克享大年，其所谓富贵寿考兼而有之。

毛奇不仅功业盖世，且道德文章也为后世景仰。我国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但想要兼此三者实在是极难。在古今中外的职业军人中可能就只有毛奇能达此种标准。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名将，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对于毛奇曾作下述的评论，现在就引用它来作为介绍：

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一位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作为思想家和计划家，他举世闻名，在作战的指挥中也已证明他是天才。仪表不凡，天生沉默，深思熟虑为其特色。他有伟大的影响力，不仅是伟大的军人，而且也是高贵的绅士，杰出的作家和对国事有充分研究的观察家。

毛奇的生平

毛奇出生于1800年，其父本为普鲁士军官，后移居丹麦并归化为丹麦公民。所以毛奇出身于丹麦陆军，并在1819年初任尉官。他在1822年申请返回普鲁士服役。普鲁士陆军对于这位志愿投效的青年尉官待遇很苛刻，要他通过极严格的考试，然后再从最低阶层爬起。一年之后，他侥幸地被准许进入战争学院。当时的院长就是克劳塞维茨。不过，克劳塞维茨根本不授课，所以毛奇也就不曾亲聆其教诲。固然，他以后曾宣称其思想曾受克劳塞维茨的影响，但那可能都是从书中读来的。简言之，毛奇于克劳塞维茨只是徒有师生之名而已。

战争学院的课程使毛奇获益匪浅。像地理、物理、军事史实等课程都教得很好，所以也使毛奇对于这些学科产生了持久得兴趣。1826年毕业后他返回其团部服务，但大部分时间都是充任军官在职教育的教官。1828年毛奇被指派进入参谋本部工作。此后60多年他都不曾离开参谋本部。除在丹麦和普鲁士陆军中当过5年中尉以外，毛奇就不曾充任任何队职。当他65岁时在普奥战争中实际指挥作战以前，他从来不曾指挥一个连级以上的单位。不过，在1835年到1839年之间，他曾被派往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使他有机会获得若干实际战争经验。

在1820年到1830年间，毛奇的生活相当贫困，但他仍能安贫乐道，并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他早年对地理最有兴趣，以后又

曾对历史作深入研究。当他在战争学院毕业时，已通晓德、丹、法三国语言，以后又自修英、俄、意三国语言。等到在土耳其充任军事顾问时，又学会了土耳其语。这足以显示其天才与好学都异于常人。他的英语造诣颇佳，曾用两年时间翻译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来赚取稿费，补贴生活。其学识基础和表达能力都随着年龄而扩大，毛奇终于成为德国杰出作家之一，专凭其文章亦足以享誉千秋。

毛奇不曾变成政治家或有创建的政治思想家。他是克劳塞维茨的信徒，深知政治与军事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他却坚持职业军人不干涉政治的原则，并诚意服从政治家的指导，尽管他有时会从战略观点向政府当局提出政策性的建议。毛奇是一位非常谦恭的君子，虽然热心工作，但却淡于名利。他沉默寡言，与世无争。诚如希里芬对他所作的赞扬：“极大的成就，极小的表现，质胜于文。”由于毛奇能以身作则，遂使此种作风也终于变成德国参谋本部的传统。

毛奇在1855年奉派为菲特烈威廉亲王（Prince Frederick William）的侍从武官，因此认识了这位亲王的父亲，那也就是未来的德皇威廉一世（William 1）。他对毛奇可谓一见倾心，从此也就决定了毛奇后半生的命运。次年毛奇升少将。1857年，威廉出任普鲁士的摄政王，他上台之后所任命的第一批人事中就有派毛奇代理参谋总长一项。次年威廉正式即王位，从此时开始，毛奇就一直在此位置上到1888年为止。

威廉即位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内，而在军事方面，最重要的工作则为政治性和技术性的改组，所以，军政部长罗恩（Albrecht von Roon）远比参谋总长有权势。在1866年普奥战争之前，毛奇几乎还是一位不知名和坐冷板凳的人物，但毛奇并不以为侮。从1857年到1866年，他利用此种与世无争的机会，一心埋头于未来战争的准备，遂终于能一鸣惊人。

毛奇突然变成第一号要人和举世皆知的英雄，似乎是出人意料之外，但事实上，则为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并不足怪。普法战争之后，毛奇在军事史中的地位也就达到了最高点。此后，他还继续做了18年的参谋总长。在这个阶段中，其主要工作是替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家里适当的军事基础，拟定未来战争计划，加强参谋本部的组织和教育后辈。他到1888年才退休，1891年逝世，享年91岁。

毛奇的思想

毛奇实在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思想家，但因为其在功业方面的成就太大，遂令一班人反而忽视了其在学术领域中的贡献。毛奇对于战争的研究渊博而精深。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奇士，读书极多，接触面也极广。即以学界而言，像他那样渊博的人都很少见，而在职业军人中则更是有如凤毛麟角。他对于拿破仑的经验和克劳塞维茨的理论都有深入的了解，但又并非他们的盲从者，因为他的心灵具有高度弹性，随时都能通古今之变。

毛奇虽非专业作家，但其著作的数量却多得惊人。在其逝世之后，由德国参谋本部将其遗稿整编出版，共分为两大类：（1）为其一般文件及信件，共为8卷；（2）为其军事著作共为17卷。因为那是由后人所编辑，所以也就缺乏完整体系，据说还有若干稿件被遗漏不曾纳入。至于毛奇本人对于其战略思想则只作了两种简略的概述：（1）在普奥战争于普法战争之间所写的《对高级部队指挥官的训示》（Instruction for Superior Commanders of Troops，1869）；（2）在普法战争后所写的《论战略》（On Strategy，1871）这两种著作也都已收入其全集之中。

虽然这两项文件可以作为毛奇思想的代变，但他的全部思想还是散布在许多战史研究和备忘录中，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所以要对其作综合的概述，实在恨不容易。毛奇是于学无所不窥，其思想